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
2008-4
人民出版社
陈学明
587
600000
无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迫切、最重要的课题，能否对此做出正确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人类究竟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以及究竟如何发展，也就是说，直接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在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交，世界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曲折，即原先凯歌行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而原先矛盾重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生机。面对这一历史的倒转，不要说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一改昔It的悲观，以为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Ft子即将来临，就是我们这里一些人也动摇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迷惘和彷徨。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有着切身体验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倾听一下发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种声音”，确实是非常有益的。
前 言导论第一章 西方最著名的五位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一、德里达：“当今的资本主义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 二、詹姆逊：“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 三、哈贝马斯：“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 四、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五、乔姆茨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第二章 西方最活跃的五大思想流派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一、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牛产方式” 二、后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正逐步演变为文化帝国主义” 三、世界体系分析学派：“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 四、依附理论学派：“当今资本主义正面临着有可能被社会主义取代这样一个挑战” 五、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强奸方’的资本主义机体实际上是十分虚弱的” 第三章 西方富有代表性的两家左翼杂志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一、l999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我们当今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 二、2000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形式’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世界” 三、2001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资本主义统治之进行全球治理是不可能的” 四、2002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五、2003年的《每月评论》和《新左派评论》：“美国正借用军事铁拳头来支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第四章 西方世界批评当今资本主义的十部代表作 一、《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美国模式的车身光彩夺目掩盖不了并不强劲的发动机” 二、《赌场资本主义》：“美国世纪将会悲哀、痛苦地结束” 三、《资本主义黑皮书》：“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盲目飞行的终点” 四、《资本主义的幽灵》：“把共产主义的崩溃解释成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错误” 五、《反资本主义宣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与整个星球相对立的制度” 六、《资本的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无限战争”’ 七、《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 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资本主义全球化这部机器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沟壑” 九、《超越资本》：“资本的结构性危机正自我暴露为统治的真正危机” 十、《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我们不能把帝国的败落视为偶然，而应视其为必然”第五章 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一、当今的资本主义是否经过自我调节已成了人类最美好的制度? 二、当今资本主义的极端市场经济体制是能医治百病的神丹妙药？ 三、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是值得我们照搬效法的一种政治体制吗? ……
第一章 西方最著名的五位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哈贝马斯（HabermasJ．）、吉登斯（Anthong Giddens）、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无疑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五大思想家，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几位拥有人类杰出智慧的人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德里达：“当今的资本主义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1989年，国际风云突变，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危机深重，解体在即。正是在这一时刻，时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年仅36岁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1992年，他又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nP E，2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作者在书中向人们传布了这样一个“福音”：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福山这部著作的出版，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东方到西方，一些陶醉在社会主义失败与资本主义胜利的喜悦中的人们和着福山的调门，高唱：马克思主义死了，共产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但是，也有一些人与福山唱反调，对福山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这些人中间，德里达特别引人注目。这主要与德里达本人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个解构主义思想太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被福山的那种“煽动性”言语（福山本人直言希望他的言语能起“煽动”作用①）所激怒，挺身而出，大张挞伐福山。他在挞伐福山的过程中，明确地表明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福山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无限美好，它正在推及整个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制度。德里达认为，福山在这里是以描述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的口气讲话的，他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事实的福音”。正因为如此，探究福山的福音首先是要分析这一福音的事实根据，即看一看当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真如福山所说的那样“无限美好”？这一制度是不是真如福山所说的那样“正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
陈学明这本书乃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思潮不得不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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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中深刻揭露了美国的民主和新闻自由。
1，美国真的是“新闻自由”的“最民主的国家”吗？ 人们总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这种民主最鲜明地体现在新闻自由上。但是在乔姆斯基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新闻媒体有着严格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2，美国新闻是如何“过滤”的？ “把大多数没有钱的人的东西“过滤”掉。新闻媒体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就报纸而言，自由市场的竞争、利润的驱动，造成了一种“越来越强调读者群”的趋势，再加上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成本的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是无法进入新闻媒体这个圈子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加以报道以及如何报道，完全取决于掌握媒体的有钱人。” “工人阶级和激进媒体受到广告者的政治歧视，“广告看重的是那些有钱购买的人，因此政治歧视已被嵌入到广告配置的结构当中去了”。” “正因为已经持有了大量来自政府和大公司的“客观”的信息，新闻媒体也就来个顺水推舟，即不再花钱去寻求真正客观的信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非政府、非大公司的真正客观的信息就被媒体置之度外了。” “媒体只能按照政府和大公司的意愿行事。乔姆斯基认为，在这种压力下，媒体“反映资助者的权力”。而其他大量的信息媒体是不承受压力的，不承受压力的东西反而被置之不理。”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新闻媒体最有效的“过滤”机制。只要一种东西被视为对国家统治者的财产利益产生了威胁，就把这种东西当作“共产主义的”或“亲共产主义的”加以封杀。这种东西就不可能以客观的形式见之于新闻媒体” 总之，是过滤穷人的，弱势群体的，共产主义倾向的新闻内容。
3，媒体自由的假象 “政府官员、媒体与公司精英三者之间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之间会时常出现不一致从而会在媒体上争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被这些争吵所迷惑，以为这些争吵的存在就表明媒体的民主与自由。实际上，所有这些争吵都是围绕着“采取何种最好的措施达到共同的目标”所展开的争吵，根本说明不了媒体是自由的、民主的。”
4，美国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思想控制” “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的实际操作来看，非常明显的是在那里正在实施“思想控制”。而借用新闻媒体来实施“思想控制”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惯用伎俩，其关键步骤就是：“把语言夸张、滥用、曲解，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标。”” “用足以称得上所谓官方的消息铺天盖地地占据版面，从而迫使其他的新闻被推迟或干脆被取消”。这样一来，“不停的重复……就把主义……变成了既成的真理”。美国的新闻媒体也精于此道，他们不仅知道如何无尽地强调某一话题，而且也知道如何用煽动性语言来达到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对于某一事件解释的不停重复，将使任何挑战现有解释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难以解释。”” “问题不在于受众者有没有选择权这一空名，而在于他一旦做出了某种选择，媒体能接受这种选择吗？媒体能反映这种选择吗？
人们总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这种民主最鲜明地体现在新闻自由上。但是在乔姆斯基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新闻媒体有着严格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某一事件在被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必须经过五个层面的“过滤”，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民主” 控制。
（1）把大多数没有钱的人的东西“过滤”掉。新闻媒体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就报纸而言，自由市场的竞争、利润的驱动，造成了一种 “越来越强调读者群”的趋势，再加上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成本的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是无法进入新闻媒体这个圈子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加以报道以及如何报道，完全取快于掌握媒体的有钱人。反映工人阶级声音的报纸只好退出竞争。从媒体进入市场以来，集中化和集团化就意味着“持股人、董事们、银行家们关注赢利底线的压力强大无比”。媒体机构“在银行家、机构投资者和大型个体投资者面前，失去了部分本来就有限的自主性”，因而后果必然是 “媒体巨人……和公司社会里的主流势力关系日益密切”。
（2）把不能带来大量广告收入的东西“过滤”掉。现在的西方媒体越来越依赖于广告收入，广告商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媒体的生死存亡。具体地说有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一些新闻媒体的形式之所以吸引大批受众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有大量的广告收入；反过来说，广告收入的巨大作用将会越来越助长那些能够吸引大批受众的媒体形式，没有一个电视节目能够在不吸引观众的前提下获得广告支持。“当社会…… 已经获得极大的进步时”，大众报纸“却退步到旧的文化风格”，“运用一切能够简化感官刺激，掩盖个人人格的东西”。第二，工人阶级和激进媒体受到广告者的政治歧视，“广告看重的是那些有钱购买的人，因此政治歧视已被嵌入到广告配置的结构当中去了”。
（3）把非政府的“非客观”的东西“过滤”掉。媒体打的旗帜是提供可靠的信息。这一点正好被那些政府和大公司所利用。来自政府和大公司的信息总是显得那么可靠，于是媒体就可堂而皇之地作连续的 “客观”报道。而正因为己经持有了大量来自政府和大公司的“客观”的信息，新闻媒体也就来个顺水推舟，即不再花钱去寻求真正客观的信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非政府、非大公司的真正客观的信息就被媒体置之度外了。
（4）把不承受压力的东西“过滤”掉。实际上，西方的政府和大的公司对新闻媒体一直在施加压力。面对这些压力，媒体的基本态度就是屈服与迎合。也就是说，媒体只能按照政府和大公司的意愿行事。在这种压力下，媒体 “反映资助者的权力”。而其他大量的信息媒体是不承受压力的，不承受压力的东西反而被置之不理。
（5）把“共产主义”的东西“过滤”掉。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新闻媒体最有效的“过滤”机制。只要一种东西被视为对国家统治者的财产利益产生了威胁，就把这种东西当作“共产主义的”或“亲共产主义的”加以封杀。这种东西就不可能以客观的形式见之于新闻媒体。乔姆斯基指出，在苏联垮台以后，作为“过滤”机制的“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反独裁国家和敌对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只要一种东西有损于美国统治者的利益，就会被扣上与独裁国家和敌对国家有干系而加以封锁。
贯穿于上述五个层次的“过滤”的主线是“媒体服从于国家和公司权力的利益”，国家和大公司相互勾结在一起，共同主导着媒体支持现行权威，限制争论和讨论。那为什么西方的新闻媒体还会给人以民主、自由的印象呢？这主要在于人们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在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媒体、公司和国家统治者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拿商业部门来说，因其规模的不同而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无疑，商业部门中那些最有实力最有权势的成分与国家统治者和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分商人充分认识到了国家对他们的有用之处，认识到了国家在推动私人积累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怎么不会与政府站到一起呢？政府官员、媒体与公司精英三者之间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之间会时常出现不一致从而会在媒体上争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被这些争吵所迷惑，以为这些争吵的存在就表明媒体的民主与自由。实际上，所有这些争吵都是围绕着“采取何种最好的措施达到共同的目标”所展开的争吵，根本说明不了媒体是自由的、民主的。
基用以下两个事实来说明美国新闻媒体自我标榜的民主、公正、自由、客观的虚假性。
（1）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一般人都认为，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充分反映了美国媒体的客观性与自由。当时，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不仅登载支持美国参战的言论，也刊登了不少反对越战的言论。据说媒体因此扭转了美国公众对待战争的态度，从而导致了美国的战败。然而乔姆斯基并不这样看。他强调，在越战当中，媒体整个接近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干预是对共产主义侵略的防御。美国的媒体根本就不承认美国侵略了越南，而是认定美国有权干预，在这一点上美国媒体的立场是一致的。随着美国无法快速赢得胜利的事实日益明显，就出现了反对意见。但是，政府和媒体的鸽派人物反对越战并不是反对侵略，并不是建立在对美国打这场战争是无理的认知上，而只是基于经济和生命的代价太高使美国无法承受，反对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其实，当时的美国的媒体也只是在这一限度内允许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是民主、公正与自由吗？
（2）美国媒体对波兰牧师杰西•波比鲁斯科被波兰警察杀害和对拉丁美洲各地区官方参与的100多名宗教工作者被害的不同态度。前者发生在1984年，杰西•波比鲁斯科是被当时的“敌对国家”杀害的，那时的波兰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后者发生的时间与前者差不多，这100多名牧师是被具有官方背景的人杀害的，受害者中有7位还是美国公民，其中4位妇女是先被强奸后被杀害。按照文章和新闻的标题、内容篇幅、首页或头条、社论文章等方面的数量标准，美国媒体对前者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后者的关注。对前者的报道，语气是如此激烈与充满愤慨，而对后者的报道，语气又是如此平淡与冷漠。这哪里有民主、客观和公正可言？
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的实际操作来看，非常明显的是在那里正在实施“思想控制”。而借用新闻媒体来实施“思想控制”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惯用伎俩，其关键步骤就是：“把语言夸张、滥用、曲解，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标。”美国政府精于此道，政府非常了解，“控制新闻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真相’，或者用足以称得上所谓官方的消息铺天盖地地占据版面，从而迫使其他的新闻被推迟或干脆被取消”。这样一来，“不停的重复……就把主义……变成了既成的真理”。美国的新闻媒体也精于此道，他们不仅知道如何无尽地强调某一话题，而且也知道如何用煽动性语言来达到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对于某一事件解释的不停重复，将使任何挑战现有解释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难以解释。” 面对西方国家的新闻控制，西方的“多元主义传统”常常这样加以辩护：属于“受众”的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有选择的”、“应答的”和“主动的”主体，这就是说，受众者面对新闻导向完全可以选择拒斥或者接受，从而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实施新闻控制，而在于受众者是否接受这种控制。
对此，我认为个体“选择”、“应答”和“主动”，均取决于他的阶级身份。对于个体来说，成为 “选择的”、“应答的”和“主动的”有什么意义？用这种说法是揭示不了受众者与媒体之间的真实关系的。真正该提出的问题是，受众中的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使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应答”被媒体所接受？问题不在于受众者有没有选择权这一空名，而在于他一旦作出了某种选择，媒体能接受这种选择吗？媒体能反映这种选择吗？媒体能把这种选择报道出来而加以支持吗？研究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从思考这些问题入手。
面效应。他赞赏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激进理论对消费主义的批评。
其三，“全球化”、“信息化”。他说：“在某种理论的层面上可以说，诸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理想社会这些当下的紧迫问题，就它们都缺乏实质性内容，都比较抽象（与在另一个时代使用的‘异化’这一术语相区别）而言，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再次涉及全球化、信息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将面临辩证法反论的一面。当建立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可能性，所伴随的是今天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获自己的独立性，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世界市场相抗衡、相割裂、相对抗时，难于克服的困境就会出现。知识分子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想像就能找到一条捷径。正是现实中结构性矛盾产生着对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们至少能够通过黑格尔所说的‘否定的角度’，通过关注能被指望产生新的东西的那些地方，来把握这一现存的困境。”詹姆逊的这段文字有些晦涩，但只要仔细阅读其意思还是清楚的。他论述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内容、实质、危害。他清楚地指出，“全球化”、“信息化”是与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世界网络是建立在民族自主权的丧失的基础上的。
必须指出的是，他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征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消逝，而是旨在论证加剧。从而，即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也不能说明可以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新的情况，需要进行变革，要创立一种适合后现代时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
他在讲到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时说道：“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新的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从知识上和政治上去分析这些发展。惟有从世界体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体化的理论与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和新的结构性失业是一致的，而后者与金融投机、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一样都是同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发展起一种新颖的国际政治实践，它许诺在新世界体系中维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找到一种办法，从衰落的劳工运动和急速的资本转移中吸取力量。”詹姆逊在这里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担负起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描述了这样做以后所必然产生的前景。
他还指出，只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死亡，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弃之于一旁的人，才会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模棱两可的现象感到吃惊，而对那些确认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于现存的社会之中，并加以实际地运用的人来说，这种现象已了然在胸。请看他一段富有结论性意义的话：“只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或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以一种蜕化的形式残存于世的人，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但是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惟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与自身相对立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既然有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那就必然有与之相对立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詹姆逊所得出的结论。
三
哈贝马斯没有把苏东剧变看成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相对于苏东的国家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功，恰恰是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而资本主义国家则由于工人政党，主要是社会党的推动，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包容在自身之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应当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直到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重要，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是任何事物必须经历的历程，对它的批判，是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只有当历史的发展进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成为一种批判的对象时，国家社会主义才会消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的东西，对于前苏联和东欧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生活在已经超越了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来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要更为迫切。他强调，左派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短处，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哈贝马斯身体力行，他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一面，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这主要反映在他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和剧变后所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和对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所发表的看法上。
1990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追补的革命》。这部论文集，特别是其中的“民族觉醒时刻”和“追补的革命与左派需要修正”这两篇论文，不但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分析，而且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他认为，批判的左派没有理由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理由懊悔，但也不能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应当坚决地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确定批判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的角度，把历史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推进。他鼓励左派人士说，“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左派将发现他们的最佳位置，发现他们的政治作用。他们可以成为能使民主法制国家的体制性框架不至于枯萎的政治交往的发酵剂。非共产主义左派也用不着沮丧，情况也许是这样：许多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将不得不使自己适应西欧左派数十年以来所处的境况，即必须把社会主义观念转换成改良主义的对一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自我批判，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种法治和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中既展现了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哈贝马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法治和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中展现自己的长处的同时，其短处亦暴露无遗。哈贝马斯反对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解释。反社会主义者认为把苏东剧变视为“胜利地结束了1917年由布尔什维克宣告的全球内战：一种又转而反对其自身起源的革命”，他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观点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最本质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逻辑。他强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固然是资本主义优越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但它们自身也在其限度。尤其在当代，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已经侵蚀了生活世界，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把人变成了从属于市场和权力的怪物。西方社会特有的各种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体系对其外部的、转嫁到社会和自然环境上的代价麻木不仁，在我们那里一如从前伴随着具有危机性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带有众所周知的不均等性和内核中的边缘化，带有经济的回落，甚至萎缩、退化，因此伴有第三世界的野蛮的生活状态、对文化遗产的剥夺和第三世界的饥饿灾难，特别是伴有对自然过分剥削所带来的全球风险等”。在他看来，这就是苏东剧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而正是这一现实告诉人们：面对21世纪的挑战，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
1992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在苏东剧变后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伦理》，这是一部论述法哲学的学术专著，但在其中也涉及到了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他在“前言”中说道，在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以后，在“国际性内战”结束以后，那失败一方的理论失误昭然若揭，这就是“它把社会主义事业同一种具体生活方式的设计，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的暴力实现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种种解放了的生活方式的那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对法律共同体的民主自我组织，也构成了这种事业的规范性核心”。他在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上述总结性的评论以后，马上又指出：“另一方面，那自认为是胜利者的一方，却并不因其巨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就在它可以独占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的遗产的时刻， 面对在全球性社会危机四伏的层面上积极推进对资本主义进行福利国家的、生态主义的驯服这个任务，它却气馁退缩了。对市场导控之经济的系统逻辑它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它至少是小心翼翼。但是，对于那种实际上已经受到威胁的资源——贮藏在法律结构之中、急需持续更新的社会团结——它却置若罔闻，缺少哪怕只是有些相似的敏感性。”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境况的这段描述既贴切又生动。他首先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在与社会主义的争斗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紧接着，他便从三个方面批判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无能与窝囊：其一，尽管它独占了对现代性遗产的解释权和实践权，但正当需要它推行福利国家、生态主义路线来应对全球性社会危机之时，它却“气馁退缩”了；其二，它在市场经济的逻辑面前太“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太“小心翼翼”；其三，而在其赖以生存的资源遭到威胁时，它竟然“置若罔闻”，甚至缺少起码的“敏感性”。他还一口气罗列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四个方面的“可怕的局面”：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南北半球生活条件之间的判别日益增长提出了明显挑战；将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为一种分化开来的经济系统机制提出独一无二的历史任务；来自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的移民潮形成严重压力；重新抬头的种族战争、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核讹诈和国际性资源分配之争危机重重，他断言：“面临这种可怕的局面，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却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他进一步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丽的陈词滥调背后”，“占上风的却是胆怯懦弱”，“即使在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现行的自由建制也并非太平无事”。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人视为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化身的思想大师，能如此尖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窘境，实在不易。
1996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包容他者》。该书是哈贝马斯自苏东剧变发生围绕着“话语政治”所展开的思考的主要理论成果，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批判性的评论。特别是第四部分“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一节，这是为了纪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文发表200周年而撰写的论文，他把康德对“永久和平”的渴望，放到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康德所设想的永久和平，并不是不再有任何冲突，而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无战争状态。为此，必须成立一个自愿形成的国家联盟。这一国家联盟不再以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浪潮正把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正不知不觉地被统一为一个世界大家庭的成员。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自愿加入全球化浪潮，而是被卷入的。全球利益的这种不均衡，加上本来就存在的文化和文明冲突，使得全球化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战争的风险。请看他的原话：“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四通八达的媒体、网络以及系统等，形成了紧密的符号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果就是当地的事件与远方的事件相互作用，相互呼应。这些全球化过程使得容易受到破坏的复杂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一方面，由于风险巨大，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地区冲突却越来越频繁，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此外，全球化也使古典国际法的一些主要前提出现了问题——比如，国家的主权，以及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严格区分等。”哈贝马斯的这段话不但点出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且揭示了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推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主要危害所在，这就是加剧冲突和破坏古典国际法的准则。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削弱了民族国家，也就是“剥夺了康德所说的自由国家联盟主体的独立基础”。他具体揭示说，“非政府的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影响的私人银行，削弱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今天，30个全球最大跨国公司中的任何一个，年收入都比联合国90个成员中任何一个的年生产总值都要高出许多。“即使经济势力最为雄厚的政府，今天也感到了，民族国家的有限活动空间与并非世界贸易，而是全球范围内密切相联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随着经济的非民族化，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和工业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联系的日益紧密，国家政策失去了对一般生产条件的控制——因此是就不再是维护已取得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扛杆。”哈贝马斯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已“不再是维护已取得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杠杆”，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在当今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不乏其人，但像哈贝马斯这样一语中的则寥若晨星。他强调，一个真正企图把握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本质的人，必须正视当今世界的一切罪恶和不幸都源自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事实。他说：“生态失衡，福利和经济力量的不平等，武器交易、特别是原子武器、生物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等，所有这些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谁不对国际社会的学习能力一开始就感到失望，他就必须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这些危险的全球化早就在客观上把整个世界联合成为一个不由自主的风险共同体。”
比起《包容他者》来，哈贝马斯于 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政治哲学专著《后民族结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直接和尖锐。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写作此书就是为了探讨这么一个问题：“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他所说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他所说的“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就是指在全球化的态势下，非常明显，他在这部著作中要探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他的整部著作从各个角度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他转引霍布斯鲍姆“用晚期浪漫派的笔调”所写下的一段话来表述他对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代世界的看法：“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却留下了一堆问题，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声称能解决这些问题。世纪末的人们在全球性迷雾中为自己开拓出了一条通往第三个千年的道路，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已经结束了。其余的，他们一无所知。”他指出，最晚从 1989年开始，人们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已经太平，前途无比光明，人们还是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惊恐与不安之中，还是被一种失望和受挫的情感所笼罩。“在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至少取得历史性社会政治成就的国家里，失望的情绪正在蔓延。世纪末，被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驯服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开始抬头。”哈贝马斯把“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开始抬头”与“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则是意味深长的。不仅仅要看到原有的一些老问题在当今世界都依然存在，如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世界经济的南北不平衡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等，而且更应看到，一方面，这些老问题在当今“都具有全球性”；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新问题，而且超出了过去的挑战的范围，从而使这些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他所说的“新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力的锐减。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依靠这种活力，“和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起来，它们能够保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但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严重“限制七国集团的活动能力”，“对于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言，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主要的挑战”。他特别指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到了20世纪末，西方发达社会中一个老问题重新抬头了，“这个问题在制度竞争过程中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可以说和资本主义自身一样历史悠久”。他所说的重新抬头的“老问题”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其配置功能和发现功能，而又肯定不会导致分配不公和社会成本上升？”他强调，这一老问题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愈演愈烈。他提请人们注意目前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所出现的一些转向：福利支出遭到削减，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也变得困难，失业的压力加重。他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变和削弱，是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这种经济政策主张不要干预市场，削减补贴，改善投资条件；主要包括遏止通货膨胀的倾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降低直接税，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在他看来，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这些政策都在导致其力量的削弱。“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终结，导致本来被社会福利国家控制住的危机趋势重新抬头。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不断攀升，大有超出自由主义社会的一体化能力承载范围的危险势头。”他要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指标已经标明，随着两极分化，贫困面在不断扩大，社会也越来越不稳定。经济上的不稳定必须与政治上的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他提醒人们注意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等阶层”的境况：“这些‘下等阶层’处于贫困线上，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排挤，他们无法再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这一“下等阶层”日益恶化的社会处境乃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团结趋势”根源之所在，“这种不团结的趋势必定会危害到自由的政治文化，而民主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普遍主义的自我理解上面的”。在他看来，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实施的这种多数决定的民主制度，只有一种形式上的正确性，它实际上天对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构成侵蚀。请看一段哈贝马斯揭露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实质的精彩话语：“多数决定有的只是一种形式正确性，它如果只反映地位下降威胁的阶层对其地位的担忧和捍卫，也就是说，如果只反映右翼民粹主义的观念，就会对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构成侵蚀。”
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还反映在他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评述上：
首先看一看他如何看待海湾战争。他区分了海湾战争的四个维度，即权力政治的维度、殖民主义的维度、现代战争的维度和战争的道德维度。他认为，从战争的道德的维度来看，尽管在联合国的授权，但“决不是一种警察的行动”，因为它并没有站在联合国的立场上，而是变成了美国和西方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这场战争不是在联合国的命令下完成的，主导战争的国家甚至不向联合国报告它们的行动。这些难以阻止它们为所欲为的行为，更谈不到防止它们趁机实现自己的私心。从现代战争的维度看，为了避免重蹈越战的覆辙，海湾战争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策划。高技术手段的运用保证了计划的精确实现，新闻媒介也处于严密控制之下。人们从电视台、广播和报纸上只能看到军方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所有非人性方面都被筛选掉了，“直到今天，伤亡数字仍然处于阴影中；我们只能自己猜测：究竟是死了十万人？二十万人？还是更多？”他一方面提出，尽管与联合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相比，这场由美国及其盟国进行的战争显得有些可疑，但毕竟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又强调，这种合法性只是名义上的。在他看来，“国际法的贯彻有赖于国际社会的有组织的合作，而不是依赖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政府”。
再看一看他如何看待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曾有中国学者拜访哈贝马斯，就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事件征询哈贝马斯的看法，哈贝马斯这样说道：“用杀人去制止杀人，用暴力去反对暴力显然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也是行不通的。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政权用暴力处理民族冲突，从而使许多无辜平民遭到杀害，引发了难民潮，必须受到谴责。但北约以更加猛烈的军事手段去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造成更大的灾难，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现在看来，在北约空袭中死伤的人数比科索沃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更多。假如北约把米洛舍维奇当作战犯控告到国际法庭，那么，北约领导人更有理由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哈贝马斯强调，“北约的自我授权不应成为惯例。”在他看来，美国是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南斯拉夫实施空袭的，但实际上美国是别有用心的。他说：“美国也同别的民族一样，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它的利益与所宣称的规范目的并不总是一致的。”他这样询问那些天真地认可美国的行为的善良的人：“按照这一十足美国式的、亦即某民族的具有规范取向的强权政治的观点，不顾一切困扰、不妥协地把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一气打到底，必要时甚至派地面部队——这，在今天应该是说得过去的。至少这有前后一致的好处。可是，假如有一天，另外一个地区的——比如亚洲——军事联盟使用武力推行人权政治，而这又建立在他们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与我们迥然不同的解释上，那么，我们又该怎么说？”哈贝马斯的意思十分明白：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顾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反对，以自己的意愿解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你美国可以这样做，别的国家也可以这样做，假如有一天，别的地区的军事同盟也不顾“我们”的反对，按照他们与我们不同的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在我们这里强行推广他们所理解的人权政治，我们又有什么话说呢？
最后看一看他如何看待“9•11事件”。他把“9•11事件”定性为“自杀的凶手把作为文明标志的运输工具当作杀生的武器，以反对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堡垒。”他认为，“9•11事件”中的自杀的凶手和策划者是冲着西方现代文明，即当代资本主义而来的。这可以从自杀的凶手穆罕默德•阿塔的遗嘱中得知，是宗教信念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对他们而言，全球化是最大的撒旦。而电视屏幕中的画面也使目睹了这场世界末日般灾难的人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圣经》中的画面。美国总统在最初的反应中所使用的复仇语言，也带有《旧约》的色彩。哈贝马斯认为，关键在于，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他说：“在伊斯兰凶手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动机与手段的不同步。这反映了凶手故乡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由于快速和彻底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在他们那里，这种现代化过程幸运地被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但在伊斯兰国家，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楚，而且还没有找到补偿的途径。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固然是途径之一。但关键还在于，由于情感屈尊，精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点在政治上表现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在欧洲，我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现代的两面性特点。”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认为这些伊斯兰凶手之所以要敌视西方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他看来，连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都已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当这种现代性推及到非西方国家时，解体了那里原有的生活方式，其负面效应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楚，而仅仅依靠改善物质是无法补偿这种痛苦的。哈贝马斯认为，恐怖主义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用战物质争的方式反对，在一定意义上说，“‘反恐怖主义战争’不是战争”今他说：“面对由于脱僵的市场面蔓延的全球化，我们许多人都希望政治能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当然，回归的不是那种原初的全球化安全国家，即由警察、秘密警察、现在也包括军队所代表的国家形式，而是那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文明的国家形象。”显然，哈贝马斯既不认同“由于脱僵的市场而蔓延的全球化”，也不认同与之相适应的“全球化安全国家”。下面一段话可以视为哈贝马斯通过反思“9•11事件”，对当代资本主义所提出的一语中的批评：“由于自由主义国家的道德来源于宗教，因此，自由主义国家应当能够意识到，面对更高层次上的新的挑战，‘共同的人性文化’（黑格尔语）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市场语言透入了每一个毛孔，将一切人际关系都归结为自私自利的模式。但是，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社会纽带，用契约概念、合理选择概念以及利益最大化概念等是无法概括的。”
哈贝马斯与德里达一样，也对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当有人问到他如何看待苏东剧变而来的东西方对抗的结束的时候，他借机表示，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但“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哈贝马斯指出，近代思想家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建立就是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却发现这不过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即使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适用的。他说道：“资本主义第一次对于兑现共和主义的关于全体公民平等的许诺，没有加以阻碍，而是使之成为可能。民主的宪政国家确实在如下意义上保障平等：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然而当看到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不免使人想起Anatole France的一句话：人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切人都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人们仅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即仅仅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时候，怎么能谈得上“历史的终结”？
四
比起上述三位来，吉登斯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联系无疑密切得多。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设计者、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理论顾问，他的使命主要是“驯化’资本主义。但他在论证这种“驯化”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时，我们仍然发现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充满着不满情绪，并有着诸多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显然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批判。苏东剧变，一方面他对“第三条道路”的设计更加急切，另一方面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满也日益强烈。这主要反映在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下面就让我们着重考察一下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写下了一段十分引人注目的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它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建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这段话可以视为吉登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在他看来，尽管随着苏东的剧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但主导这种神话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人类前进的旗帜，用这种价值观念来对照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便一目了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用这种价值观念来批判和改造当代资本主义，使之重新显示出重大意义。他用这种价值观念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许多的批评：
第一，对当代资本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他说：“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他认为，信奉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有着固有的局限和矛盾的，这些局限和矛盾原来只是在“地方化的背景下”存在，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些局限和矛盾也就在“全球层次上”展开。他强调：“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是信奉市场万能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他特别批评由于全球范畴内放开资本市场而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投机活动。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值的利润。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账面资本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市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
第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管理混乱的批评。吉登斯指出：“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家，也存在社会上层排斥社会下层的现象。少数精英——他们不论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在吉登斯看来，在解决落后国家和下层人士被排斥的问题后，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一种较公平的分配制度。问题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他说，“缩少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策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现在它们发展起来了，自然可以提倡生态现代化。那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吉登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易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削弱民族—国家的批评。他说：“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国家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人求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吉登斯认为全球化造就的无数的城市—国家是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模式，而应当重新恢复被全球化削弱了的民族—国家。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边界是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边界的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吉登斯对随着民族—国家的削弱所出现的世界的“碎片化”深感忧虑。他说：“……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他还指出，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对地方自主的要求则越来越坚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出版以后，围绕着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态度，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激烈的批评，左派说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够，实际上是在粉饰当代资本主义，右派则指责他没有充分地展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于是他又出版《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一书，回击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在这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左派的著作中，吉登斯竭力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但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得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还是用了相当的篇幅用以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的现实。这里且列举若干：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的信赖时指出，“有明确的原因能说明必须放弃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市场迎合消费者的欲望，但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危及其他的要求或需要。市场培育起一种商业主义，它威胁其他的生活价值。没有外界的控制，市场本身没有自律机制——在市场交换中对可能被交易的东西任何地限制。另外，伦理标准或审美标准必须来自外部——来自公共伦理和在法律中加以保证。”他承认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具活力，但他同时又指出，这种财富创造中固有的活力却产生了市场本身不能应对的较大的社会成本，如由于经济不景气或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所致的社会分裂。市场也不能培育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本。市场经济产生外在性，得靠其他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外在性的社会影响，例如，环境破坏就不能只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另外，市场不能自我管制，市场的周期性波动趋势就需要由外部干预加以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过程本身会产生垄断，经济主体常常追求建立垄断，因为这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外部力量来保持竞争。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日益失去民心时说：“政府和国家的改革不仅需要满足效率的目标，也得对选民的政治冷漠作出反应，即使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对政治领导人和其他政府人物的信任程度已经下降，投票率和在议会政治中表达利益的比例也降低了。”他引用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来说明，在所有这些国家，对政治家的信任在下降。在德国声称相信他们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能代表其利益的人的比例从1978年的55%下降为1992年的34%。瑞典人中同意如下说法——即“政党只对人民的选票而不是他们的想法感兴趣”——的比例从1968年的49%上升到1994年的72%。在1996年，只有19%的瑞典公民信任国家议会。许多人认为政府已远离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相信政府已成了一项腐败的事业，背离了本应推动其前进的民主思想。吉登斯强调，老百姓的这些看法“很难消除”，“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内的政治家对影响其国民的因素的控制比过去降低了”。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平等日益加剧时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从1950年到1970年期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不等在下降，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尽管不是在全部但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平等又重新加剧。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发达国家不平等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北欧国家、比利时和日本的收入状况最平等，处于中间的是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而美国、以色列、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以美国为例说明：在过去的20～30年间，社会顶端1%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比例大幅上升，而下层人口的平均收人却停滞不前或下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贫困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贫困人口的比例是挪威或瑞典的5倍——美国是20%，而后两个国家是4%。他还以欧盟国家为例说明：尽管欧盟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平均水平低于美国，但根据官方数字和标准，欧盟的贫困现象也很普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标准，1998年，欧盟国家有5 700万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大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富国愈富、穷国愈穷时指出：“目前全球经济的操纵机制严重偏向于较富有的国家尤其是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中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巴西的GDP是800亿美元，瑞典的GDP远远小于巴西的三分之一，但在国际经济制度中前者比后者却拥有更小的正式权力。”他具体分析说，过去30年中，尽管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要高于工业化国家，但位列最小经济规模的那些国家的增长率要么是负增长，要么是零。1965年七国集团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七个国家的20倍，到1997年，这一比例是40：1。他特别提到了非洲，认为非洲情况的恶化与全球经济的扩张有关，有着因果联系。在过去20年里，全球信息经济体的地位确立了，正是在此期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经历了相对贫困的加重。非洲比昔日的苏联集团更为彻底地被排斥在全球信息革命之外。非洲1950年的生产占世界出口的3%以上，而到90年代初，却下降到1%稍多一点。进口比率也下跌了。即使把南非包括在内，非洲的出口基本上仍然限于初级农矿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从海外借债和国际援助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洲主要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来自援助的收入199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
吉登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在与上述两部著作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部著作中，吉登斯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尔的相关概念，把由当代资本主义所控制的世界称为“风险社会”。在他看来，当今的世界，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外部环境拥有了形形色色的控制手段，但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常常超越于人类的期望和控制之外，这样人类就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之中，风险已成为人们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内在的部分。他特别提到这种风险的核心是金融风险。他说：“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金融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即使在短期内，也总是趋于平衡。但凯恩斯的现实主义色调要强烈得多，乔治•绍罗什也是如此。绍罗什像我一样，采用了反射性这一概念。他说，由于信息的反射性获取，所以金融市场趋于不稳定——市场能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变动，变得混乱，可能受到赶浪潮效应、一窝蜂行为的恐慌的影响。我同意这一观点——全球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这种风险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发现的那种市场是从前没有的。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济可能会发生全面崩溃。”吉登斯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当今的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而且这种风险极有可能会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正是基于这一基本估计，他反复强调，“我的确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正是这一情况，加上科技创新的全球化，创造了这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特别强调，由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控制的当代世界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所出现的危害或危险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客观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他具体分析了前者不同于后者的两大特征：其一，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与人们所控制的抱负，特别是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一个社会越是寻求生活在未来之中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概念就越普及。”其二，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人造风险”，即是人为造成的。“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所指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我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他详细描述了这种人造风险所带来的当今世界人们无所适从的困境：“随着人造风险的扩散，……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风险有了新的加剧。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着长期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事方法的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但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
吉登斯于2000年出版的《失控的世界》一书提供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态度的另一有力的证明。在这部著作中，他再一次要求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的种种风险严格区别开来，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不是自然形成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是“人为造成的风险”，即“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的消极面远远大于传统社会中的风险。他说：“正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扩张的时候，风险也变得危险重重。……风险观念的出现是与计算的可能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保险形式是直接建立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不是这种情形。我们完生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有人认为，防止出现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采取所谓的“预防原则”来限制责任。吉登斯认为，作为解决风险和责任问题的方式，预防原则并不总是有用的甚或是可应用的。他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很多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显现出一种让我们惊奇趋势。也许会有以前根本没有人预测得到的结果出现。”他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他所提及的风险既有像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经济崩溃这样的“大灾难”，也有在如食物、药品、婚姻等方面对个体造成的威胁。他着重分析了全球化给当代世界所带来的结果。吉登斯按照他的身份是不会反对全球化的，但他也不得不正视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在他看来，全球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金融和资本的广泛流动，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前的经济无法与当前相比。他对当前世界的这种“电子货币经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能够动摇似乎坚如磐石的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坚决反对只是把全球化理解成是经济的全球化，顽强调全球化除了包括经济的全球化化，还包括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全球化。他认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全球化给当今人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加剧。他这样说道：“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以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他提出，只要环顾一下正在向全球化大步迈进的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总是”，“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又对全球化提出这种批评的大有人在，问题是这些话出于吉登斯之口，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如前所述，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是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四大思想家，他们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大多向来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而不是批判者，有的甚至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床前的医生”、“按摩师”著称的，因此，所有这些来自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识，应该是极有说服力和发人深省的。
的确美国的选举制度以及新闻自由等虽然问题百出，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这样的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最民主，最自由，最令人向往，最适合的。任何事物本身具有两面性，无可非议。批评家最容易当，可是既然美国的制度存在问题，能否提出别的更好，更民主自由的制度?或者是对美国现有的制度提出改善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