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1993-04
人民出版社
侯宜杰
无
本书利用大量史料尤其是报纸杂志，第一次全面、系统、详尽、真实地展现了清末立宪运动史的全貌；朝野活动场面不断切换，人物情景经常交替，动态地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观点鲜明，提出许多创造性的独到的新见解；史论结合，论证严密。评价冷静理性客观公允。史料扎实，广征博引，抉择精细。学风严谨，纠正诸多舛讹。本书不仅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而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侯宜杰,1938年生，江苏省沛县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袁世凯全传》、《袁世凯评传》。发表《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阶段基础》、《应为康梁和立宪派正名》、《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等论文数十篇。
无
侯宜杰口述袁世凯与民国人物
许知远 李翔 谭旭峰
2010-12-13 10:44
侯宜杰今年72岁，满头白发，笑的时候眼睛眯起来，平和而谦逊。与他历史研究生涯相伴的，虽不算著作等身，但22年一直在不断修订完善的《袁世凯传》和立宪运动研究，已使他成为同领域里最权威的史家。
《袁世凯传》第一版1 9 8 2年出版，叫《袁世凯一生》，作为那时不多的研究袁世凯的专著，书里活泼生动的语言，翔实的史料，都很吸引读者。后来几次增修，书名也改了。著名史家唐德刚在一篇文章里评论道：“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
侯宜杰的另一专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曾经花了六年的时间，每天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里，翻阅抄录辛亥革命以前的报刊、档案，此外还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图书。由于资料非常扎实，他对史实的叙述颇为自信。
我们在一个初冬的傍晚拜访了侯宜杰先生，在他香烟弥漫的小书房里，他把一段段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向我们讲出来。以下是侯宜杰自叙。
一
我1938年出生，抗战的时候我很小，唯一的记忆是，有一天我父亲在村中打粮食的场里干活，我在旁边玩，突
然有几个日本鬼子进了村，拉着我父亲的手看，摸摸有没有拿枪磨出来的老茧，然后就走了。
长大几岁后，就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那时我的家乡江苏沛县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将领叫吴化文，传说他的军队纪律特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一听说他的队伍要来，吓得到处跑。我记得有一天不知是怎么传开的，说他的队伍就要到了，村里的大人急忙拉着孩子就往高粱地里跑，我也跟着大人躲在了高粱地里。过了一阵子见没有事了，大家就回家了。谁知过了不久，又传开他的队伍要来了，于是大家又跑。这一天跑了三次。后来解放济南时，吴化文起义了。
抗美援朝时我在上小学，那时乡里村里搞宣传就是靠开会，干部没有文化，就把任务交给学校的老师。老师是邻村的，他写好了一篇宣传抗美援朝的稿子来找我，让我背下来，到乡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去演说，实际上就是背稿子。还看到过镇压反革命，斗地主。
我对历史的兴趣，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我对文科感兴趣，高中毕业时同学叫我报北大，我没报，报了当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因为山大历史系和北大都比较有名，山大有名气的古代史教授还多，再加上对位于海滨的青岛很向往，就报了山大。
1 9 5 8年，我上了山大，那时“反右”还没结束，入学时还看见辩论呢！吃着饭在食堂里就辩论起来，都是学生，不过那时“反右”已经接近尾声了。
入大学正赶上“ 大跃进” 、“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我们历史系参加大炼钢铁，山大有好几个钢炉，炼出来的铁都没用。除了大炼钢铁，只开两门课，中国历史课强调“厚今薄古”，从近代史讲起，讲完近代史，再讲古代史。那时候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每个老师有自己的讲义，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没有要求统一的教材，绝对不像现在这样。
我大学一毕业就到了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陈伯达任院长。文革期间，图书馆不开放，书很少，只能找到什么看什么。那时能看到研究袁世凯的书几乎没有，就看到陈伯达的一本《窃国大盗袁世凯》，觉得袁世凯这个人可以研究。文革尚未结束，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了，我到山东莱阳一个工厂里呆了一年。我爱人在山东德州，就要求调到德州。不久陈伯达出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通知原来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回北京办学习班，揭发批判陈伯达。后来林彪出事了，接着又批林， 一直搞了两年。学习班结束重新分配工作，我因为从山大毕业，爱人和孩子都在山东，1973年就回了山东大学，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
我开始研究袁世凯，是在1980年初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袁世凯一生》， 8 2 年出了第一版，84年又做了修订，两版共印了10万多册。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老师指导，看见别人的著作中征引了什么书目，我就顺藤摸瓜，借来阅读，再找些新的资料，就这样写了出来。
历史著作学术性很强，不能胡诌，不能虚构，都写得呆呆板板，枯燥无味。此书出版前一年，看到一本《袁世凯传》，我极力忍耐着才把它读完。我就想写人物传总是叫读者看下下读者看下去，读者范围较广，如果连我这个研究袁世凯的都看不下去，一般读者谁去看？于是我写时尽可能地使语言生动活泼一点，可读性强一点。开始写时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书中有些上纲上线的地方。后来修改时，我把这些都删去了，只写事实，读者愿意从里面得出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这样比较客观。袁世凯的书前后出版了22年，2004年是最后一个版本，叫《袁世凯传》。
二
袁世凯1881年投入吴长庆统领的庆军，第二年朝鲜发生兵变，朝鲜是清王朝的属国，庆军奉命去平定，事后仍然留驻朝鲜，袁世凯升为同知，代朝鲜训练新兵。1884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命吴长庆率一半庆军回国布防，仍留一半在朝鲜，袁世凯是留下的三营负责人之一，并且取得了带兵实权。同年朝鲜人金玉均等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发动政变。袁世凯坚决主张平乱，并率军打败了日军。1885年，日本的伊藤博文来中国谈判解决双方在朝鲜的冲突问题，提出要惩办袁世凯，李鸿章不同意。从那以后，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来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就派他去做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实际上朝鲜的内政外交他都管。当时朝鲜的局面很复杂，本国有一批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主张朝鲜政府摆脱清朝的统治，实行民族独立，美国、英国都主张朝鲜独立，所以袁世凯的处境非常尴尬。在他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之前，朝鲜和中国虽然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但朝鲜也就是每年象征性地拿一点贡品，通过礼部送给朝廷，清政府平时根本不管他们的事。袁世凯去了以后，极力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和朝鲜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朝鲜政府几次要求撤换他，李鸿章都没有同意。李鸿章认为袁世凯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提拔他做了道员。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袁世凯回到国内。战争期间，他曾几次上书朝中大臣，建议改变旧军，训练新军。后来让他去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不是无缘故的，同他在朝鲜练兵的经历很有关系。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抓得很紧，制定了许多章程，纪律极为严酷。训练时，哪个士兵出了问题，长官也会受到处罚。考试非常严格，一个是答卷，一个是野营，然后和外国军事教官一起进行奖评，好的就提拔升官，差的要受处分，既严格又公平，简直六亲不认，所以没有人敢抱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他的嫡系，都很服从他。他也很会笼络人心，有位总兵叫姜桂题，因为甲午战争时旅顺失守被革职，留军效力，听说新建陆军，跑来见袁世凯，袁世凯让他当了翼长，他也很服气。
袁世凯是主张改革的，曾经给翁同龢上过两次书，都提到改革问题。但他不主张康有为那么激进的改革，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那一套。1898年戊戌变法时，顽固势力比较大，维新势力比较小，两个对比，权衡一下，他回到天津后，就把谭嗣同跟他谈的话对荣禄讲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不是由他告密引起的，但是后来谭嗣同等人被捕和他向荣禄告密有关。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主战，但我认为他不是能干大事的人。他比较刚愎自用，比如，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礼节，连皇帝都同意行握手礼了，他还是坚持跪拜礼，光绪皇帝非常恼火。后来又有人告状，说他和张荫桓向外国借款时受贿，这个事虽然没有查实，但光绪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不清楚。所以把他免职并不单纯是慈禧为了削弱光绪皇帝的势力。
我觉得百日维新不可能成功，主要是顽固守旧势力比较大。慈禧告诉过光绪皇帝，她不是不主张变法，她也知道皇帝是好心，为了国家富强，但是你不能搞得太快，不能把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也不能把老臣都抛弃了，只要年轻的一代。像礼部两个尚书、四个侍郎一起罢官，慈禧接受不了。康有为这一帮人也有问题，他们想说服袁世凯带七千人马来北京，这现实吗？
三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把光绪囚禁了。后来她要废掉光绪，但是外国人不支持。另外康有为、梁启超跑到外国去，受到外国的庇护，她又极为痛恨。1900年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闹起来了，有人伪造了一个洋人的照会，要慈禧“归政”，把政权交还给光绪。慈禧就丧失了理智，决定同列强开战。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出逃。袁世凯在山东保护洋教士，同时镇压义和团，保住了山东，八国联军没有到山东去。慈禧在逃跑的路上，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袁世凯就把各省的饷银几十万两和大量绸缎、食品派人送给慈禧。李鸿章病逝以后，慈禧就提拔他为直隶总督。
签了《辛丑条约》，国家民族蒙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精英们就发出了改革的呼声。慈禧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光绪，在条约签订前就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的小日本打败了专制的大俄国，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也立宪了，专制的国家就剩下中国，立宪运动顿时高涨。慈禧看到世界大势所趋，国内的舆论激昂，就同意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预备立宪了。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训练北洋军队，就变得比较跋扈了，朝中的满族亲贵甚至认为他野心很大。慈禧也看出了，惟恐他做出什么事，就把他调离北洋，同时任命他和张之洞为军机大臣，让他们相互牵制。
载泽算一个开明人物，他赞成立宪，在确定是否立宪的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初很多人破坏，他单独上书，驳斥谣言，使立宪确定下来。后来他管财政，国库空虚可能也让他想改革。1907年制定的《报律》，一开始规定送审制，民政部都受不了，那么多报纸，要派很多人去审查，审查后出了错就成了民政部自己的责任，后来就改了。《报律》除了规定冒犯皇帝、推翻君主立宪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外交、军事秘密等不能登载外，其他问题都可以批评。那时候言论自由度很大，奕劻是军机大臣领袖，后来任内阁总理大臣，算政府的头，报纸都点名批评。国会请愿代表见他，他不接见，《国民公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质问他是不是真心赞成速开国会，要不赞成就直接说，别欺骗人，写的很尖刻，结果奕劻就表态了。
如果不搞皇族内阁， 不搞铁路国有和湖广铁路借款，辛亥革命绝对不会爆发。因为那时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武汉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在1 9 1 1年起义的打算，如果没有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所造成的契机，就不会有武昌起义，也不会有各省独立。“皇族内阁”刚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就到北京开会，要推翻它，上书要求不能让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结果被训斥。“铁路国有”本来理论上没有问题，官办商办都可以，向外国银行借款也可以。但向外国借款，按照资政院章程，必须要经资政院通过；政府收回商办铁路国有，涉及到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这几省商民的利益，按照谘议局章程，也要经谘议局通过。而这两件事，“皇族内阁”都擅自决定，是违法的，完全违背立宪原则。加上四川的商办铁路股款系按亩加捐，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利害，处理不好这件事情，几千万人一呼都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件事，立宪派反对清政府的情绪就不会那么强烈，清政府也不用从湖北调军队到四川镇压，武汉的革命党人就无机可乘，起义就搞不起来。
杨度对政治非常热衷，立宪运动开始时，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在日本时与立宪派、革命派都有接触。后来孙中山听说他是个人物，据说和他聊了三天三夜，都没有说服他加入革命党，最后他说，将来你对听你的，我对听我的。后来他和梁启超筹划成立一个立宪团体，梁启超发现他心怀不轨，加上梁启超手下的得力干将和他谈不拢，就没弄成。杨度自己成立了一个团体，办了刊物，大力鼓吹立宪，要求召开国会。张之洞与袁世凯听说他回国，叫他到北京，给了他一个官职。1908年清政府宣布立宪规划后，他就完全站在清政府一边说话了。他对袁世凯比较崇拜，袁世凯罢官后到车站去送行的两三个人里就有他。皇族内阁成立后，他当了统计局局长。辛亥革命后，他基本上站在袁世凯一边。民国初期，袁世凯没让他当官，具体原因我没弄清楚，可能是有人说他的坏话，也可能是他自恃很高，他是帮忙不帮闲的，不甘寂寞的一个人。后来袁世凯才让他当了国史馆副馆长和参政院参政。他研究帝王学，想做开国元勋，掌握大权。
袁世凯不是通过科举途径上来的，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在晚清历史上再没有像他这样经历的大人物了。他能一步步取得大权，主要是因为他肯实干，会把握形势，按照清政府的意图去做。
说到对袁世凯总的评价，我认为如果他后来不当皇帝，不搞复辟帝制的话，除了戊戌变法时出卖维新派，民国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逐渐趋向独裁，大体上都是可以肯定的。他做的事情，如搞新政，奖励发展工商业，奏请废科举，兴学堂，创办巡警，训练新军，实行地方自治等，都是随时代潮流前进的。
袁世凯搞帝制，那是他权迷心窍的结果。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都是和他平辈的，给他磕头都不愿意，哪有可能给他儿子磕头？所以，袁世凯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二儿子、三女儿都不同意，他当皇帝能当得长吗？时代不同了嘛，更不要说其他人反对了。
无论哪个政治家，都是出于他当时的地位，权衡一下各方面的关系和各派势力，还有形势发展的情况去处理问题，他总得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前途，说的话不会全是真的。袁世凯有自己内在的原则，当然首先是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地位。现在有一种观点，说袁世凯是以天下为己任，完全肯定他，我觉得太过了，哪有可能？评价应该实事求是。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bookreview/bjtj/2010/12/13/188772.shtml
书早先时候买了，翻读了其中一小部分，早晚得看完，呵。知道这书是受杨小凯先生的“蛊惑”。
这种蛊惑 越多越好 可惜现在广陵散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