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考古
2006
线装书局
张勋燎、白彬
无
道教考古是中國宗教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它利用宗教學和考古學的方法研究與古代道教活動有關的遺物遺跡，以達到復原古代道教活動歷史的目的。
本書作者遍查道家典籍、中國考古資料，對道教的起源，不同時期道教不同教派活動的地區和特點，不同時期不同教派之間的關係，道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造像崇拜的起源和神系的發展問題，道教齋醮儀式、法術，以及道教的注鬼學說和屍解學說等均有獨到見解，是一本研究中國道教史、道教思想與學說的重要著作。同時運用眾多考古材料，如銅鏡、印章、錢幣、造像(石、銅、陶、瓷等質地的各種道教神像)、簡牘、寫紙、石刻(碑刻、墓誌、鎮墓卷、畫像石、刻繪)、陶瓷器、藥物、燒煉用具設備材料，以及宮觀建築、摩崖石窟、壁畫、墓葬等遺跡，對中國古代道教進行了系統地研究，解决了許多考古發現未曾解答的問題，是一本重要的中國宗教考古著作。全書資料詳贍，論證精闢，見解獨到，是迄今為止，海內外第一部專門研究中國道教考古的著作，填補了中國考古學的空白。書後附有“道教考古文獻目錄”與“引用書目”，方便讀者查閱使用。本書適宜於道教史、道教思想、比較宗教學學者以及中國考古學學者使用，也是道觀收藏使用之書。全書有彩圖和黑白圖約600幅，大16開精裝。
张勋燎，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彬，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
第一卷
壹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
绪论 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
第一章 道教的注鬼论、解注术和解注器的定名
第一节 道教文献记载的注鬼论和解注术
第二节 道教所载不同的解注法术
一 解注的名称和类型
二 解注的法术
第三节 注鬼论和解注术所属的教派问题
第四节 “注祟”、“重复”和“承负”
第二章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
第一节 解注器的确定和种类、器型
第二节 陶容器
一 东汉解注陶容器的类型和材料
二 地域分布、年代和组合
三 东汉解注陶容器在墓中放置情况的考察
四 器铭校读与考察
第三节 券版
第四节 石羊
第五节 铅人和其他代人用品
一 文字
二 实物
第六节 药物
第七节 印章
第八节 解注器发展的阶段性
第三章 解注器反映的宗教历史面貌
第一节 解注器材料所反映的宗教理论观点
第二节 解注器文所反映的神系内容和“天帝使者”、“天帝神师”
第三节 解注器文所反映的宗教组织情况
第四节 解注器所反映的宗教科仪法术
第五节 解注器材料所属教派和初期天师道的酝酿形成过程
一 教派问题
二 文化渊源
三 初期天师道的酝酿形成过程
（一） 刘邦、刘安、汉武帝与道教有关的宗教活动
（二） 成、哀时期《包元太平经》的出现和 与道教有关的宗教活动
第六节 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和张陵五斗米教（正一道）的关系
第四章 从东汉墓葬解注器看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的性质和形成原因
第一节 中原地区天师道的性质
第二节 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产生的原因
一 秦和西汉时期人鬼灵魂观念的转变
二 西汉末年至东汉初的天灾人祸、疾疫流行造成大量人民的死亡
三 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
四 谶纬学说的盛行
五 家族合葬多室砖石墓的盛行
六 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贰 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及有关道教遗物研究
一 碑文问题
二 石碑形制
三 随葬解注陶器
四 总论
叁 中原和西北地区魏晋北朝墓葬的解注文研究
第一章 中原地区魏晋北朝墓葬的解注文材料和相关遗迹
第二章 甘肃地区魏晋墓出土解注文材料
第一节 解注文材料的发现和分布情况
第二节 解注文陶器器形特点及其变化情况
第三节 陶器文字的校录和器物类型
一 有纪年之器文
二 无纪年之器文
第四节 解注器的年代、组合与分期
一 解注器的年代
二 解注器的组合
三 解注陶瓶、泥瓶与解注陶钵
四 甘肃地区魏晋解注器的分期
第五节 部分解注器文字内容的考释
第六节 关于建兴二十八年合同契券文字的说明
第七节 甘肃地区魏晋解注器的特点
第三章 甘肃以西地区汉晋唐墓出土的解注器文
第一节 青海、新疆解注文材料的发现
一 青海地区
二 新疆地区
第二节 甘、青、新疆魏晋墓解注器文和天师道的西传
第三节 西北地区出土十六国、唐代文物与佛道关系
一 墓葬出土随葬“衣物疏”
二 石塔八卦
余论
肆 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华岳庙碑》与寇谦之新天师道
一 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和《华岳庙碑》的著录和关系
二 《大代华岳碑》的释文校录和句读
三 部分碑文考释
四 碑文反映寇谦之新天师道的有关活动内容
五 《大代修华岳庙碑》与汉《西岳华山庙碑》
伍 北朝道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
第一章 实物材料的发现和著录
第一节 有纪年之北朝道教造像
第二节 无纪年之北朝道教造像
第二章 时代和地域分布
第三章 造像名称和造像内容特点
第一节 造像名称
第二节 北朝道教造像及佛道混合造像的特点
一 北朝道教造像的特点
二 北朝道教造像与佛教内容的混杂情况
第四章 造像发愿文题名和文字
第一节 姚伯多造像发愿文考释
第二节 其他部分发愿文的校读、考释
第三节 造像关系人题名的考察
第五章 北朝道教造像的教派关系和兴盛原因
第一节 北朝道教造像的起源及其与楼观道的关系
第二节 北朝楼观道造像兴盛的历史原因
余论
第二卷
陆 重庆、甘肃和四川东汉墓出土的几种西王母天门图像材料与道教
第一章 材料的发现与内容
第一节 重庆巫山和甘肃成县东汉墓的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
第二节 川南、川西东汉墓出土的西王母天门材料
一 画像石棺
二 画像砖
三 摇钱树座
第二章 天门与早期道教的最高尊神――――天帝
第三章 道书记载的西王母和天帝
第一节 西王母和天帝、天门的关系及其在道神中的职掌
第二节 天帝使者和天仓
余论和结语――――早期西王母传说的源流和不同区系
柒 晋吴南朝买地券、名刺和衣物疏的道教考古研究
绪论
第一章 晋吴南朝买地券的发现、分布及文字校读
第一节 东吴时期的买地券
第二节 西晋买地券
第三节 东晋买地券
第四节 南朝买地券
第五节 隋代买地券
第二章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特点、类型与分期
第一节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特点
第二节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类型
第三节 五金南朝买地券的分期
第三章 吴晋南朝买地券券文内容及神符
第一节 部分重要券文内容考释
第二节 典型买地券通释
第三节 五金南朝买地券与神符
第四章 不同类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试析
第一节 B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第二节 C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第三节 D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第四节 E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第五节 F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第五章 名刺
第一节 名刺的时代、区域分布及刺文内容
第二节 名刺的用途和性质
第六章 衣物疏
第一节 衣物疏的时代、区域分布和疏文内容
第二节 衣物疏的用途和性质
第七章 买地券、名刺及衣物疏所反映的道教史诸问题
第一节 吴晋买地券与早期天师道的南迁
一 东汉镇墓文与早期天师道
二 早期天师道传入江南的时间和路线问题
第二节 吴晋名刺、衣物疏与五斗米教（正一道）的东传
第三节 南朝买地券与南天师道
第四节 《女青鬼律》。《玄都鬼律》等书的时间和教派问题
一 《女青鬼律》的时代和教派
二 《玄都鬼律》的时代和教派
三 《女青鬼律》和《玄都鬼律》的关系
四 《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的成书时代
第五节 魏晋北朝及萧梁以后买地券罕见之原因浅析
捌 江西、四川考古发现的九天玄女材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的考察
一 考古发现的九天玄女材料
二 文献记载的九天玄女材料和九天玄女考古材料的性质
三 九天玄女考古材料的意义和反应的道教史诸问题
玖 前蜀王建永陵发掘材料中的道教遗迹
一 生墓代死之王建石真
二 棺床石刻守护尸体之随斗十二神和天乐图
三 尸体防腐剂水银
四 哀册文中所表现的道教思想内容
附录 杜光庭《王氏神仙传》辑佚
拾 川渝黔地区考古发现的河洛图书与先天八卦图研究
第一章 考古材料的发现
第一节 河洛图书材料及其类型
第二节 先天八卦
一 非墓葬出土类
二 墓葬出土类
第二章 河洛图书数之组合区分及其与先后天八卦之关系
第一节 河图、洛书象数的组合与区分
第二节 先、后天八卦与河图洛书的关系
第三节 安丙族人墓的河洛象数与八卦
第三章 地下出土先天八卦与河图洛书材料的道教性质、意义及其与堪舆葬术、丹鼎烧炼的关系
第一节 铜镜上的先天八卦
第二节 墓葬出土先天八卦、河图洛书与道教、风水堪舆
一 道教与风水堪舆葬墓术的结合
二 墓葬出土八卦、河洛象数材料与道教、风水堪舆之关系
三 墓葬出土八卦、河洛象数材料的意义
第四章 从考古发现材料看“河洛之学在蜀”
拾壹 江西樟树北宋道士戴知在墓出土墓志与石刻画像考
一 墓志铭文考释
二 石刻画像的考释
拾贰 四川都江堰市青城山南宋建福宫藏殿遗址试掘材料的考察
一 何谓“藏殿”？
二 “藏殿”的不同类型与“飞天法轮藏”
三 会庆建福宫藏殿遗址的性质和进一步发掘的必要
拾叁 江西高安南宋淳熙六年徐永墓出土“酆都罗山拔苦超生镇鬼真形”石刻
拾肆 四川省自贡市邓井关罗浮洞南宋“太上断除伏连碑铭”石刻拓本考说
一 碑铭校录及刻碑情况考察
二 关于“伏连”
三 解冤释结、保存拔亡与断除伏连的关系
四 三尸与伏连
五 关于碑文盟约戒誓内容
六 碑额之神符、日月与天尊题名
七 碑末题名署衔
拾伍 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出土部分道教文物的考察
一 “石诰命符”
二 壁画墓主像和“寿山福海”及其渊源
三 金龙
四 余论
拾陆 重庆云阳云安盐场明代玄天宫遗址和四川地区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
拾柒 江西、四川明墓出土的道教冥途路引之研究
一 冥途路引材料的发现和释文句读
二 路引文字重点内容考释
三 “玄天上帝”及有关诸问题
四 冥途路引的类型和文字异同
五 冥途路引与明代通行路引制之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
第三卷
拾捌 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木人”和“石真”
第一章 材料的类型和器文释读
第一节 木人类
一 北方地区
二 南方地区
第二节 石真类
一 蜀地型
二 江南类型
第二章 建兴二十八年松、柏人木牍文字的考释
第一节 材料的著录
第二节 器文校读考释
第三章 唐宋时期代人材料研究
第一节 器物文字的考释
第二节 几种唐宋代人材料的道教性质
第三节 渊源和流变
拾玖 江苏、陕西、河南、川西南朝唐宋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
第一章 镇墓文石刻的类型
第一节 “华盖宫文”与“敕告文”石刻
一 华盖宫文
二 天帝敕告书
第二节 五精石
第三节 “八威真文”石刻与“灵宝五真文”
第四节 “消灾真文”石刻
第五节 “五方五帝灵宝真符”
第六节 “炼度真文”石刻
第二章 几种真文石刻在墓葬中的组合情况
第三章 综论
第一节 关于随葬真文石刻墓葬的墓主身分问题
第二节 唐宋灵宝、上清道派活动中心的转移，教派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他
第三节 川西宋墓真文石刻与“太上真元大道”
第四节 宋代“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的余波
贰拾 隋唐五代宋元墓出土神怪俑与道教
第一章 神怪俑的含义、研究历史与现状
第二章 神怪俑的分区与分期
第三章 部分神怪俑的名称、性质
第四章 神怪俑分区分期及其性质、作用所反映道教有关问题的讨论
贰拾壹 江苏明墓出土和传世古器物所见的道教五岳真形符与五岳真形图
第一章 道教五岳真形图的形成和道书所载“五岳真形图”的类型
第二章 “五岳真形图镜”
第三章 与五岳真形图有关的“含像镜”
第四章 道书记载和考古材料所见“五岳真形符”
第一节 《三皇内文遗秘》与道书记载的五岳真形符
第二节 五岳真形符的古器物材料
余论
贰拾贰 三件唐代道教石刻和唐代佛道之争
一 河南洛阳出土开元六年《大唐大弘道观主故三洞法师侯尊〔敬忠〕墓志》
二 四川都江堰市青城山常道观开元十三年、十八年刻《常道观敕并表》
三 河南洛阳出土唐懿宗咸通三年《女炼师支氏墓志》
四 综说
五 附说青城山“唐玉真公主墓”辨伪
贰拾叁 “道教考古”玉“道教考古学”
一 “道教考古”的概念、性质和作用意义
1 什么事“道教考古”？
2 道教考古的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3 道教考古研究的学术意义
二 中国大陆道教考古现状简析
1 主要成就
2 存在的问题
三 建立“道教考古学”分支学科的一些构想
图版目录
引用书目
道教考古文献目录
后记
无
按：去年课上的作业，现在读来还是颇有启发的。为防止原件丢失，发上来备案，也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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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考古》一书共收文二十三篇，基本按论述内容的时间顺序排序，第一、二篇讨论的主要讨论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与早期道教有关的材料。其中第一篇《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篇幅较长，主要以分析东汉墓葬中出土的解注器之类型、铭文为中心，加以现存早期道教经典为参证，以解释早期天师道兴起之地域和特点。第二篇《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及有关道教遗物研究》则如其标题，中心在分析肥致碑的碑文和形制。第一篇的绪论和第一部分，作者从道教文献“解注”的意义出发，提出了不同与学界的解注器的定义。作者认为，“注”虽然可以认为是传染疾病向自然物扩展，更需要注意当时发展成的一种与“鬼祟”相连的宗教概念，是“注鬼”、“注崇”的简称，这种注鬼主要是指前死者由于死后受罪崇害生人，使之代为受过。在总结了道书中出现的解注的名称和类型之后，作者提出由这些内容所出的道书可以判断，其大体上应属于天师道的范畴。而面对晚出的上清、灵宝等道派文献中也有与之相涉之内容的情况，作者认为这正说明了晚出的上清、灵宝是由天师道分化而来，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接受了天师道影响的结果。只是简单推论说因为太平道早被政府所镇压，“除了其经典内容有时还被吸收加以利用之外，不再作为一个叫教派发生影响，只有属于天师道系统的五斗米道等道派继续发展流传。”（p44），似有过于武断之嫌。
在第二章，作者提出凡是在墓中发现用于隔绝生死、人鬼，为死人解谪、生人除殃的器物，无论其器文中是否出现“注”字，有无文字，形状质地如何，都应该当做解注器来进行分析研究。这样一来，就将原来大量没有文字的解注器材料（特别是陶容器）纳入研究范围以内。接下来作者将解注器材料分为陶容器、券版、石羊、药物和印章五大类进行分析。而被判断有解注功能的230件陶容器的139件是无文字而被以往学界所忽视的，这些无文字的陶容器要么器型与有文字者相同，要么瓶内盛有药品或铅人这类解注品，故作者认为应该将其视作与有解注类型文字的陶容器相同之物。作者用典型的类型学的方法这些陶器分为A、B、C、D四大类，并结合其出土状况和纪年总结了各个类型的特点。这些器物年代最早在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最晚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广泛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但于前两省较为集中。随后作者考释校正了11件带有符型和37件不带符型的陶容器铭文。其主要特点大致可以总结为大多是章奏考召或告移的形式，以天帝（黄神）或其使者（天帝使者）为口吻，强调生死有别，人鬼殊途，“生人入城，死人出郭”，无令生人受注。据作者归纳，这些镇墓文如有纪年往往会注明建除家所订值日名称，且常有“死人某某，薄命早死”和“先死”、“后死”的字句，结合东汉盛行多次合葬墓的习俗，可以认为这种解注的仪式很可能是在墓主人早死或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往往是在与墓中先人进行合葬时，希望防止被打扰的鬼神危害生人。而有的铭文中提到神药（丹砂、雄黄）有厌镇之用，另有“上党人参九枚，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等字眼，也可以从中得知一同出土的药物和代人用具在解注仪式中的作用。券版方面，作者主要讨论文字内容与陶容器等其他解注用具上的内容相似的“镇墓券”。这类镇墓券往往与模仿人间实用的买地券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似两者相互影响的产物。石羊在东汉的墓葬中发现的不多，主要出土于同一个墓葬，部分有文字，就内容来可以判定用作解注。而受保存条件的限制，作者讨论的关于“黄神”“天神使者”的印章，大多数出自后人整理的印谱，少有实物，推测这类印章可能是道士用以表明身份，在举行解注仪式时泥封装有神药或铅人的陶器所用。
最后，作者结合上述注解器材料分析其中反映的宗教历史面貌，其主要观点如下：
上述解注器材料虽然带有巫术的成分和内容，但已经具备了作为一种宗教的基本要素（逐渐在一特定区域内流行），应当属于正式宗教的性质，是初期天师道活动的遗迹。
与我们熟知的重视伦理和祭祀的儒家思想不同，这些材料反映的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认为死人和活人应该完全隔离的观念。死者鬼魂一旦和生人发生接触就必须要采取措施对其施加惩处，使二者脱离。
解注器文中反映的神系和神名基本上都能在后出的道教经典中找到印证，其中最高神称为天帝（天公），这种称呼与《太平经》中称“天君”不同，也是两者不属于同一道派的例证。而“天帝使者”“天帝神师”则是道人为抬高自己身份的自称，也很可能是天师道名称的由来。
可以判断以上解注器反映的是天师道而非太平道的理由除了隔绝人鬼的观念和《太平经》中主张死人可为善鬼造福生人这点不同之外，还有一下几点：其一，材料中出现的神系神名并没有在《太平经》中出现，其二，材料的符型和《太平经》中出现的“复文”符书完全不是一个系统，其三，太平道活跃的地方乃以山东、河北为中心，包括江苏、湖南等地，与解注器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的情况不符，同时也有材料表示属于天师道系统的“张陵”曾在河南洛阳一带活动过。
解注器材料所反映的早期天师道并非是在单一地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许多不同区域性原始宗教文化在中原地区形成的聚合体，也于汉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息息相关，同时出土墓葬的主人很多属于社会上层人士也表明天师道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十分密切。
与主流根据文献材料认为天师道系顺帝初年张陵始创与蜀中的看法不同，通过上述考古材料的地域和年代分析，天师道最初应该是东汉明帝时期在以长安和洛阳两京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西、向南和向东发展的。而某些文献材料中提到“张陵”曾在洛阳修道之事，也可作为考古材料的印证。因此蜀中的五斗米道，应是从长安、洛阳传入的天师道的分支。
此外，作者也注意到，虽然神仙思想一般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特点，但在考古发掘中并未找到太多有直接关系的材料，其原因很可能是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早期天师道的神仙思想并不突出。在第二篇，作者便重点分析了反映了有成仙内容的肥致碑。在校正碑文的主要内容之后，作者判定当初立碑的目的，一是祈求神仙福佑，一是以所载事迹启迪后人，而与墓葬之事无关。如将其与性质相同之《仙人王子乔碑》和《仙人唐公房碑》，可发现此三碑皆非墓碑，且均为东汉时人为追述某真人而立，其地点也分布在河南和陕西。而《肥致碑》与众不同的形制，也与道教文献记载相吻合。碑文提到肥致道友赤松子及大伍公的仙师西王母的事迹，可通过比对西汉时期的记载，从侧面反映早期道教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所涉及的仙道服饵、行气两派的融合，作为多种神仙类型之一的“土仙”的存在，以及所在墓葬属于早期天师道“墓门解除”所用解注瓶的发现，都表明此时道教已由原始的方仙术进入一种杂以多端为特点的正式宗教的形成期。墓葬之地点位于接近前篇所论早期天师道的中心地带洛阳的偃师，也发现过许多解注器材料。
这两篇文章可贵之处，在于其能很好地结合文献材料，在考订考古材料文字内容的同时，结合类型学方法对器物之形制、分布进行分析，从而补充文献材料的不足或失实之处。具体来说，就是能根据陈国符等前辈学者对道藏考订出的成书年代之成果，将出土材料与被判断为三张天师道所出之经典（《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赤松子章历》卷3至卷6[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360页。]）结合分析，故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就以书160页所引1935年修同蒲路时山西所出土的灵帝熹平二年朱书陶瓶为例：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徼等：敢告移丘丞墓柄、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植卿、耗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埋。眉须以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a.郭沫若：《奴隶制时代》，94页；《兰亭论辩》，32页；b.陈直，《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巾教的关系》，《文史考古论丛》，390-392页。（转引自《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160页。）]
作者从《赤松子章历》卷4《解五墓章》中找出有关“铅人持代”之根据。这里铅人的持代，是为了代死者幽谪，免其沦为注鬼。而如不熟悉相关道教文献，就很容易认为这只是简单得将生者的世界复制到鬼魂居住之所，就如生人需要承受国家的徭役一样，死人也需要，铅人则是代死者服役。[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84-184页。]
第一篇所更是提出了关于早期天师道的起源的突破性的新观点，得为研究早期道教史者不得不关注之命题。因早期天师道因材料稀少且相互矛盾，有许多问题学界都难以有定论。特别是天师道是否早在张鲁的祖父张陵入蜀后时就已经创立，而张修和张鲁的关系又是如何一直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唐长孺先生就认为，张修无论在军中还是在五斗米教派中都算是张鲁的部下[ 唐长孺：《太平道与天师道》，《唐长孺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45-747页。]，但是这样一来张鲁就没有必要杀张修而“夺其众”。本人认为，在此问题上柳立言先生的见解更符合逻辑，也能与第一篇文章提供的材料和线索相吻合。他认为如按《三国志》注引《典略》的记载，在益州牧刘焉命张鲁、张修攻打汉中、张鲁杀张修夺其众之前，张修在光和中（178-183）就已经在汉中创立五斗米道。再结合《华阳国志•汉中志》及《晋书•李特载记》的记载，张鲁最开始是因为行“鬼道”而见信于刘焉，而后也是在汉中“以鬼道教百姓”。因此，后来世人所知的五斗米道，是张鲁在吞并张修教众的基础上加入鬼道的因素而成的。[ 柳存仁：《汉张天师是不是历史人物》，《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3-86页。]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益州牧刘焉为汉朝宗室，长期在洛阳居住，他以“鬼道”重用张鲁，则表示其本人也是信奉鬼道的。这样一来，就可以与以“驱鬼、镇鬼”为核心的解注考古材料集中分布在西安、洛阳及周边区域相印证。
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本人认为仍然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第一篇文章用了很大篇幅对考古材料中最为丰富的被判断为解注器的陶容器进行考古学分析。前文也略述，因大量陶容器既无文字也无与解注有关的材料遗留下来，作者便以其与可以判定为解注器的陶器外形一致而视其为解注器。但稍微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定问题。在作者列举的五种解注材料，陶容器、券版、石羊、药物和印章中，后三者基本都能通过文本确定其在解注功能：铅人可代死者受谪，人参可代生人受注，药品有杀鬼镇厌之用，印章则作为施法者的信证。而陶容器除了作为装有上述三种物品的载体之外，其身上所铭有与解注有关的文字内容基本上与除去买地券内容的镇墓券是一致的。就是说陶器本身除了作为解注材料和文字的载体之外，并没有直接和解注发生关系的功能存在。这样我们不禁要问，既无文字也无与解注有关的材料遗留的陶容器是否真的与其他陶容器一样有解注之用呢？器型的一致也可能只是因为都是模仿生人所使用的陶器而致。同时我也注意到，文中提到伴有两件镇墓券（P196第4件、 P202第5件）出土的解注瓶上面都没有文字。大概是因为镇墓券上已经有了文字，无需在陶器上重复。所以这些陶容器极有可能与普通明器有一样的功能。所以我认为作者将部分没有辅助材料可佐证，类型与解注器一致的陶器当做解注器进行分析，比较冒险。当然，由于时间久远和保存条件各异，即使陶器有相关符、文，也极有可能剥落不存。这点可能性无法否认，但是是否就应该因此放松解注器的判断标准呢？还另需验证。
另外此文比较遗憾的是，在论述中原地区早期天师道与蜀中五斗米道的关系时，作者只是简单地说五斗米到“与之相连的东汉墓葬解注材料，一方面有许多不同与中原的特点，同时又有诸如代人铅人、朱书陶瓶（解注瓶）、矿物药料（等）明显来自中原的若干相同的内容”（P306），并没有对五斗米道如何不同于中原天师道进行详细的分析。不过，在查阅其他材料后发现，我们可以发现，五斗米道对老子（太上老君）及《老子》五千文极为推崇，并为确立其经典的合法性将其视为太上老君所授。《云笈七签》卷六云：“正一者，真一为宗，太上所说。《正一经》天师自云：‘我受于太上老君，教以正一新出道法。’”本文中也引用了刘宋时的《三天内解经》称张陵于“顺帝汉安元年壬午岁“，得太上老君赐以“玉札金文都功版券”，“三清众经九百三十卷”等（P300）。《后汉书·刘焉传》、《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五斗米道“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而敦煌遗书中所保存下来的《老子想尔注》，虽然其成书年代还有争议，但大部分人还是认同饶宗颐的汉末说，并将之视为与汉末三张天师道所对应的文献材料。《想尔注》中说，“一者道也”，既“在天地外”，又“入在天地间”，而且“往来人身中”，“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黄帝虽然也是被崇敬的神，但黄帝不如太上老君尊高。天师道所信仰的最尊神便是太上老君。而对比文中提及的出土材料，频繁出现的只是“天帝”“黄神”等字眼，据文中的说法施法者也只是自称“天帝使者”之类，丝毫不见与“老君”“太上”相关的字眼。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还有待讨论，目前可以将其视作中原地区早期天师道与蜀中五斗米道不同之处。
线装书局坑爹啊！！！
他们这样定价，不是第一次。
为了表示抗议，偶提议坚决不读他们出的书！！坚决不引用他们出的书！！！让以后所有的学者都不在那里出书！！！！
张、白二先生把书出在这里，真是明珠暗投，费了那么大心血的书，没有人买得起啊。
偶这个最低评分是给出版社的，不是给作者的。
张勋燎先生和白彬老师的《中国道教考古》是在国家人文社科基金支持下完成的重大学术课题。道教考古自20世纪90年代由张勋燎先生首先提出这个概念以来，此师徒二人一直在这个领域做着默默地奉献。本书收录了道教考古的数篇论文，对道教与考古感兴趣的读者，很值得一看。
学习了！最后的意见也很切中要害。实际上，我很怀疑地下出土的墓葬明器，包括汉代画像石，是否可以与五斗米道、太平道对照。因为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其实都只能说是汉末道教运动氛围中的末枝，索安所谓branch of the New Taoist religion。它们是否真的可以深入的影响全国的丧葬礼仪？
书中说蜀中的五斗米道，应是从长安、洛阳传入的天师道的分支，很有道理。但是我宁愿说天师道是在中原道教信仰中分出去的一枝，我们没有证据将天师道视为占据主流的道教信仰。因为，从《抱朴子·遐览篇》著录的道经来看，天师道和太平道的经典少之又少，这应当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道教的真正概况。主流的道士和道教，应当是类似活跃于曹魏朝廷中的郄俭、甘始之流的人物。而如果说丧葬形式确实受到道教影响的话，这种道教也当是陈伏于民间的道教氛围，而不是指某一个成型的教派。这种道教氛围，与民俗信仰有什么区别呢？还很难说。
例如你提到的镇墓瓶中的“天帝使者”与天师道和太平道的理念并不吻合，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我上面提到的问题。实际上，“天帝使者”是非常接近民俗信仰的东西，这个概念显然出自以汉代的官职比况悠久的“天帝”信仰，高似孙《纬畧》就说汉代有行冤狱使者、美俗使者、河堤使者等等不见于《百官表》的名目，而这些名目又是汉代都水使者、监军使者、稻田使者等等的泛化。而在关于灵宝经的传说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苍水玄夷使者”。这些显然不是出自天师道、太平道的理念，而是民间盛行的说法。我们在六朝小说中，也还时不时的看到天帝使者的说法。
汉魏晋的早期道教，遗失的部分肯定大于现存的部分。而现存的部分又几乎都存在断代的争议。那么，将地下出土的零碎，去对照道藏现存的零碎，真的能够复原出一个逻辑上没有问题的真相吗？我很怀疑。
这本书还是非常审慎的，故其结论还有可以采纳的地方。最叹为观止的是汉画像石与道教互证的领域，其隔空引线、牵强弥缝的发散思维就更为严重了。
这书确实写得很好啊！说实话我很想弄个扫描版（老师那里有一套，后来有多复印了一套给同学复印的），多花点钱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作者和出版方会不会有啥问题······
文老的意见也很到位，学习了！
夏德安称为汉代的“共同宗教”（上、下层共享的信仰，区别于索安的“天帝教”，与司马虚所谓的“文书王国”有相通处），似有一定道理。这也许就是道教所得脱胎的土壤吧，由此也导致了早期道教“杂而多端”（兼纳多种修仙之术）、彼我难分的情况？所以在早期道教的历史研究中，与其细分教派差异，我更倾向于不同地域传统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可能交流与共通之处。
同缉熙的看法，其实除了早期道教之外，很多同一命题不同文本的差异可能也是不同地域的传统所导致，但现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总要分辨出个正统和大宗来。
夏德安的论点在哪本书里？我对此没有专门的学术史梳理，只是谈了自己的看法。
“不同地域传统”，刘屹先生有不少文章去论述东西部传统的差别，很有启发。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忽略东西间的交流，毕竟在汉代流民严重的情况下，很难有真正固守的传统啊（南方葛氏道之流除外）。比如张道陵不是从沛县过去的么，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出一些。
同一命题不同文本的差异，也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阶层的不同。
上层士大夫信的道教和普通民众信的道教、道教徒的道教，在理念上肯定有差异。
可是价格也太贵了吖……哎。
书籍价格的开山之作么？
求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