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建构
2004-8
人民出版社
张加才
多年来，学术界对朱子本人思想的研究引起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在海内外多次召开有关学术会议，研究论著也层出不穷。但是对朱子门人及其后学所作出的贡献，学术界的认识相对不足，相关研究仍很薄弱。实际上，对朱子门人及其后学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是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朱子学思想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重要前提，是深化朱子学研究之必然。
首先，该书是系统和深入研究“陈淳与朱子学”的学术著作，它开启了通过深化“朱子门人与朱子学”、“朱子后学与朱子学”等研究，进一步拓展朱子学研究领域的一扇大门，对于拓展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发掘中国哲学学派的内在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朱熹思想在形成、阐释和传播的过程中，凝结了朱子门人和朱子后学的心血和智慧。被称为“海东朱子”的朝鲜著名朱子学家李退溪就曾指出：“其相与发明斯道之功之盛，亦岂独朱子一身之力哉？”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已有学者进一步开展了对“黄干与朱子学”、“辅广与朱子学”的研究，“蔡沈与朱子学”、“真德秀与朱子学”、“吴澄与朱子学”等一大批相关研究，也将逐步提上研究日程。
其次，该书的研究是在广泛搜集和整理了陈淳在海内外流传的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的学术精神，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全书对陈淳从朱子门人到朱子传人的学术发展道路、陈淳的理论思想及其对朱子学的阐发、陈淳的“字义”（朱子学的意蕴）分析与思辨精神、陈淳与黄干思想的比较、陈淳思想的历史影响等进行探讨，将陈淳对诠释与建构朱子学的贡献整体呈现出来，在理论内容的研究上有许多新的见解。
最后，该书首次全面揭示了《北溪字义》所建构的完整的理学范畴体系，发掘了它所自觉运用的范畴诠释方法，探寻了它直接的理论来源，考证了它在古今中外的广泛传播和重大影响。陈淳的《北溪字义》作为东亚最早的哲学辞典，其对理学范畴诠释和体系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上，如同中国侗族大歌之于复调音乐，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诠释与建构》对此开展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哲学的范畴分析和理论研究方式，乃至对于全面把握中国哲学的思想形态和理论形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学术思想的进步与否必须基于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就是对待以前的学术思想能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其二，就是能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如朱子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北宋新儒学（有的称之为“道学”）的兴起，不单是利用了原始儒学的思想资源，更再于在思想创新方面有重大突破。 在新儒学的发展道路上，朱子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不但在国内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形成了深刻地影响了亚洲诸如日本、朝鲜等国思想文化走向的朱子学。朱子学的发展奠定于先秦的原始儒学的基础之上，也吸收了同时代的像周敦颐、邵雍、张载、陈灏、陈颐等前辈学者的思想。同时，朱子学更有赖于朱子门人弟子持之以恒、艰苦不懈的群体性努力。朱子学的形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过，这一点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朱子的著作在数量上可谓在中国学术史上少见。倘使一人之力，恐怕难以胜任。没有弟子门人的协助和支援，亦难以想象。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朱子在生前学运并不见好，一直到他逝世之时还没有结束的“庆元党禁”的矛头就直指朱子。朱子学并没有得到一个合法化的地位，还被斥为“伪学”。在这样的形势下，幸赖朱子有一批得力而忠心耿耿的门人弟子：“朱子传蔡西山（元定）、九峰（沉）、黄勉斋（干）、陈北溪（淳）、李果斋（方子）诸先生，有宋闽甲天下。”（清·兰鼎元：《鹿洲全集·送谢古梅太子还闽序》）可以说，朱子后学为朱子学的兴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前，就朱子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国内学者对朱子思想的研究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骄人的。像陈来先生的《朱子哲学研究》、张立文先生的《朱子思想研究》、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大传》等等，都代表了朱子思想研究的较好水平，此外还涌现了一大批像陈荣捷先生那样的朱子研究专家。然而，对于朱子的门人弟子研究却还是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国内专门关于朱子后学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见。张加才先生的《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一书，可谓大大拓宽了朱子后学的研究视野，代表着朱子后学研究的较新成果。 张加才先生披荆斩棘，从收集资料到撰写该书，耗时十载，名副其实是“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单单是陈淳的《北溪字义》一书，张先生就跑遍各大学图书馆，收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中、朝、英等多个国家流传的不同版本，多达几十种。用心不可谓不细、用力不可谓不大，辛劳自不待言。 《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一书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作者首先追溯了陈淳与朱子学的学术渊源，接着围绕《北溪字义》，着力论述了陈淳思想的创新之处。在第三章中，详尽地探讨了陈淳对“字义”的分析及其所体现的思辨精神。而第四章，作者将陈淳与同为朱子门人弟子的黄幹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最后，则是对陈淳思想的历史影响作了总结。 张先生说：“从朱子门人到朱子传人是陈淳学行演进的历史主线和逻辑脉络。”（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第1页）也就是说，陈淳从早期受教于朱子门下，到深刻领悟和把握朱子哲学思想进而忠实阐发朱子的思想的这一过程，构成了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走向。 陈淳系福建漳州人，早年读到《近思录》，深深服膺于朱子渊博的学识。在宋绍熙元年（1190年）陈淳修书朱子，得以谋面，成为亲炙弟子。朱子当下点拨，认为陈淳“根原”处着力不够，这对陈淳启发很大。此后，陈淳与朱子继续保持书信的交往，探讨理学的基本问题。朱子也非常欣赏陈淳，称“喜为吾道得此人也。” 在1199年，陈淳再度也是最后一次侍学于朱子。而此刻的朱子政治失意、身体羸弱，依然倾力指点陈淳的学问。陈淳在“尊德性”处颇有心得，朱子对此不以为然，并提醒他“上达”要兼顾“下学”以免走上陆学的道路。陈淳则完全接受了朱子的劝告，至此，他的为学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朱子逝世之后，陈淳挑起了传播和扩大老师思想的重任，极力护卫师门。不论是讲学还是著述，他根本上维护朱子对理学的立场和态度。特别是在陆学势力大张的严陵讲学期间，陈淳一方面宣传朱子的理学思想，另一方面协助地方官吏刊刻朱子的著作。在研究、阐发和传播朱子学方面不遗余力。 陈淳的理学思想总体上并没有脱离朱子理学的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陈淳没有任何创造，与朱子全然没有学术观点的分歧。 首先，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朱子引入了“太极”的概念，并将其置于与“理”同等的地位。他赋予“太极”两层含义，即全理和至理。前者意味着总天地万物之理，后者则突出是最高层次的理。陈淳将其涵盖为“太极只是浑沦极至之理”。在溯及“太级”概念演变的历程时，陈淳极力肯定了朱子的在这一概念上所作的学术贡献。 就理气关系而言，朱子虽然肯定理不离气，但是在理气孰先孰后问题上，朱子认为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故而，理先气后。陈淳修正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理气先后与形上形下无涉，理气并不分先后。并且陈淳比朱子更重视“气”的作用。 在论述“理”的时候，朱子非常强调“理”的“必然”、“当然”之义。陈淳加以扩充提出“理”还有“能然”、“自然”的含义。这种提法客观上避免了朱子阐述“理”的时候对能动性缺乏重视的不足。 其二，在心性论问题上，陈淳在继承朱子基本思想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心体问题，朱子曾经从“已发”、“未发”“性体情用”等角度加之讨论。陈淳在此基础上又与“四端”、“四德”、“天之理气”加以结合，从“理”的角度探赜“心之体用”。特别是，在“已发”、“未发”上，陈淳联系到人的清醒状态和睡梦状态，较早地触及到“无意识”问题。 其三，在知行观上，朱子的知行观可以概括为：知行互发、知先行后、行重于知。对于知行互发，陈淳发展成为“知行交进，随时互发”肯定了知行的互动关系，同时也避免了回答知到何时才能行的问题。在知行地位上，陈淳尤重行，即“力行为主，致知副之”。以此，他将儒学称之为“圣门实学”。 在用功的次序上，朱子临终之前曾告诫陈淳“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夫”，实际上所强调的就是“行”，这对陈淳影响很大。陈淳认为之所以存在“下学”、“上达”的次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功夫从低到高，由近及远，这是一般的规律。另一方面，儒家谓之的“高远”还是无所逃于人伦日用之间。陈淳还将这种用功的次序作为区分儒佛的重要依据，并反对陆学的“易简功夫”。 那么，下学又首先从哪里入手呢？陈淳认为，要立足于读书，从读书中体会圣贤道理。所读之书，又有一番顺序。先《小学》，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等。他还推崇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并将刊刻该书视之为弘扬儒学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在突出“下学”、“上达”的顺序的同时，陈淳还特别强调“下学”时要多下功夫：“下学功不可缓，而上达志不可急。下学之事未易至，而上达之境不难造。”这也反映了他对“下学”、“上达”问题思考的成熟化。 其四，在道德论问题上，陈淳着力于将朱子的理论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陈淳认为事事物物都有个当然之理，这个当然之理就是儒家所说的“道”。儒家之“道”与人伦日用相结合，不似佛老以“空”“虚”为高。 他还从“根原”处探讨了道德的一些基本范畴。以“孝”为例，陈淳一边从人的自然属性肯定“孝”的必然性，一边从人的生命流程上强调“孝”的迫切性。朱子盛赞其“看得道理尽密”。在对待义利上，朱子是重义轻利，并主张以义求利。陈淳则从字义处展开剖析，认为“利”“义”两立。因为，“义”是合于天理，自然而然，“利”是拘于一己，违反天则。同时，“义”是符合大众利益，而“利”则具有排他性。所以，陈淳才会再三强调“克己复礼”以及“天理制人欲”。 最后，在鬼神问题上，朱子和陈淳亦各抒己见。朱子用阴阳二气的屈伸来解释鬼神。陈淳发展这一思想，认为“天地间无物不具阴阳，阴阳无处不在，而鬼神亦无处不在。”反对和剔除了民间鬼神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 陈淳还联系理气论来谈论生死，在他看来，气尽人死，而理气不可能游离于人的身体之外，故而人不可再生。以此来反对佛教的“轮回”学说。 朱子和陈淳都强调以心的“敬”和“诚”去祭祀祖先，反对淫祀，即祭祀时动机不纯，或者祭者与被祭者毫无关联。尤其是陈淳，他提出：“凡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兴之，人以为灵则灵，不以为灵则不灵，人以为怪则怪，不以为怪则不怪”反对世俗社会中的鬼神迷信。 陈淳不仅在内容上深化了朱子学的思想，而且他还以言简意赅的形式概括朱子的哲学范畴。他的代表作《北溪字义》便是这样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哲学百科全书。陈淳对字义的分析和重视，形成了他独特的治学风格，并体现了极强的探索精神和思辨色彩。 陈淳所关注的“字义分析”并非摈弃义理考虑，而专注于文字的训诂考辨。虽然他不否认训诂是阐明“字义”的基础，但是在他那里，“字义”大体上是指内在的意蕴，即义理。《北溪字义》又名《性理字义》可能也反映这一点。 在《北溪字义》之前，朱子曾经作过《训蒙绝句》以节律诗的形式概括一些基本的理学范畴。这对陈淳有一定的启发。而同门的程端蒙也曾作过四百多字的《性理字训》，被朱子誉为一部“大《尔雅》”。因为，《性理字训》的对象还是一些刚入学的儿童，所以其深度和思辨性必然受到影响。不过，陈淳很可能借鉴了其中的许多条目。所以说，《训蒙绝句》和《性理字训》很可能是《北溪字义》的先声，但是两者在诠释的准确性、内容的丰富性、体系的完备性与《北溪字义》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北溪字义》建构了一套比较完整关于理学范畴的逻辑体系。张加才先生认为，该书的上卷为内圣之学，下卷为外王之学。其中，上卷又涵纳心性论和功夫论，下卷则包括理本论、教化论以及批判异端之论。可谓结构谨严、层次清晰、体系完备。 在具体的理论探究中，陈淳广泛地运用了义理分析，思辨性极强。不论是“根原”上的追问，还是性理范畴的分析，其治学方法上的谨严、思维方式上的缜密均可见一斑。难怪陈荣捷先生赞誉《北溪字义》是“对新儒家哲学范畴的最好解释。”（转引自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第158页） 张先生还着力比较了陈淳与朱子女婿兼弟子的黄幹的思想。而这种比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道统问题；（2）体系诠释问题；（3）如何对待其他派别问题。 黄幹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中构建了他的传道系统。这一道统以尧为起点，以朱子为集大成者，中经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等，并以他们的一两重要理论观点作为血脉演进的线索，从思想的发展逻辑来把握道统的传承。而陈淳在他的《师友渊源》中亦阐发了他的道统观。他把道统的传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伏羲到孟子，道统传承脉络分明。第二阶段则是从孟子开始，直至韩愈。此阶段道统紊乱无序。而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周子到朱子，道统渐明，儒学得兴。 不难看出，两人的共同点还是很多的。在朱子的地位，乃至对周敦颐的褒扬，两人并无二致。不过，陈淳的道统说追溯的时间更为久远，直到伏羲。但是，与陈淳相比，黄幹是从内在思想上把握道统的延续和发展。在这一点上，陈淳的道统论显然表现得不足。特别是黄幹的传人很重视他的道统说，比陈淳道统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从理学体系的诠释来看，黄幹和陈淳两人护卫师门、弘扬朱子学的立场始终是保持一致的。而且，他们各自都有对朱子思想的理解和自己的创见。不过，陈淳对朱子学的阐发和诠释又非黄幹所能比。其著《北溪字义》相当准确而又完备地浓缩了朱子学的基本范畴。 朱子去世以后，捍卫师门成了弟子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一点上，黄幹和陈淳都是不遗余力。在对待陆学的态度上，陈淳和黄幹还有着细微的差别。陈淳坚持朱子对陆学的基本立场，甚至对当时兴盛的陆学近乎有一种排斥心理，对之进行大力鞭挞。黄幹对陆学则显得宽容得多，他还有意回避朱陆异同的问题，淡化陆学与朱子学的分歧。在黄幹本人的思想中甚至还可以发现与陆学有某些接近的观点。 陈淳对朱子学的传播和阐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闽、浙两地宣传朱子学尤为得力，因此，也在此形成了“北溪学派”。后人对陈淳有功于朱子学之处多有褒扬。元代有学者认为陈淳“当为朱门第一人”。在明清两代，陈淳的《北溪字义》被广为翻刻，作为朱子学入门的基本读物。并且，陈淳的著作还流传到国外，促进了日、韩等国朱子学研究的深入。 可以说，张先生的这部《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以全新的视阈客观而又准确地分析和探究了陈淳的学术思想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同时，也为陈淳在宋明理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一个合理的定位。张先生在评价陈淳的学术思想过程中，在肯定其进步的同时，并不回避陈淳学术思想的不足。体现了一个学者求真务实的执著精神。 诠释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学术思想的前进和发展就是在诠释中进行的。在诠释中，学脉得以延续，思想得以传承。再次借用一下朱子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从“旧学”到“新知”并非是一个平行的过程，而是一种在诠释中加以继承、发展和创造的过程。过去，朱熹等人的新儒学，从义理的角度全力诠释先秦的原始儒学，从而使儒学获得了生命力的提升。今天，张先生也用他的全新的诠释方法来解释朱子后学。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只可以发现儒学从“旧”到“新”的相互转化，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所体现的“邃密”和“深沉”，亦让我们感到振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学术的传延中，我们不仅愿意看到思想研究著作的厚重，更愿意看到思想本身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