給年輕記者的信
May 22, 2010
博雅書屋
塞繆爾．弗里德曼
180
梁岩岩、王星橋
无
序言 三十年前，當我還像你們這麼大時，我就開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報社做記者。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那個晚上之前，我已經在學校報刊做了七八年的時間，是從初中的學校報刊做起的。在這一年的夏天，我在《信使報》實習，這是我第一個既喜歡又能拿到報酬的工作。這家報社位於新澤西郊區，他們的報紙日銷四萬五千份。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從未忘記在那個夜晚所感受到的狂喜。 當時，我差幾個月就十九歲了。我那時甚至沒有正式的白襯衫或西裝外套。如果沒記錯的話，我記得我向父親借了件便服套裝。他比我矮近八公分，所以這件衣服我穿著不太合身。我的頭髮向下披散著，留著連鬢鬍子，那是我幾個月前去俄勒岡州旅行時開始留的。當時的我看起來簡直像一個流浪漢。 我擁有對記者這個職業來說十分重要的東西：原子筆和速記筆記本。這些東西比我那不合時宜的穿著重要。在上班前，我趕到了《信使報》的停車場。我的工作時間是從晚上六點半到淩晨兩點半。這裡也沒有什麼訓練和指導的過程。我把在大學校刊工作時的剪報帶來，這讓編輯相信了我的工作能力。於是，我就被雇用了。我的工作是頂替休假的記者採訪當地政府。上班的第一個晚上，我被派到一個叫布蘭奇伯格地方，去採訪鎮委會。當時的情景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我在截稿之前完成了工作，並因在文章導言中加進了「assuage」（緩和）這個詞，獲得了夜班編輯的讚賞。 在我的報導發送完之後，我就有時間觀察自己周圍的一切了。《信使報》佔據了第二十二大街附近的一幢低樓層的現代化辦公大樓。白色的磚和茶色的窗戶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保險公司或傢俱店。在新聞編輯室，螢光燈照在一排排仿木的桌子和手動打字機上，令編輯室亮如白晝。編輯在辦公桌前坐成一排，用膠水把剪報黏貼在一張紙上備用。廢棄不用的稿子會專門裝訂起來。在編輯的身後沿著牆放著接收通訊社新聞的機器。在兩扇旋轉門的那一頭有排字室和印刷室，這些地方都被結實的、身上墨跡斑斑的印刷工控制著，他們認為記者是一群愚蠢的傢伙。狹窄的走廊下面是我們的「咖啡館」，那裡有六七台投幣式自動販賣機，裡面有可用微波爐加熱的薄餅。 我實習的第一夜，就對新聞瞭解甚多，知道這不是《頭版》的神話世界。我們不是在城市哩，沒人戴著軟呢帽，從抽屜裡偷偷拿出酒喝，或喊著：「重寫一遍，孩子。」《信使報》原來在新澤西普蘭菲爾德的鬧區裡。普蘭菲爾德是一個小城市，因在這裡建了麥克卡車廠而發展起來。一九六七年，這座城市的黑人突然爆發騷亂，暴徒把一個白人員警踩死了。因為這個緣故，《信使報》才決定遷移到郊區。 在以後的幾周我發現，我所認識的記者中，似乎有一半喜歡報導過去的事情，而另一半喜歡報導未來的事情。有一個叫福里斯特的老記者，為了躲避去採訪有關死者的消息而躲在桌子底下；他的同齡人——瑪姬，有時就在桌上睡著了，假髮還會跟著脫落；編輯菲爾則不停地抽著雪茄……但我不能因為有幾個人特立獨行就否定這一整個世代的記者，他們之中還是有能適應現代化大都市的生存環境、具有機敏意識的懷疑論者傑克．吉爾，也有中年時期在美國和平隊【1】轉變人生的理想主義者霍利斯．伯克，他們不但有經驗，而且還有智慧。 很自然地，我被年輕人的圈子所吸引。這都是些二十幾歲、受過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編輯記者。城市版的編輯安．德沃伊戴著染色的飛行員眼鏡讀稿，還抽著煙，吃著三明治。調查版的記者山姆．梅迪斯用他在羅格斯大學寫的詩談論報紙。安最後成為《華盛頓郵報》駐白宮的記者，山姆成為《今日美國》的特約作家，其他人也去了《巴爾的摩太陽報》、《新聞日報》或《紐約時報》。雖然在那個夏天，這樣的目標看起來還十分遙遠。 對我來說，一星期掙個一三○美元已經夠多了。那時，我出席了一系列市政會議，從區委會、教委會到城市規劃委員會。我打電話到一些員警部門，瞭解每天案情的摘要。因為我和報紙的戲劇評論家很熟，他請我觀看了夏季的輪演劇目。我很高興能成為這個記者隊伍中的一員，在去採訪之前，我們會一起分享義大利麵；在開車回家前，我們會抓緊時間在安伯斯商店關門前喝上一杯。在那個夏天，那些悶熱潮濕的新澤西夜晚從未顯得那麼富有魅力。 在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在南邦德布魯克做焦點記者的替補。那是座平靜無事的藍領城市。這時，有人打電話給我提供內幕消息。他說，在此城邊緣的運河邊的小道上有一堆可疑的垃圾碎片。這是那個夏天唯一真實的內幕消息。我開車去那裡，發現了一堆十五呎高的垃圾。透過仔細觀察，我發現在垃圾下面蓋著海綿一樣的白色材料，這使我警覺起來。離這裡幾哩遠就是石棉製造商約翰斯．曼維爾的工廠。工廠裡數百名在職和離職的員工由於吸入粉塵，患了罕見的癌症。我馬上根據這個發現寫了篇報導，這引起了州環境保護部門的重視，派人來檢測垃圾的成分。後來證實這堆垃圾中果然有石棉。這是我第二篇引起轟動的報導。那裡的業主做出反應，雇了個大學生看管垃圾。大學生坐在一輛馬車的沙發上，觀察周圍的動靜。這以後事情的發展，伴隨著頭版照片，成為第三篇引起轟動的報導。好幾個晚上，當我在報社中走過福里斯特身邊時，他總會喃喃地對我說：「石棉，你就是那個寫石棉的人。」我搞不清楚他是在恭維我，還是在譴責我。在八月份快結束的時候，我終於了解到，吸引福里斯特對鮑勃．馬利的注意是最安全的。真沒想到，他居然喜歡鮑勃．馬利。 我不是在寫這些石棉的文章時，才決心做一個新聞記者。我早在八年級自願做校報總編輯時，便下此決心了。但是，這段《信使報》的工作經歷，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決心。這段經歷讓我感到，我的工作確實是有分量的。它讓我感到我確實是傑克．吉爾、霍利斯．伯克、安．德沃伊和山姆．梅迪斯這些人中的一員。我不只是個實習生，一個無關緊要的人。 這個夏天，我最後一次的值班結束了。和我實習的第一天一樣，也是發送一些市政新聞，等待著新聞發佈。夜班編輯查理．納特只比我大七八歲，但他皺眉的樣子就像個七旬老人。在兩點半之前，查理不道晚安，是沒人敢走的。而對查理來講，道晚安似乎是極度痛苦的事。好像早幾分鐘下班就會有懶惰之嫌，就會威脅到我們的靈魂。我注意到他道晚安的時候，總是用單調的語調，眼睛總離不開他編輯的稿子。而我們則像一群蟑螂一樣飛速逃走了。但當我度過這個夏天的最後一個美好夜晚時，聽到他說「晚安」，我心裡反而很不好受。聽到這句「晚安」，我很難過，這種感覺有些不可思議。 我告訴你這個故事，是因為用它作為開頭沒有任何壞處。我告訴你這個故事，是因為你要從我這裡得到一些忠告，你也應當知道一些給你忠告的人的事。我不能拿有關戰爭的報導來嚇你，教你如何躲避子彈，如何和將軍對抗，因為我從未採訪過戰事。我也不能拿有關白宮內幕的報導來向你炫耀，因為我只去白宮參觀過，從來不瞭解其中的秘密。我寫過一些有關貧困、政治腐敗和詐騙醫療補助方面的報導，但我不能把自己說成是像韋恩．巴雷特和洛威爾．伯格曼那樣的以揭發醜聞為職業的人。我已花費了大量時間探索那些被認為最不性感也最不搶眼的主題，我關注的是文化、宗教、教育和移民等問題。如果你讓我做出選擇，我還是喜歡寫不出名的人，而不願寫名人。當我在聚會中或在編輯室和記者聊天時，偶然得知有人和我報導的人物一樣，我就會感覺我做錯了。 我也許有和你們一樣的經歷，至少在我們這個行業中是很普通的經歷。我是從一家小報社（《信使報》）跳到中等規模的報社（《郊外論壇報》），再到大報社（《紐約時報》）的。我已寫了六本書（包括這本書）。在過去的十五年裡，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新聞。我的學生自己也寫了書，為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全國廣播公司、《滾石》雜誌和《商業週刊》供稿。 透過教學、採訪和寫作，我不得不考慮，做為一個新聞記者需要做什麼，做一個新聞記者意味著什麼。在我的課堂上，在我給你們的這些信中，我要把這些思考形成文字。剛到哥倫比亞大學當助教時，對於新聞學是否能被講授，我是抱著懷疑的。我在威斯康辛大學所讀的新聞系的課程，可以說是一種浪費。大學的校報《每日要聞》才是我的課堂，而經驗才是我的導師。一路過來，我真正的指導者是校報的編輯和老記者，而不是學校裡的老師。然而，我還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堂課上向學生說明，學校課程有種改變我心靈的力量。因為我體會到，給學生修改文章時所產生的溝通，正是一種有力的指導。我確信在一個記者的成長過程中，好奇心和嚴肅的工作態度比天生的能力更為重要。 這些年來，我也逐漸總結出是什麼使新聞教育失敗。原因就是有一群崇拜英雄的學生，對著名作家所寫的戰爭報導頂禮膜拜。我記得我的新聞班上有一位意志薄弱的學生問我，他是否可以蹺課去聽大衛．哈爾伯斯坦【2】的講座。我說：「如果你去聽了哈爾伯斯坦的講座，你將永遠不會成為哈爾伯斯坦。」事實上，哈爾伯斯坦的第一份新聞工作，是在密西西比州的西點的一家日銷量才四千份的報社。現在他七十多歲了，但當他為寫書做研究工作時，他還能為一天能進行兩次標準長度的採訪而自豪。至於我那位蹺課去聽講座的學生，我至今還沒有看到他的署名文章。 當然，在這本書中，我不會是你的標題編輯，教你怎樣去推敲字句。雖然我希望我所寫的東西能讓你更懂得如何修改自己的稿件，但這本書的本意並不在於此。它不是一本教科書、一本歷史書、一本新聞批評著作，雖然它和這些書有一些共同點。不論是我的還是其他人的書，都不會為年輕記者提供特別的、職業上的指導。這種指導只能從一個有才華的編輯那裡獲得。我很幸運能走過這段路，我希望你也同樣幸運。 那麼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我希望我能教給你一個新聞工作者接觸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能灌輸你一些思維習慣，鼓舞你去建立職業道德。我一生都在平面媒體工作，但是，我能告訴你有關技巧、正直、好奇心和去關注人類命運的內容，而這些對從事廣播、電視和網路工作的人也同樣適用。甚至我想和你談談繪畫、音樂和戲劇，我很樂意，而且我覺得自己有這個水平。實際上，我確實希望你去學習藝術，它將提升你的文化修養，提升你的生活。偉大的新聞記者絕不會只停留在閱讀報章雜誌、收集新聞材料和收聽新聞報導上，而會在文學、電影和爵士樂等偉大的藝術中尋找養分和催化劑。 我把你們當做在高中和大學裡的記者，就像我以前那樣，也把你們當做我現在正在教導的研究生，當做我第一次工作時的年輕同事。我還記得那種渴望、那種雄心壯志和對提升自我的渴求。我渴望成為傑出和卓越的人，我也只願意教這些追求卓越的人。我有時被激怒的時候會告訴我的學生，「我嚴肅地對待你的作品，問題是你自己是否嚴肅地對待你的作品」。我承諾，如果你把事情做好了，我會大大地讚揚你。我把我看成你的長者，而不是你的上級。我所獲得的東西大部分來自我的失敗，而不是我的成功。我將把我犯過的錯誤一一指示給你。像我熟悉的一位牧師對他的教徒所說的那樣：「教會不是聖徒的博物館，它是罪人的醫院。」 我歡迎你的加入，也因為你的關注而感到榮幸。最後，我要你相信，像我所相信的那樣，你已經選擇了一個重要的、有價值的職業，一個不需要感到抱歉的職業，一個能使你快樂的職業。 【１】編者注：由志願者組成的美國政府代表機構，成立於一九六一年，該機構的志願者在經過訓練後被派往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 【２】編者注：美國著名記者兼作家。一九五○年代曾任《紐約時報》駐外記者。一九六三年因由西貢發回的新聞報導而榮膺當年的普利茲獎，從此聲名鵲起。
媒體不再是各種觀念交鋒之地，只是容納極端偏執思想的回音室？當我們看到充斥著流言蜚語、色情謀殺、娛樂八卦和虛假造作的各種報導，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價值觀、對讀者負責的勇氣，從未像如今這般重要。透過美國資深媒體人之眼，重新檢視媒體運作的核心價值。在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給年輕記者的信》作者弗里德曼在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兩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給年輕記者的信》中，他與年輕記者們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和讀者分享了自己從高中校刊做小記者到大學畢業後走向社會，直至成為著名記者的奮鬥經歷。在做這些工作時，他有對傳統的繼承，也有隨著時代發展的創新。無論是做廣播採訪、電視報導、網路部落格，還是偏遠地方的冷僻新聞，弗里德曼的目標都是在採訪、寫作、思考、探究的過程中，塑造一個優秀記者的思維習慣。在當今社會，隨著媒介形式的巨大變化，新聞行業和新聞記者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而弗里德曼以他新奇的觀念和激動人心的故事，為已經或即將踏入新聞行業的人們提供了富有睿智的指導和靈感。
塞繆爾．弗里德曼（Samuel G. Freedman）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和新聞教育長達三十年。已出版過五本書，並為多家媒體撰稿，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全國廣播公司、《滾石雜誌》和《商業週刊》。曾獲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並榮獲美國猶太圖書獎。
致謝 序言 第一章 特性 作為人的新聞記者 忠誠誓言 我們要背叛嗎？ 第二章 報導 做足功課 磨損的鞋 搶風航行 匿名的消息來源 打字與思考 第三章 寫作 寫作的階段 形式和功能 敬畏文字，尊重語言 有關我的書 愛與隔離 第四章 職業生涯 堅守你的立場 為漸進主義唱讚歌 迎難而上 圖書市場上的失敗 後記
作為人的新聞記者 要成為有道德的新聞記者，你必須永保仁慈之心。你大概會認為我正在說一個眾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客觀的理想狀態是新聞記者對於所採訪的對象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為了確保公正，新聞記者被要求不動感情。但我個人總是認為「客觀」是一個錯誤的辭彙，因為人不能迴避主觀。新聞記者所追求的就是怎樣更好地體現公正，這一主題本身值得我們稍後單獨討論。無論你把在新聞中保持距離稱為客觀還是公正，或是有其他什麼詞，新聞距離不能、也根本不應該超越人性的範疇。新聞是關於溝通情感的，而不是拒情感於千里之外。在一些罕見和非常的情況下，新聞是要突破障礙的，這障礙就是藝術界人士所說的「第四面牆」，所謂的「第四面牆」，把人與我們正在報導的事件截然分開。如果你不能成為人，那麼你就不太可能成為記者。 有兩張獲獎照片的故事和照片的拍攝者正好能說明我的觀點。如果你們研究過越南戰爭，那麼你可能看到過一張這樣的照片：一個越南女孩赤身裸體哭嚎著跑在一條路上。那個小女孩是美軍凝固汽油彈襲擊的犧牲品。這個痛苦的被燒灼的女孩的照片並沒有在美國引起深化反戰的作用，倒是使美聯社的攝影記者黃幼公獲得了普立茲獎。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黃幼公拍完那個名叫潘金淑的小女孩之後，他把小女孩帶上了一輛小公共汽車，命令那輛汽車去一家醫院，並在那裡懇求大夫立即進行治療。直到潘金淑上了手術臺，黃幼公才回到美聯社的辦公室去沖洗照片。潘金淑在二十八年之後的一個儀式上對英國女王談到了黃幼公：「他救了我的命。」我應當在這裡加上一句：他也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另一張攝於一九九三年的照片拍的是蘇丹的饑荒。照片抓到了正走向救濟所的一個瘦弱、蹣跚的孩子跌倒的瞬間，孩子的身後是一隻禿鷲。像黃幼公一樣，拍攝這張照片的自由撰稿人凱文．卡特吸引了公眾輿論對這一圖片形象的興趣。卡特也像黃幼公一樣，獲得了普立茲獎。不過他沒有像黃幼公那樣拯救照片中的主角。卡特在英國《衛報》的一位同事大衛．貝雷斯福德回憶當時質問他的情形：「你為這孩子做了什麼？」卡特回答說：「我什麼都沒做，那裡有成千上萬那樣的孩子。」（卡特的確說過他趕走了那隻禿鷲，還說他拍完照片後哭了幾個小時。）在獲得普立茲獎後不到四個月，卡特自殺了。你永遠不可能知道一個自殺者的確切想法，但事後許多卡特的同事不斷回憶著他作為新聞記者失去人性的那一天。 我知道關鍵時刻的抉擇對於像你們這樣年輕的人是多麼的困難，你們是專業上的新手，想要打造自己的特點，想要理解那些施加在你們良心上的矛盾要求。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二○○一年九月我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新聞報導導論課程。在「蓋達」組織發動襲擊的那個早晨，我的學生才上了一個月的課。他們立即被捲入了這起自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新聞事件，儘管他們還在努力學習最基本的技巧。我並沒有像許多同事那樣把學生送到世貿中心所在的廢墟，讓他們感受對不安全的恐懼，但我讓學生們去進行紐約遭襲的後續報導，採訪紐約市的社區新聞。現在回顧起來，我可以說這種經歷使他們超越了自我。他們寫了多明尼加移民門房在「雙子星」大樓倒塌時遇難，寫了錫克教教徒由於被誤認為是阿拉伯人而被認為有犯罪的意圖，寫了殯儀員為眾多殘缺的屍體辦理喪葬事宜，還寫了消防部門的風笛手樂隊為葬禮和懷念儀式進行了數百次演奏，而他們已經失去了兩位自己的同事。 在報導那些事情的過程中，我的學生也碰到了一些令人極度痛苦而必須面對的問題。我的採訪對象哭了怎麼辦？我可以觸摸他們嗎？我可以擁抱他們嗎？我哭了又會怎麼樣？如果我哭的話算是個很糟糕的記者嗎？在我的課上當助教的《紐約時報》的米爾塔．奧吉托回答了這些問題。在紐約遭襲之後的幾周裡，米爾塔一直在寫〈罹難者介紹〉，這是《紐約時報》為那些被證實在襲擊中遇險的人開設的專欄。換句話說，就是她每一個工作日都在採訪倖存者。她對全班同學講，她在與失去兩個女兒的父親電話交談時如何失聲痛哭。她回憶了走進《紐約時報》的女廁時，發現一位同事由於極度緊張而在那裡抽泣的場面。米爾塔明白，作為記者，哭泣不會使她受到衝擊和傷害。如果長期不能感受寡婦和鰥夫的心痛，不能感受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痛，而且也不能傳達這種痛苦，這種對人性的疏遠就會導致新聞工作者的失敗。 那年秋天我和米爾塔教的學生中有個叫凱麗．謝里登的。她把那時寫的關於消防局樂隊的文章收集在二○○二年的一本名為《風笛兄弟》的書裡。凱麗與大多數新聞記者不一樣，她既考慮到職業需要，也注重個人道德，而且不得不親自去確定是否遵守了道德準則和職業規範。她想寫一本偉大的書，同時也希望能夠在晚上睡好覺。最近我問她有什麼可以對你們說的，她說：「在悲劇時代，界限變得模糊。關於如何保持人性，我給年輕記者的最佳忠告是順其自然。觀察，不張揚，盡力幫助別人，但不要把這些當做頭等大事。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如果你的家庭陷入同樣的境遇，你會有怎樣的感受。別忘了帶紙巾。」 忠誠誓言 對於忠誠誓言我要特別給你們忠告。我不是指麥卡錫時期政府雇員被迫簽署的那種正式的忠誠誓言，我在這裡思考的是我們時代典型的那種暗示的、無需言傳的忠誠誓言，這種誓言具有來自道德、種族或宗教的熱情和共同政治目標的狂熱。你越感到是群體的一部分，特定的群體就越是認同你，為那個群體的利益服務的壓力就會越大。有人會期待你封鎖「壞消息」，不管那正好被人們認為是「壞消息」，還是一種新的有價值的意識形態思潮。 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做《紐約時報》記者時，恰巧被邀請參加一個逾越節聚會。當聽到我的姓氏和《紐約時報》的時候，有個來賓對我進行謾罵，說我是「最壞的那種自我仇恨的猶太人」，為了加重聲討的分量，他又說《紐約時報》反對以色列和猶太人。在經歷了挫折感和打擊之後，我開始意識到來賓是把我和湯瑪斯?弗里德曼混淆了。對我個人來說，我還從來沒有奢望過受到比這更高的讚賞。那時，弗里德曼如日中天，正因為報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走在通往普立茲獎的路上，而我正在報導康乃狄克州鄉下凌晨收垃圾的糾紛。我們名字的接近讓我收到了本來應寄給他的《高校曲棍球》雜誌。但這一切並不能使那個批評者有所緩和，即使我不是那個弗里德曼，我的猶太人身份也是不能抹殺的。 我當然能夠理解人的挫折感。他們感到好像被新聞體制擠壓以至於個性都被磨平了。拉美人、女同性戀者、福音教派基督徒，無論你能夠想到哪個組織，它都會把某個成員看做自己內部的人，它能魔術般地操縱那些槓桿和鞭子，而且很自然地希望那個人能代表組織掌控魔法。新聞工作者本身也無法避免這種誘惑。我認識的幾個黑人記者和編輯，他們深切地感受到想要報導黑人問題是如何使他們身心疲憊，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比白人在報導上更加敏感和細微，但卻拼命地避免成為那種只能報導黑人的固定角色。報導幾個月一次的政黨競選的記者、報導軍事行動的記者、報導整個賽季體育比賽的記者也都會遇到「忠誠」的問題。 實際上，一個記者必須永遠對職業、價值觀和讀者（或者聽眾和觀眾）負責。所以千萬別讓對集團的忠誠感或任何親密關係使你無法實話實說。但是，你的友誼和家族關係就會變得緊張甚至破裂；候選人、軍官、四分衛都可能稱你為在背後捅刀的人。所以，在這方面你不得不準備去適應這種孤獨狀態。 我的幾個新聞同行已經清楚地展示出這種精神氣質，你們也許能從他們的例子中獲取力量。我最好的編輯和導師之一是傑夫．施馬爾茲，他比我大幾歲，但在哥倫比亞大學上本科時就已在《紐約時報》做印刷工，不到三十歲就負責大多數都市報導的版面了。《紐約時報》編輯部有一些同性戀者，在一九八○年代早期那個排斥同性戀的氣候下，傑夫是主動公開性向的人之一。在他作為一個特殊人物全身心投入《紐約時報》的期間，從來沒有停止批評報紙的報導內容，其中包括缺乏同性戀問題的報導。我認為他寄望於一些採訪都市雇員新聞的記者能夠帶來變化。我在報社的第一年他就派我去採訪同性戀大遊行，在遊行隊伍中我碰到了高中的同班同學，我無意中在文章裡引用了他的話而暴露了他的同性戀身份。傑夫還派了一個叫邁克．諾曼的異性戀海軍退伍軍人去做紐約同性戀群體的重要系列報導，甚至告訴他應該深入哪些俱樂部或者澡堂。 所以當傑夫本人離開編輯部轉為記者，從事愛滋病的報導時，你或許會期待他能發揮模範、典型和為他的群體的人增光的作用，而他卻與自己的職業保持了距離。後來，在一九九○年代末，接踵而來的採訪任務使記者不堪重負。傑夫終於栽倒在新聞採訪室中，醫院的檢查表明他已染上嚴重的愛滋病。那時他身上已經沒有什麼淋巴細胞了，無法逃過這一劫。傑夫曾一度病情好轉，又回到了新聞工作中。同他採訪的對象在一起時，他有更多的激情，更少地去自我滿足，也更願意與他們分享擁抱和淚水。而且，他開始承受來自支援同性戀組織的難以承受的壓力，就像他在一篇值得紀念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那篇文章是傑夫去世的前一年發表的（他死於一九九三年，時年三十九歲）。他文章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在格林威治村為一名死於愛滋病的同性戀組織的領導人舉行的葬禮隊伍中，有個電視記者問我：「你是什麼人？」其實這個記者非常瞭解我：一個得了愛滋病的《紐約時報》的人。 棺材並沒有蓋上，人們在雨中扛著這個敞開的「盒子」，拿著火把的送葬者在黃昏引導隊伍前行。單一節奏的輓歌伴著悼念隊伍的步伐，這個葬禮已經轉變成對布希處理愛滋病問題不當的抗議。 「你來這裡的身份是記者還是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電視記者繼續追問，麥克風在我的臉上晃來晃去，攝影機的燈光一直亮著。 我沒回答。人群在向我靠近，他們想知道答案。我也想知道。最後，答案有了，我說：「記者。」一些人表情厭惡地搖著頭，就差高呼「湯姆叔叔」了。他們需要支持者，而不是記者。我就站在那裡，一個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在一個愛滋病患者的葬禮上沒有位置，我只是我自身世界的一個局外人。 我在細雨中走了三十個街區回到了辦公室，一路思考著黑人報導黑人的事情，或者婦女報導婦女的事情，難度是多麼的大，而那種報導正是新聞工作中最富於挑戰的。有人認為那樣做新聞要受挫折，在那種情況下客觀往往被捨棄。但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記者的忠誠正是他們的痛苦所在，因為他們往往會受制於兩種忠誠。 我並沒有為這次葬禮遊行寫文章，因為這場遊行只要有一張照片和一段文字說明就足夠了。在那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通過了新聞業的考試，但卻沒有通過行動主義的考試。成為一個行動主義者意味著我只是個愛滋病人，而不是個新聞人。
弗里德曼的這本書對當代新聞業的好、惡、醜的描述是睿智和真誠的。它將驅走心靈的怯懦，鼓舞那些為新聞事業的地位、宗旨和崇高價值而努力工作的從業人員。」 －－伊利諾大學新聞系主任／沃爾特．哈林頓（Walt Harrington） 「這本書充滿了新聞業的必備知識和對新聞價值的堅定信仰，是新聞記者入門完美之作。」 －－著名傳播學者、記者、作家／大衛．哈爾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 「新聞是一項事業，弗里德曼透過他豐富的經驗和實例證明了這一點。《給年輕記者的信》是激動人心的、富於啟迪的，書中包含了大量鮮活的資訊。很多年來，我們一直在等待這樣的好書。」 －－著名記者／阿德里安．尼科爾．勒布朗（Adrian Nicole LeBlanc）
《給年輕記者的信》特色： 對於新聞媒體的八卦和不正確報導，偏離社會認知與道德的爭議性，總是讓民眾倒盡胃口，本書是新聞界的良知典範，也是新近從業人員學習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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