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
2004-9-30
時英出版社
孔復禮
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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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向近代化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将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完整独立主权的国家，开始遭到有意识的破坏，以此为开端引起外国侵略者群起瓜分和掠夺中国的狂潮。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被动地加入到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正是1840年夏广州城外一声炮响炸醒了一头沉睡了几千年的狮子，尔后有识之士毅然为国难四处奔走以图唤起广大群众抵御外晦，才有一百多年后新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年俨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假如中国的大门没有被西方人打开，那么作为一个延续了两千年传承的封建国家体制，即使会因其腐朽衰落而崩溃，新政权的建立也只会在重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这种“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性”并不能改变作为外来势力入侵导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崩溃而不得不实行被动的近代化。事实上也只有外界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施压，才会使得封建政权自然更替因外来侵略者插足导致失败（如太平天国运动），从而建立全新的政权来应付近代化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社会“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恰当地说明“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充足之处。作为史实，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才带给美洲古印第安人无尽的灾难，一群来自遥远欧洲的文明人掠夺了这片富饶的土地并蹂躏这里的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洲、亚洲。二百五十多年后，中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同样的待遇，西方殖民者在这场历时三百年近代化进程中所充当的角色，也必定不会被历史遗忘。孔飞力的差异性观点促使我们在了解以往王朝更替与清朝覆灭不同之处，同时思考了中国在世界近代化变革中自身为适应时代进行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即使西方“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不再插手，那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在 60 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会从早已被西方人捅破的那一扇窗户纸上看近代化的世界来实现改革。
在中国庞杂封建体系中了解“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的原因，仅从政治军事方面加以理解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我们亦不妨从孔飞力的角度来窥视一下中国的封建士绅与基层组织结构。
二. 基层组织的动摇
清朝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控制地方的政策，实行里甲、保甲双轨并行制。顺治十二年(1655年)谕令，“各布政使严伤该道府，责令州县，查照旧册，著落里甲，逐一清厘”(《清世祖实录》卷88)。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颁布“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造册报(((清会典事例》卷58)。这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和雍正初年的“摊丁入亩”等一系列赋税制度改革，保障了“顺庄法”实行，导致了里甲制度的解体。这样清廷是加强了对地方人口的控制和监督，丁入田制的后果是平民不再隐瞒家中人口，更便利了国家编制户籍，对提防叛乱者纠集平民起事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八旗绿营作为正规军事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目的在于防止管辖地的民间叛乱。尤其入关以后，清廷继续沿用以旗统兵的制度，将分为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直属於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牛录、甲喇、固山各领兵官也都依次使用佐领、参领、都统等汉语称谓。其中京营八旗亦称禁旅八旗，分为郎卫和兵卫。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师。而分驻全国冲要城镇的驻防八旗，以畿辅、东北、内蒙古为最多，作为镇慑地方的武力，分由各地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八旗兵为世兵制，亦是清廷最可靠的主力军队。主要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新招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绿营仅有极少数驻京师，称巡捕营，隶属八旗步军营统领。其余分屯各省，依所辖地域之大小、远近、险要和人口的多少确定兵额，列汛分营，“以慎巡守，备徵调”。绿营兵以“镇”为基本单位，作为全国各大镇戍区的基础，设总兵1员，为镇的主将。在总兵之上设有提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各镇总兵；又有巡抚，其兼提督者有权节制各镇。在巡抚提督之上，又设总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巡抚、提督和总兵，为该区域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样严密谨慎的设置已经到达了历朝历代专制制度的顶峰。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击败葛尔丹之后，清国力进入全盛时期，为此乾隆自诩为“十全皇帝”。而短短五十年内，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军、捻军竟能以庞大兵力相继迭起与清廷抗衡？孔飞力查阅详实的史料为大家揭开了清廷强盛背后基层组织不稳定的巨大隐患，以新角度切入到中国士绅名流在政治生活上的重要作用及对基层氏族的控制。而这类名流领袖正是在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的人中间产生。由于“氏族组织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氏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农村中是密不可分的。”，只要发生地方间的械斗仇杀、防御侵略者洗劫或流寇盗贼就会形成以血缘氏族为纽带，联合附近的村庄组成“多个村庄的联盟我称之为复合团”的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地方武装组织。而“地方武装组织的基础单位是单个的村庄，中国农村最小的防御实体。”，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互为壁垒，以富裕的市或镇的集市村社为中心，保卫他们自己的田地和氏族。与此同时，国家利用保甲制度通过对保甲首领的控制，以便于村庄的税收。对县一级以下行政单位的推举制度，造成对基层控制力度的不足，使得中央更加依赖于通过扶持地方士绅来收取税赋。清廷在“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后，大笔税赋往往就集中到了拥有大批田地的士绅身上，由他们收来当地税赋上交朝廷。这样有民望、经济实力的士绅必然掌握了一个地方真正的经济权利，也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建制铸就了基层农村组织极不稳定性。当这些士绅们所处氏族村庄发生诸如以上仇杀、洗劫的危险时，就会自下而上为提高地方防御性质模式组建成付诸于军事化的“团”或“复合团”。它们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两者都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官方（如保甲制度）所谋求的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农村组织规模官僚化和标准化而已。地方才真正出于对自身实际而组成。在我国南部和中部（广东、福建等），如升平社学。孔飞力认为“社通常以市镇为中心”，设立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其任务包括“筹集大笔资金和雇佣一支军事化水平高于村庄民兵的雇佣部队”，由更高一级的地方士绅们领导。“团作为绅士支配的组织介入税收机构”其目的除了反抗官吏对之沉重剥削之外，也使的绅士已经僭取的相当大的地方税收权力合法化。这种在清王朝后期打击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民兵组织，其前身并不能为官方承认，官方对团练筹集资金的无政府趋势感到担心。但叛乱兴起席卷地方村庄时，国家正规军队并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又促使了地方民兵武装的产生，成熟，继而尾大不掉。
三. 叛乱的发生与团练
在汉末就出现以宗教信仰这种方式组织社会团体进行政治活动。184年（甲子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纠集信众席卷中原。黄巾起义即以中国土生土长太平道的宗教思想来组织群众，但很快被汉末地方势力镇压，尔后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割据。1600多年后，发生在清王朝中后期白莲教徒的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中国传统底层人民以宗教信仰对抗统治者的反映之一。历代王朝末，当社会矛盾激化时生活在阶级底层的人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迭立新的王朝。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假借“弥勒下生”组织信徒。盛行于元、明、清。教派名目繁多，教内等级森严。后被用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显然是潜伏在清王朝身边一支古老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因此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将白莲教叛乱视为意料之中的事。明朝便是在其帮助下建立的，以至连朱元璋“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它后来连同其异端组织一道被明朝加以禁止。使得“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到了 18 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但清王朝并不能有效地解除白莲教对地方统治造成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 贼皆吾民也。非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以至于新的“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的出现”：卢象升（1600－1639）所建立的“团”在“坚壁清野”的策略下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这就是清王朝“团练”最早的表现一种形式。这种办法因取得实际的成果而被各地方效法，但中央对此类建议并不热心，担心这种激进的方案带来分裂的副作用。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央权利确实因地方团练兴起而下落。由于正规军战斗力的削弱，清王朝又不得不依靠于地方性武装来对付白莲教的叛乱。这也为后来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积累了经验教训。但由汉人建立的地方团练，却被清满洲贵族们所忌惮，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在19世纪初期的衰落。
湘军、淮军的崛起证明了历朝末年农民起义必然导致地方势力迅速成长并会削弱中央权利造成分裂割据局面。这一直以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重要原因：县以下基层自治制度的极具不稳定性。孔飞力认为“旧中国，有人如果想通过叛乱来夺取政权，似乎需要三个必要条件：（1）叛乱集团必须破坏或吸收执政政权的武装力量；（2）它必须夺取帝国的从县直至京师的行政城市，从而据有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象征；（3）它必须建立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以确保那里正常的生产力和兵源。”也就是说代表正统的“团”和代表异端的“堂”都具有以上三个必要条件，两者之间的基本结构充满相似性。作为一个基层首领对正统或异端是极其模糊而摇摆不定的，如湖南浏阳周国虞，“他为自己捐了一顶从九品的顶戴，刚好沾上了地方名流的边。他还是天地会的成员。他在 1834 至 1835年创立了征义堂，这是天地会的一个地方分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充斥着本质的弱点：中央对基层组织控制的不稳定性。一个王朝从建立、繁荣直到衰落，这种危险性就伴随始终并会延续到下一个王朝。但农民组织在反抗封建王朝时往往被地方士绅利用进而夺取政权，这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思想触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学”的道理。中国人长久以来唯“强大军事力量”所征服而鱼死网破的气质，与西方政治上讲究妥协的思想不同，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
四．士绅、入侵者、新政权
团练制度，在19世纪中叶发展的过程中 “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我们现在必须考查的是地方武装的实践。”这些团体的建立由地方士绅所领导并付诸于军事化防御的。同时，这也是中央政府军事力量难以触及的区域之一，如果在此类地方发生叛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八旗绿营非但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反而会因其进入地方州县鼓捣引起群众愤怒倒向叛乱者。据白莲教和天地会的成员以中下层贫农为主的情况，组织团练已成为清廷镇压叛乱的主要手段。而且，当其中某个村庄遭受攻击时，它们会坚固地联系在一起进行防卫。像这些复合团在19世纪中后期得到了扩大，甚至到了以县为单位或一个省。“随着 19 世纪中叶的社会危机把中国推向内战，地方组建武装的步伐加快了。”1836年新宁地区发生的叛乱，充分说明了掌握地方平民势力的重要性。1844年地方士绅江忠源于从北京抵达新宁，面对局势聚集氏族势力加入防御体系，用来组织抵抗雷再浩及其追随者们。这样一种以拉拢民众来压制对方取得胜利的方式，使基层村庄组织成为双方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1853年初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湖南经过层层递进组成了以“名流”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随着太平军势力的扩大，曾国藩又联合江西刘于浔和门生李鸿章于1862年组建的淮军等形成一支南方各省联合的士绅武装力量。1856年，太平军内部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奉密诏率军回京诛杀东王杨秀清，东王府内数千男女被杀尽。其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下令捉拿翼王石达开未果，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讨伐，北王韦昌辉情急之下攻击天王府不成被杀，燕王秦日纲及陈承瑢不久亦被处死。1857年，天王洪秀全因提防翼王石达开而迫其出走。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天平天国运动由盛到衰的重大转折点。1864年洪秀全病逝，天京城破并惨遭屠杀，至此天平天国运动在清军、地方团练和外国势力联合剿杀下彻底失败。作为一次传统农民起义在历史舞台上演失败后，本应该发生的是地方势力为争权夺利直至新政权的建立。但是近代中国在清王朝灭亡后，封建政权却遭到人们唾弃解体而从此无法在中国立足。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国家的崩溃”。
按照孔飞力本书中将中国“传统国家的崩溃”归因于内部基层结构遭到破坏发生变质。那么新政权就应该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得以重建才符合常规，以延续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但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上下唾弃而失败，有力地证明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已经对“传统帝制”非常反感。这种发自大范围人们内心的反感在1840年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是西方入侵者们用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进行不平等贸易后吹进的“舶来品”。 正如美洲、非洲一样，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受到西方人侵略后其内部结构“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不得不发生质变。不得不说近代的中国整个民族像一个人垂死挣扎而谋求作为生存的最后权利。而这种被动的与以往王朝更替不一样结构破坏却是为适应时代应运而生。
当大的社会动乱发生后，作为国家正规军事力量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足以胜任其军事职责时，为对外防御和对内控制，相应地方经历了军事化的发展。民兵传统被沿用，士绅积极参与并主导地方防卫，团练不仅作为民兵制度也是作为地方权力制度对地方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孔飞力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笔者可能在本科阶段阅读过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和著作，对本书论述太平天国与清朝官军的军事斗争并不感兴趣。笔者认为，孔飞力这本著作的最大学术价值是，作者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来划界，认为清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被扑灭的那一年。
在20世纪后半期，孔飞力这个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传统观点造成很大的挑战和冲击。原因有二：第一，他认为中国近代的转变有其内在逻辑，不仅仅是西方的外来因素。这样对其先师费正清所提出的“挑战——回应”理论产生冲击。第二，他从中国内部的底层因素去寻找近代中国转变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发展的必然结果。概括地说，这是眼光的转移，即将研究近代中国的眼光转移至中国内部结构和下层社会。
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那样，书的最后章节总会反映出孔飞力对当代中国的学术人文关怀。他指出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将旧秩序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念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社会各层次名流的一体化是清朝体制战胜其内部敌人的关键因素。他进一步分析，抗战期间华北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化结构与19世纪中期的正统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共的各级精英被新的组织技术和一整套新的共同政治倾向凝聚在一起。学术研究升华至对现世的人文关怀，这是学术大家深厚的功力。
这本书在40多年前的分析，现如今依然给人很大的启发。源头之一是'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链接如下，包含了本书中所有主要信息和分析，看这篇发表在'Hard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的论文，能吸收几乎所有主要观点，并且节省时间。
http://www.jstor.org/stable/2718389?&Search=yes&searchText=Kuhn&searchText=Philip&list=hide&searchUri=%2Faction%2FdoBasicSearch%3FQuery%3DPhilip%2BKuhn%26acc%3Don%26wc%3Don&prevSearch=&item=10&ttl=10743&returnArticleService=showFullText
这本书讲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中国各地的叛乱，以及为了镇压层出不穷的叛乱，清廷如何把团练合法化的过程。孔飞力认为，至少在1864年太平天国结束时，中国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秩序，还是有强大生命力的，鸦片战争也许可以代表一个王朝的衰落，但并不是这个文明的衰落。而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在镇压各地叛乱过程中使用的新政策，破坏了旧制度的基础，为新社会秩序提供了可能性。
此书从中国传统军事制度讲起，追溯中国民兵的传统，以及历代对地方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军事化的管理──主要是保甲制度和团练。这些地方军事化活动往往在当地低级士绅（生员、监生、或有钱有势的宗族领袖等）的领导下，因此官府对此也一直有所忌惮，限制其规模和水平。
18、19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危机（人口增长、物价升高、农民失地、苦力失去工作）使社会日益动乱，一方面是宗族之间的摩擦日益升级，另一方面是匪贼横行，也使得地方的军事化程度不得不相应提高。国家在正规军无力平息社会动乱时，只能利用已有的地方团练组织，派遣高级士绅去地方上组织更大规模的团练，同时把处于灰色地带的私人武装合法化，纳入国家控制中。
士绅之间有着趋于一体化的联系，一方面是纵向的不同级别士大夫之间的同乡关系，另一方面是横向的高层士绅之间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关系网络。这就是为何在平息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等人能组织起湘军淮军，有些进行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已经军事化的地方社会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作为地方名流的低层士绅已经在军事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超出官府控制的权力，也因此打破了官-绅之间的平衡。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地方主义的兴起，绅权上升，地方出现离心倾向，这是后来晚清后期民国初期地方自治的开始。另一方面是地方名流的劣质化，军事化过程中低级士绅采取各种包揽和弄权的方式压迫底层民众，失去了官府限制，这些压迫愈演愈烈，这也是后来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从方法上来看，孔飞力这本书受结构主义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五章中，他从正统和异端的军事科层组织的相似性中得出结论，说两者其实可以平行互换。这样未免有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嫌疑，放到现在的历史研究中来看，就觉得太僵硬了一点。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叛乱及敌人》是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研究晚清史的又一力作。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在对清末的团练、地方武装的研究过程中，向我们揭示了清末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在作者介绍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中国地方武装的结构和地方武装组建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绅士名流阶层在清末地方的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一举颠覆了以往地方长官独断地方事务的印象。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大门的洞开，鸦片和外国商品流入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大量传统产业崩溃。与此同时，白银大量外流，官员腐败，军队堕落，民生凋敝。在这种背景下，晚清中国叛乱迭起，内忧外患的清王朝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绅士阶层等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组建民兵甚至是军队，影响着大面积的经济生活，他们在地方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绅士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地方长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县官大老爷有时反而得看绅士老爷的脸色。
以下两点是出现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1清末，各种危机频发，国家权威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正是在这不断的挑战过程中，国家权威不断遭到削弱。国家权威的削弱为绅士阶层影响力的扩张，腾出了空间
2 中国历来实行的是流官制度。地方官员由一定任期。新任地方官对所在地不甚熟悉，如果想要辖地运行正常，只能通过绅士名流来实现。而绅士阶层作为长期活跃于地方的阶层，有着广泛的人脉网络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说，国家权力是硬实力，那么地方绅士的力量就是软实力，而软实力的的社会影响力要比硬实力要大。
在读完这本书后，感觉就是地方绅士精英与官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清末，随着政府机构的扩大、对外赔偿数目的增加，政府用度倍增。而这些用度都来自民间的税收。税收的增长与民众的疾苦之间矛盾处于不断激化，从而导致中国农村的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失去了基础的官员统治无法再维系原有的稳定，维持地方系统稳定的，责任落到了绅士阶层个的肩上。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绅士阶层的地位开始上升，以前作为支撑地方政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础力量逐渐壮大，直至超越地方的行政力量。在平定叛乱，巩固国家秩序的过程中，而绅士随着其手上社会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而这股非政府控制的武装让中央政府坐立不安，也使得中央政府处于一种及其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为了巩固统治，中央政府授予掌握着武装力量的绅士以官衔，而绅士手中的武装也被纳入了国家的体制之中。绅士成为了官僚阶层之中的一员，但他们又不是普通的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的官员。他们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就是官绅界限越来越模糊的一个过程。
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在本书中，作为清末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他们究竟应该是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如果是进步的，但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它延续了腐败的封建王朝生命，使其多苟安残喘了几十年。然而，我看到的历史是，掌握国家权力后的绅士阶层，开展洋务运动，创建了现代工业，兴办新式学堂，建立现代军队，可以说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中国的工业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书通过清末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阐述了清末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探究了其历史背景，对我们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引起了人们对诸多问题的思考，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来都不会过时。
FATEFACE老师在课上说过中法战争期间中央调不动一些地方的军队，因为那时“兵为将有”，那么这种现象是否可以看做是后来军阀混战的先声？
ff大姐这个签名的意思是，现在正如百年前，也是混乱中的大时代？
2011-03-19 17:15:52 未注销
FATEFACE老师在课上说过中法战争期间中央调不动一些地方的军队，因为那时“兵为将有”，那么这种现象是否可以看做是后来军阀混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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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
FATEFACE老师在课上说过中法战争期间中央调不动一些地方的军队，因为那时“兵为将有”，那么这种现象是否可以看做是后来军阀混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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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老师史料出处或者能举个事例吗，谢谢
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难道说地方军事割据就是帝制没落的开始么？地方军事割据可以成为王朝政治没落的先兆，但未必就一定会走上共和的道路，完全有可能某个地方军阀最终获得权力，又开始了王朝的循环。
这个思路……，我有必要再去读读此书，看看得到什么新发现。
地方軍事割據的開始是帝制disintegration的一個indicator；這個趨勢會導致local autonomy的產生；local autonomy又是近代共和的必要條件之一。
2011-04-21 14:27:51 藤羽衣 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难道说地方军事割据就是帝制没落的开始么？地方军事割据可以成为王朝政治没落的先兆，但未必就一定会走上共和的道路，完全有可能某个地方军阀最终获得权力，又开始了王朝的循环。
这个思路……，我有必要再去读读此书，看看得到什么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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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地方軍事割據，都預示了一個王朝的覆滅與另一個王朝的開始。只是最近的這次發生了變化。
2011-04-22 17:17:57 绿铝驴
地方軍事割據的開始是帝制disintegration的一個indicator；這個趨勢會導致local autonomy的產生；local autonomy又是近代共和的必要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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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共和的地方自治，是建立在民事自治的基础上的。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如果由地方当局控制，反而是不利于民事的地方自治，因为地方军事强人会因此而干预地方自治，造成各种小型的军事专制政权。
没看过本书，但仅凭“地方軍事割據的開始是帝制disintegration的一個indicator；這個趨勢會導致local autonomy的產生；local autonomy又是近代共和的必要條件之一。”这种判断恐怕陈胜吴广的时候就民主了，
中华帝国一直都是军事割据、统一、衰落、分裂割据的历史循环中度过了数千年
长见识了……我觉得那些官绅的历史地位应该摆高一点，他们是真正想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但又有很多羁绊的人，既然他们做了，那就很了不起
呵呵 那些官绅应该是改革派，但清末那千疮百孔 满目疮痍的样子不动大手术是不行的，特别是在面向世界，如果那时候中国还偏居一隅，没有西方文明的入侵，那些官绅可能历史评价会高些吧。
不知道，阁下所说的大手术指的是什么？是革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