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争与制度认同
2009-8
人民出版社
鲲水
211
无
制度之争是历史前进的主线之一。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殊死搏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空前压力。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洞察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矛盾再度暴露。 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33位跃至2007年的第4位，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不足loo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200美元以上，30年增长22倍；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30年增长8982倍；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30年增长105倍。
本书第一章对信息制度论进行概括；第二、三章先“破”后“立”，先通过分析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次优方案削弱西方资本主义“普选”、“多党制”和“私有制”的话语优势，然后为部分困惑青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第四章提出信息对称改革的建议方案，尝试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绩效优势；最后对全书进行总结。
前言第一章 信息制度论 一、信息制度论提出的背景 二、什么是信息制度论 （一）实例 （二）文献 （三）三个层面及解决方案 （四）现有制度理论框架中的信息因素 （五）信息制度论的表述 三、信息制度论和制度认同第二章 话语优势之“破”：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话语优势 一、西方制度话语优势的“软肋” 二、还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来面目 （一）政治制度 （二）经济制度 三、还原中国传统制度的本来面目 （一）政治制度 （二）经济制度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奇迹的探索性解释 五、一些克服信息不对称制度的补充 六、归纳总结次优方案 七、跳出西方制度潜意识陷阱第三章 话语优势之“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优势 一、信息制度论视野中的制度史 （一）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前 （二）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四）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压制 （五）社会主义的第二次主动 （六）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压制 （七）社会主义的第三次主动 （八）资本主义的第三次压制 （九）社会主义的第四次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信息制度论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三、制度之争要求话语优势和制度绩效的有机统一第四章 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绩效优势 一、信息对称改革的“3+5”整体操作草案 二、信息对称改革的具体切入点 三、信息对称改革在党建领域的实施 （一）党建现状 （二）信息对称改革视野中的党建理论创新 （三）信息对称改革视野中的党建基层组织创新 （四）信息对称改革视野中的党建人才创新 （五）信息对称改革视野中的党建制度创新 （六）信息对称改革视野中的党建策略创新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信息制度论 一、信息制度论提出的背景 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面对激烈的制度认同之争，中国需要在保持制度绩效优势的同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 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个领域中，建立政治制度话语优势的任务尤为艰巨。一方面，部分困惑青年认为中国政治制度还有完善空间，离话语优势建立还有距离；另一方面，西方在政治领域长期拥有话语霸权，并在遏制腐败等中国还存在局部问题的领域成绩不俗。在政治领域建立话语优势相当于打一场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这场思想战争已无法拖延，因为缺乏话语优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干扰稳定。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终极目标的“中国式民主”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创举，没有现成的榜样。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西方式民主”，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自己的话语优势，无法使部分存在困惑的青年从内心深处认同以中国式民主为目标的改革，那么一旦以执政党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全面深化，任何局部挫折都不排除产生社会动荡的可能。当我们仍沉浸在经济转型“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喜悦中，并开始稳健推进执政党能力建设“摸着石头过第二条河”时，我们不应忘记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河有比较清晰的对岸，即市场经济，而第二条河的对岸缺乏现成的参照物，或者说部分青年与改革者心中的河对岸可能大相径庭。改革成败自古都由民心向背决定。再简单的改革如果民心不齐，一点挫折都可能葬送整个进程；再艰难的改革只要万众一心，无论出现多么凶险的突发事件，无论出现多么严峻的社会危机，无论出现多么不利的国际局势，中国都不会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其次是容易让执政党能力建设演变成“西方式民主”的渐进改革。西方式民主虽然在发展中国家“溃不成军”，但并没有丧失话语优势。少数所谓“精英分子”内心深处笃定最终只有西方式民主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并由此产生“直选”情结——凡是以扩大直接选举为内容的制度创新就拍手称道，并要求不断加大力度。以基层村委会主任直选为例。一些专家认为单纯依靠直选并不能实现抑制腐败、选出德才兼备干部的初衷，甚至会在局部加剧贿选、形成干部“老好好、不讲原则”的处事导向和“拉小圈子”的派系倾向。但是受西方话语优势干扰，一些同志内心深处也认为即使直选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现阶段行不通，也只能硬着头皮推进，以免被扣上“不够民主”的帽子。然而，如果带来负面问题的直选比重不断扩大，层级不断提高，问题不断恶化，改革进程就有可能失控。 再次是容易让执政党能力建设因小失大，错失时机。话语劣势意味着在实践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些消耗大量改革资源的制度创新可能没有触及行政体制中亟待解决的核心矛盾，反而耽误掉处理其他矛盾的黄金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有关报道中提出的深化制度改革举措，例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提高透明度等虽然很好，但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究竟哪些改革举措触及核心矛盾、哪些举措必须马上实施、哪些可以缓行、举措与举措之间如何配合等都是未知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调整。而在漫长的改革进程中，诸如局部腐败现象、大学生就业困难、环境恶化、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在通过改革逐渐解决问题和问题来不及解决最终葬送改革的激烈博弈中，改革不能输，而话语劣势让我们心有忧虑。 最后是容易使执政党能力建设后继乏力，腹背受敌。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才进入攻坚阶段，而执政党能力建设更是任重道远。今天的“70后”、“80后”青年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容易认同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方向。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从小面临全球化的冲击，对包括西方式民主在内的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如果无法使部分困惑青年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很难想象对西方价值观抱有天然好感的这些青年会主动选择中国式民主。站在国际社会高度，中国式民主即使在实践中继续取得卓越成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继续借助由西方诠释的“民主价值同盟”全面向他们认为“不民主”的中国施压。引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黄平的话：“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看起来只是关于话语优势的用词问题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核心软实力，关系到兴衰大计和统一大业。 在部分存在困惑青年心中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首先要对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要弄明白什么是好的制度，才谈得上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好不好。这样我们就需要一套系统、客观、经得起检验和反证的制度理论，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在本书中，作者将借助相对浅显易懂的信息制度论帮助上述青年在内心深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 二、什么是信息制度论 信息制度论的灵感来源于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制度设计非但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反而使问题更趋严重？作者以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规定的“推荐票”制度为例，以分析解释这一制度可能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的原因为切人点，归纳建立信息制度论。 （一）实例 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使用中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从1983年开始逐步扩大考察范围，并让部分干部群众参与推荐。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使推荐过程规范化、制度化，既扩大了党内民主，又坚持了党管干部原则。传统委任制中，上级党委直接提名拟考察人选，然后在组织部门考察基础上由上级党委集体讨论任命。推荐票制度与之主要区别在于干部提名权。以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为例，在一定范围内参加人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荐出两倍于实际需要的人选，上级党委从推荐出的人选中确定拟考核人选。在一般情况下，得票相对较高的干部获得提名。 推荐票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体现“群众公认”，使在群众中威信较高、品德和能力得到公认的干部最终被推荐上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德才并不突出的干部，却通过拉票甚至贿选获得较高票数，并得到上级提名的现象。 （二）文献 推荐票制度为什么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用政治学语言讲，制度绩效为什么不理想？关于制度绩效有两大理论适用于分析推荐票制度。外部绩效理论强调制度外部环境特征对制度绩效的影响，如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稳定等。内在绩效理论则着眼于领导者的价值观与谋略和制度内部结构等制度自身特征与建立方式来解释制度绩效。相对而言，内在绩效理论更适合推荐票这种目标明确的制度，它的理论框架包括平衡民主理论、责任承担理论、制度设计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委托一代理理论等，其中委托一代理理论与推荐票制度的内涵不谋而合。在推荐票制度中，假设上级领导为委托人，下级拟提拔干部为代理人，上级领导和下级拟提拔干部之间存在一些利益分歧（上级领导希望下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而有些干部还要追求个人利益）和信息不对称（下级拟提拔干部拥有上级领导不知道的信息，例如暗中拉票和修改统计数据），本段开头的命题就转化为上级为什么有时候没能利用推荐票制度选拔出优秀干部，实现设计初衷。 根据委托一代理理论，利益分歧和信息不对称是制度绩效不理想的两大原因。推荐票制度就是专门为了消除我们假设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而设计的机制，符合“激励相容”——推荐票制度把下级干部努力工作实现的人民利益（上级领导要求）通过推荐票（群众认可）和干部个人提拔（下级干部愿望）直接挂钩，下级干部只有先实现上级领导要求才能实现个人愿望。在消除利益分歧的前提下，信息不对称就成为解释推荐票制度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的主因。
无
好，写得好。值得一读。适合一定位置的人读。
学术性不是太强，有些观点可用，并非一无是处
任何顶层设计方案必须能够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现在在哪、将来要到哪里去的大历史观，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
http://www.rmlt.com.cn/qikan/2013-01-21/70380.html
信息经济学使选举式、监督式和协商式民主统一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透明类举措。三种民主看似形式不同，实际上内涵一致。借用一句政治共识——“阳光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三种民主可以统称为“阳光透明式民主”。
“阳光透明式民主”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选举式民主增加了监督式和协商式民主，弥补了前者无法有效解决政治体制后三个环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更高层次、更加完善的民主模式。
“阳光透明式民主”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梳理出了击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历史观：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制度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信息不对称，实现阳光透明的历史。制度超越体现在对信息不对称的更有效克服和更阳光透明。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借鉴吸纳人类文明中三种民主模式的优秀成果，克服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信息不对称的过渡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极阶段是完全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信息完全对称、公共权力完全阳光透明、国家和政党作为制度彻底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
“阳光透明式民主”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三大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逆转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被动局面，占据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面对当前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挑战，执政党高举“阳光透明”大旗占据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制高点，推进“阳光透明”制度化来遏制腐败、凝聚民心，将实现“上下同欲者胜”，最终夺取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胜利。
《南风窗》：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人们一边在按一个坏的规则博弈，同时想修改它。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什么？要如何做才能避免那种强者通吃，最后大家鱼死网破的局面？
赵汀阳：所以在理论上似乎还是有一线希望的。我所看到的一线希望是，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对称的状况有可能使得“策略模仿”形成强大的博弈压力，对单边主义的思维方式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最终有可能迫使人们只好承认他者的存在论核心地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ceca3e0101841s.html
http://www.gmw.cn/xueshu/2012-11/27/content_5816363.htm
作者按：目前中国改革陷于停顿甚至于局部倒退，首要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未能与时俱进，表现为理论僵化、保守甚至于后退。反对对政治改革进行理论探索和“顶层设计”，斯为典型代表。此类观点实为深推改革的大碍与大害，必须系统深入辩驳澄清之。我觉得，如果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解放，则很难启动新一轮真正的改革。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思想和先进理论为引领，这是保障改革方向正确、内涵正当与动力持久的关键所在。】
一、房之谬与牛之偏
房宁教授近日发表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文章。房教授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政治问题“综合性和关联性强”，其不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重复性差”，“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命运，决策者责任重大”，故而“政治改革难有理论先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如果将房教授的观点理解为政治改革因其复杂性和综合性，因而需要理性的对待和必要的谨慎，那倒是未为不当。不过通览全篇，这显然不符合房教授的意旨。在文中，他断言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他强调要“实践第一”，反对对政改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表示进行“顶层设计”和“理论突破”，是“‘图虚名，招实祸’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在这里，他已经明白无误地反对任何程度的理论先导，即应该有认真系统的哪怕是必要的理论研讨作为进一步改革的向导。然而追踪房教授形迹，却可以发现他似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政治问题的深研和预判。从他近期发表的系列访谈和文章，如《谈苏联解体教训：我们不能迷信改革》，《资本主义民主的缺陷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坚持“五不搞”》等等，可见事情并不单纯在于理论和实践谁先谁后问题。
在随后，房教授的社科院同事牛新春即以《改革应有理论先行--与房宁教授商榷》一文做出了回应。牛教授正确地指出了“改革必须与时俱进，不仅理论要先行，争论也避免不了，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其论述仍有不足。牛文主要从改革需要掌握主动，利益主体多元需要各自理论支点等技术和微观层面，阐明“改革应有理论先行”。但读罢总觉得“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似乎宏观高度和思维纵深都未能展开。同时他的部分观点也值得商榷。他说在当下中国，“利益多元化成为不争事实。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不同利益间博弈和妥协的过程”，“理论先行，最理想的状况是理论橱窗中琳琅满目，各个利益层次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理论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里，他对多元主义协商政治表现出过度的乐观情绪。他显然忽略了中国社会日益呈现所谓马太效应的畸形化发展，并未蕴育出健康均衡的多元主义的事实。
实际情况是，这些年来民间权利意识的自我觉醒远赶不上权力本位的自我扩张，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很弱小，散兵游勇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领袖，缺乏集体谈判的力量，甚至连利益表达的合法资格和渠道都很缺乏。在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底层化边缘化弱势群体和体制外人群严重失声难以伸张自身诉求的情况下，各方据以申明自身主张或利益的“理论工具”不可能进行有效竞合。最终必然是，谁的势力大，谁的嗓门就大，谁的主张就会登堂入室，最后占据庙堂。
由此可见，中国改革不仅需要理论作为先导和引领，更重要的是要有先进理论来导航和指引。本文将沿着房、牛二人开启的路径，再做若干概要分析。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完成改革任务实现永续发展要有理论思维与“顶层设计”
中国已然错过前述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或者说历史机遇。回顾一桩桩历史憾事非为哀痛往昔，而是为了明辨当下，寄望未来。人之劣性正在于易于沉湎旧事缅怀故迹，而对于眼前正在上演的一幕幕波澜壮阔历史活剧，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熟视无睹。
最近3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表明，中国又一次来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口，面临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抉择。诸种矛盾问题叠加累积错综复杂，用吴敬琏老先生的话是已届临界点。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历史迎来了又一个历史节点，中华民族又一次身处重大转折关头。是让历史故迹重演，还是奋力一跃，冲破三千多年来的周期律，走出代代传说的兴亡故事，驶向康庄大道？
实现政治现代化是近现代先进中国人孜孜矻矻奋斗不息的理想，在现实层面，也是中共主导的改革建设主要目标之一。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任务，十八大提出包含政治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在当下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政治体制改革愈来愈成为制约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压倒性先导性紧迫性任务。历史的大考就在眼前，无论是经济转型，道德重建，公义回归，政治廓清，文化建设，哪一项都是千钧重任。中共的执政精英们必须具备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的远见卓识，顺时应势的政治自觉，敢于担当的使命意识。并以此为统领，以高屋建瓴敢于改革的气势，高度负责无愧历史的态度，高超稳健循序渐进的艺术，毅然施行继续改革的行动。
当今中国的显著事实是精英需要共识，大众需要启蒙，没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争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就不能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汇聚力量，继续推动改革前进。
争论不是折腾，摸石头过河不应阻断言路，顶层设计不能离开多元各方的广泛参与。只有认真听取由外而内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诉求，才能和衷共济共赴时艰。
历史给中国的课业是立体化全方位重构性的。冲破既得利益格局，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摆脱“被改革”宿命，需要执政当局拿出海纳百川的气度，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凝聚社会共识，促成广泛动员，为推进变革创造思想条件和精神前提。
大时代大转型大变革要求由先进理论引领前进。
http://view.news.qq.com/a/20110812/000033.htm
当前世界各地的混乱，从本质上说都是政治上的迷惘。阿拉伯之春的目标是民主，而民主的美国和欧洲在付出政治制度软弱无力的另类代价。中国社会的困惑也在互联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完美的？是民主，威权，还是我们尚不了解的别的什么呢？
人类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其实是非常少的。尽管各国的政治学著作汗牛充栋，但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思想突破，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屈指可数。卢梭、马克思这样的政治思想巨擘，远比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少得多。现代国家出现几百年以来，政治制度的大规模探索也很罕见，起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是少有一轮政治上的离经叛道。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应同时保障民主、效率和稳定，并追求三者的平衡，但实际上多数国家只做到了得其一二。西方国家始于工业化时代的民主制度，留下过一段相对不错的记录。苏联式社会主义曾经创造了惊人的效率，但由于荒疏了民主及民生，最终走向崩溃。
然而在失去了与苏联殊死竞争的紧迫感之后，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也像蘑菇一样呼啦啦长了出来。它的民主是保障了，但它在早期向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效率能量，似乎被释放干净了。英国的大规模骚乱还暴露了社会失序之虞。世界沧海桑田，西方民主制度用全球资源“厚养”的条件不复存在。它的适应性开始面临挑战。
政治制度的好坏看来只是相对的，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设计的，而是走出来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它就像一支铅笔，一头绘制，一头的橡皮擦可以抹去错误和痛苦。然而“铅笔政治”不存在，政治制度没有假设和重演，无论选对还是选错，它都会化作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真实命运。
政治选择的严重性和政治主张的轻率及泛滥很不对称，世界上的很多革命能否有成果，有时全凭碰运气。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制度是最适合自己的，把别国政治制度搬到自己头上，成功的例子有，但失败的例子似乎更多。民主带来欧美的经济繁荣，但当新兴国家繁荣并崛起时，民主国家反而排着队走向经济衰退，这些都如何在政治学上解释呢？
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历史太短了，从西方的那段历史寻找答案显然不可靠。思想上搞教条主义，政治上搞经验主义，吃亏的风险很高。
最难厘清的政治学，国际上的是非之争恰恰最激烈。社会主义政治学曾经咄咄逼人，冷战后资本主义政治学一统天下。但这不是学理之争，其中掺杂了过多国家利益的私心，以及意识形态的争强好胜。事实是，没有一种现存的政治治理模式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人类对政治科学的认识很可能处于幼年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民主政治有相当成功的地方，但它绝非人类自我管理模式的终结版。对处在改革路口的中国来说，一切皆有可能，西方的民主应当学，但我们的眼睛一定得放的更宽更远，我们的理智一定得扎根在中国大地。我们得清楚，我们至少目前还搞不太清楚民主政治的真正含义，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它的皮毛。我们还得清楚，西方知道的也只是民主政治的过去，对民主政治今天的适应性，尤其是对它的未来，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稀里糊涂。
我们最后要清楚的是，由于政治的代价面太宽，它决不是一个“要勇敢改革”或“要谨慎改革”的问题，它是一个必须实事求是，不断面对经济及社会基础的变化做“相应改革”的问题。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的唯一目的是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给今后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不慕虚荣，不图掌声，这样的改革会确保我们把改革的资源用在最迫切的方向上，即使走错一两步，也能及时发现，不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太远。
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09-09/26/content_224890.htm
向熹 南方周末报系执行总编辑、《mangazine名牌》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历任《南方日报》记者、编辑、机动记者组副组长、新闻采编中心主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主编。
最近在读什么书？
向熹: 这一周在读反思经济危机的书籍，如《动物精神》。还有关于中国政策传播类的，如《制度之争与制度认同》。
http://www.ahjjjc.gov.cn/article.php?MsgId=19529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初创与探索
作者：国家预防腐败局 肖 晋
必须着力解决土地督察的制度认同问题
制度认同是民众内心深处对一项制度的拥护程度。要实现民众内心深处的制度认同，就必须在增强制度绩效和提升话语优势两个方面做文章。[5](P2)具体到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上，如何用实绩证明国家通过提升监管规格，建立国土督察不是叠床架屋之举，也不是历史上已有的靠机构升格治顽疾这样一种“行政依赖症”的再次发作[6]，如何能够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表明土地督察部门坚决查处各地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和确保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信心，不可谓不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中国土地年鉴编委会编.中国土地年鉴(1994-199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王寿臣.我国土地督察制度面临权力与利益博弈[N].中国改革报,2006-08-22.
[3] [英]克里斯托弗•胡德等.监管政府[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4] 冯培丽,汪传军.构建齐抓共管大格局——浙江省永康市土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建设纪实 [N].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10-13.
[5] 鲲水.制度之争与制度认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谢作昱.靠机构升格治顽疾是一种行政依赖症[N].中国青年报,2006-12-08.
[7] 蒋朝阳,胡能灿.九路钦差如何救驾——国家土地督察机构有效行使职权的思考与建议[J].西部资源,2007,(2).
这本书为信息公开和透明化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和改革蓝图支撑。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大-耶鲁法律与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
在推进政府管理模式变革进程中，通过信息公开的支点，撬动管理体制变革，是改革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公开开放的公共治理，也是我们时代的忠实要求。4年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行，这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了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同时也为各级政府部门树立新的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撬动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这条杠杆的支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力量，关键是在制度上是否能找到一个支点。政府信息公开，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点。有很多例子，一些有勇气、有智慧的个人，通过一个个支点撬动了制度。
信息公开是改革的支点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不能在经济上产生收益，不能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增强社会公平和正义，那它就是失败的。我们一直在推进改革，但是因为在技术层面上没有做到必要的公开和透明，使很多改革要么变成腐败，要么吃力不讨好。比如现在很多地方的公车货币化的改革在程序上已经失去了方向。决定公车要不要改以及怎么改的人就是坐公车的人，他们才有资格参与改革，设定改革的议程以及决定改革的话语权。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公开和公共生活中的信息对称，真正有效的改革便很难进行。另外，即便官员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因为民众不了解情况而带来误解。各个地方无论怎么搞改革，只要不公开，没有民众的参与，最后大家都会质疑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公开在现实生活中缺少，但在理念中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末，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两公开一监督”，“政务公开”是那时提出来的，后来也一直不断强化。我们在理念层面上强调的公开，可能最早是工具性的公开。所谓工具性公开，就像温家宝总理经常说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引入公开的制度来预防和制裁腐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次次得到民众的检验。但最强的防腐剂应该是制度化的。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要工具防腐，但主动的自我革命式的推进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一推就会涉及到自身利益。
公开作为社会中的支点，除了我们认识到的工具意义，还有治理意义。2003年的非典在广东最先出现，后来很快有病例到了北京。言论可以封锁，但病毒不能封锁，所以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局势已经不能再控制了，政府只能被动应对。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公开，才能让大家合作。许多社会事件只有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民众的支持。
最后，信息公开问题不仅仅是工具的需要、治理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本身是一种基于公民权利的道德命令，是公民的知情权，是基本的法律权利。自上而下，党和政府意识到了公开这个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愿意推。自下而上，民众是非常有需求的，今天的民众既有高度的参与热情，也有越来越强的公共理性。我们通过一些理性化、法律的行动来告诉官员，应该有更好的方式面对公共问题，提升我们的治理，比如广州的光头哥和拇指妹。其实最重要的是应该用这个支点去找到我们试图要改变的目标。这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空间和场域，每个人都有他的一种可能性，通过自己的力量可以让改变发生，那么我们怎么用这个制度？
比如财政，按照法律的规定是应该公开的，但是如果没有推动力，改变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我们真正去做了，虽然发了一份很小的力，但一个很小的力可能可以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说，公开虽然是一个技术性的要素，但是它可以让很多改变发生。这种改变可以在一般的生活层面，也可以改变政府某些制度。我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后，第一个在北京申请信息公开，我申请的是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的信息公开。首都机场高速获取巨大利益之后就要停止收费，但是你想让它停止收费就要搞清楚到底收了多少钱。我们其实只是用了很小的力，递交了一份申请，然后媒体将公众关心的问题披露出去，产生的效应其实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我们的申请，这条公路到现在政府估计每年要损失七八个亿。因为迫于压力，首都机场高速通行费先减半征收，然后是单向收费，这样跟原来相比就只收了1/4。公开这样的支点，对于体制和结构的改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工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所以公开一旦被我们真的用起来，它对于我们的管理体制将会产生巨大的建设性作用。
管理体制的改变
长期以来我们政府的管理体制是管理主义的模式，或者说压制型的模式。因为这种延续到现在的管理模式，本质是想满足政府对社会生活中人和事的管理。这种体制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一切事项最终都由政府来管，政府试图将一切的事统起来、管起来。出发点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一，超出政府能力的极限。二，即便政府能够管，但有些事并不适合政府管，由社会来应对可能更有效。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角度来说，这样一种什么事都由政府来统揽的治理管理模式需要改变，也正在改变。
第二个特点，它是自上而下的内部控制，这种管理，一种是政府从内向外的管理，另外就是内部的管理，政治的问题就是人事的问题。人事首先是哪些人，然后是干什么事，将来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这种控制过去既有政府对外部的人和事的管理，也有政府上对下的这种人和事的管理。
第三个特点，我们的管理体制在信息上是高度封闭的。信息的内部是按照等级来分配的，按照保密法，可以分为秘密、机密、绝密。内部决策信息是按照等级来分配的。信息在自下而上传输的时候，最后决策者所获得的信息可能已经严重失真了，因为信息传递过程是选择性的，没有公开其实对内部的决策也是很不利的。更重要的是，内部信息和外部没有沟通，所以我们老是猜，对所有我们关心的问题只能用猜测和想象，结果产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既然我们对信息有需求，你又不能提供信息，所以“谣言”就会成为我们满足信息需要的源泉。传播学上，谣言是一个中性词，不一定具有贬义，是指没有最终确认证实的信息。只要你不能给出权威的、已经有证据支持的信息，其他都有可能是。谣言过分地泛滥，可能是因为信息供应不够及时。
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公开，也会导致公众参与非常困难。今天的很多公众参与，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你让我参与，我根本懒得去，比如公开征求意见。有些决策、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时候，立法机关老是抱怨，说我们用了很大的力气让大家参与，结果没有几个人，中国老百姓素质不行。我对他们的回应说，首先你有没有给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你让大家来参与的海报、广告、征求意见的草案，登在哪里？如果你想让大家参与，应该充分地告诉大家我们要讨论的事，跟各位有什么样的关系，信息不开放导致参与已经空洞化。
还有一种情形，因为信息供应根本跟不上，许多参与变成了作秀和表演。最典型的就是价格听证会。价格听证过程我们看到有交锋、举手，有多数代表反对或者是多数代表支持。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如果要对价格进行讨论，最重要的信息是成本收益分析的账目。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我们老说他们垄断、价格暴利，他说他没有，于是便开始争吵。其实不需要争吵，只需要信息。你必须将你所有的成本账目拿出来，然后到底是暴利还是亏本自然就清楚了。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和当下的这样一种政府管理的体制模式，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的要素，主体的单一性、层级上的自上而下、信息的内部循环、参与的虚无化，最后导致了一个特点，就是管理体制其实在性格上是非常拘谨、敏感、很不自信。一种表面上非常强势的体制，其实在心理上没有跟民众的充分知情、有效参与、合作治理等这些主流在一起，就没有底气和自信，，你做对了的时候，你也不敢理直气壮，更不用说你很多时候的确有很多违法和乱来。
这种体制我觉得只需要引入三个要素，就可以使中国在社会管理和公共生活治理的领域获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今天需要改什么？体制上可以提出三个目标。
第一，现有的体制需要进一步强化透明度，这种透明度需要全方位地推出，今天只是讲到政府信息的公开，它是结果的公开、静态的公开，但我们更需要结果的公开向过程公开推进，整个决策的过程应该是公开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公开还需要在其他方面积极地推进。
第二，需要在透明度建设的基础上，引入多元的参与这种开放的合作治理要素。无论是政府日常的管理、突发事件的应对，还是具体的某一个项目，比如征地拆迁、城市规划、地铁项目的改造，这些事项都是具有高度公共性的，总有一些民众是关心的。与其关门决策，最后大家来闹事，还不如在决策的过程中进行开门对话、沟通合作，让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表达、竞争，能够寻求某一种妥协，这可以说也是民主治理的核心要素。日常化的参与，是微观的日常化的民主，这对我们的治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需要强化责任机制，也就是政治学所讲的问责。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要对应着责任，而且要有一种很容易启动的机制，能够让民众和利益主体去问责。今天我们的问责，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上下级的官僚层级和政治层级上有问责，比如出现矿难有人要问责，问责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公开的记者发布会，有时候是赔礼道歉，这些都很重要，但还是不够的，问责的力度要加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问责不应该仅仅在内部操控，应该在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的基础上能够有有效的法律程序，来启动这种问责的机制。
治效、治术和治道
通过透明度的升级，参与程度的增强以及问责机制的强化，在体制层面上进行改革，这些技术性改进完全可以实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行动。改革的议题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但更要有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比如我们关注财政公开的问题，最终涉及到的问题是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如果推进的话，涉及到根本性问题就是预算中的法律关系。人民、人大代表和政府，到底怎么来分钱、花钱。
我们今天从非常细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很微小的技术性改变，可以带来制度的改变，最终影响到结构的调整，这也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国家的治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第一是治效，就是管理的效果怎样，我们今天不断说的我们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干得很好，所以应该让我接着干，这就是治效，是从效果来反推治理的合法性。第二是治术，就是治理的技术，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在讨论你的治理技术有哪些创新。第三是更高层面的对国家治理的提问，这就是治道。治道是政治哲学上根本性的，直接参与式的治理，实际上就是我国治道的组成部分，因为人民的权利要真正地得到落实是需要制度保障的，没有制度保障的权利，要么得不到落实，要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混乱。
中国既面临着技术性的创新，也面临中观层面的管理体制的创新，但是我们国家要真正地做到民族复兴、国家强大，不可避免要考虑“治道”，整个国家宏观治理方面的改进和优化。未来如何让人大代表的选举能够更多地具有代表性，这是宏观民主结构的优化，但是在微观上，如何让民众能够更有效地直接参与经济事务、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治理，这是宪法的号召。公开参与这种技术性的制度建设，必然会提升我们的参与能力。
(周筱赟、赵良美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王锡锌教授审阅)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2年9月16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
中国社会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或者说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无论启蒙还是思想解放，都是要摆脱愚昧，扩大见识，抵制各种“神”对我们的精神压制。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做的各种“巢”受到猛烈冲刷。那次启蒙运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进程，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相当强劲的前行。
今天在中国人的思想层面还有“神”吗？有。它是谁？它已不是传统意识形态中的那些符号，它恰恰是帮助中国社会冲破旧思想桎梏的那股力量。它就是“西方价值观”的逐渐被神化，甚至被“原教旨化”。
被极端化了的西方价值观尚未在中国形成无处不在的统治地位，但它的确俘获了知识精英中的很多人，并且逐渐影响了中国舆论的语境。它在创造舆论场上新的“政治正确性”，对相反意见已经具有一定的压制力量，它在走向自身的反面，损害思想的自由。
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积贫积弱后，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就仍难以有效支持中国人思想上的自我创造，更谈不上精神的“自给自足”。中国对外来思想的需求依然很大，我们仍是思想的“净进口国”。
但输入思想的同时，中国社会必须有能力进行甄选和为我所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很多被外来思想完全控制的教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曾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吃了大亏。是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中国化”改变了历史进程。
将西方民主主义也做一次彻底的中国化过程，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结出正果的必由之路。西方民主主义需要从“神”的位置上走下来，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有益思想资源。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需要扩大见识，也扩大胸怀，看清楚中国改革和中国崛起在历史纵向以及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位置，看清中西博弈的各种深刻影响。中国太大了，其对西方模式的复制需要太多历史和现实条件，它们都不存在。中国“西方化”就是少数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
中国这100多年不断学习西方，但就是“不像”西方，这是历史给这个东方大国规定的宿命。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不是中国人闲着没事想“摸索”，而是西方模式根本就装不下中国这个“大块头”，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战略环境上，中国“摸索”都是迫不得已的。
中国的复杂和世界的复杂不可思议地搅在一起，用西方宝典指导中国的前进，它的低契合度，已经通过其他国家痛苦不堪的“西方化”过程向我们发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把西方思想当“圣经”去膜拜，而是平视它，用实事求是精神审视它。
不戳破中国舆论场上西方这个“神”，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不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做到精神上的不卑不亢，中国改革的思想环境就无法正常起来。这样的思想启蒙需要从较高层面做起，至少在今天，推动它的社会力量显然不足。
然而新的思想启蒙已是中国走向未来必须做的。需要一大批有号召力的思想大师和意见领袖勇敢站出来推动它。如果历史最终青睐中国，它一定会安排他们的出现。
http://zqb.cyol.com/html/2012-08/22/nw.D110000zgqnb_20120822_1-12.htm
《大数据》作者涂子沛引用《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话：“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
“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是左右两翼很少能达成一致的改革共识。伴随学术层面对信息和民主关系的进一步认识，作为经济学分支的信息经济学将在政治科学中扮演颠覆性的角色。而信息制度论可能是第一个针对信息和民主关系的系统理论构架，并开创性的精确梳理出了27种信息影响民主质量的具体路径。实践者要找能操作的透明类举措，请看《制度之争与制度认同》。
http://news.banbijiang.com/guancha/sixiang/2009/1112/5272.html《凤凰周刊》副主编玛雅女士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的专访。
现在需要的是与这个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的伟大思想，使人们（不只是决策者）在制定战略、规划步骤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启迪或警醒作用。说实在的，思想的匮乏与我们的体积、规模、速度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么伟大的社会变迁，这么深刻、快速、涉及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化，特别需要伟大的思想能够既让自己心知肚明，也让别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倾听和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虽然我们骨子里有一个脉络，但是把历朝历代形成的思想和智慧变成自觉自主的精神、智慧、道德、气质和战略，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显然和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所以才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的暴发户，穿着很华丽，脑袋里基本还是一包草。而且不只个别地区，包括一些很发达的地区，也有这个现象。甚至有时候正相反，越发达的地区精神的东西显得越缺失。你到一些比较贫困的省份，欠发达的地区，物质条件很差，却还能发现一些智者，找到很严肃的思考。
文化合法性，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有一整套言说或话语，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先使自己确信这个东西是正当合理的，其次要使大量中间状态的传统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作曲家、学者，也认同这个东西。这个问题葛兰西讲得最清楚。葛兰西创造了一个说法——"文化领导权"，有的把它译作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葛兰西说的恰恰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是指从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自觉自愿地遵从，而不只是统治集团及其有机知识分子自说自话。葛兰西讲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说的很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是做得很好的，那就是统一战线。最后把民心整个争取过来了。
说到话语权，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现在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把国内的关系调整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环境、生态问题解决好，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全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仍然是头等大事。把这些做好了、做到位了，就取得了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响应，首先取得了内部的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当然从客观上说，由于现在内外不分，内有外，外有内，双边多边，传统领域到非传统领域，就使得即使为了把国内的事处理好，也要有一个新的、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和步骤。但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打点自己，收拾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从理念和思想，到体制和政策，再到行动和实践，以适应和迎头赶上新的世界、新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或命题的提出与产生，通常都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及现实要求密切相关。推动党建战略创新，是党的建设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及现实要求”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与客观需要。
党建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是推动党建战略创新，党建战略属于政治战略的范畴。什么是战略？所谓战略，就是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什么是党建战略？所谓党建战略，就是特指关于党的建设的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纲领性和完整性的指导规划或总体谋划。党建战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全局性、宏观性、根本性、长远性、指导性、相对稳定性、动态性和历史性。
党建战略具体包括：党的执政方略、党的思想战略、党的组织战略、党的人才战略、党群关系战略等等。党建战略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战略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战略地位、战略作用、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方法、战略思维；战略制约因素、战略计划、战略布局、战略纲领以及党建战略发展演变历史等。党建战略学及其研究是随着党建实践而形成的，并随着党建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和丰富。总的原则思路为：紧密结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党建战略工作，注重科学谋划、宏观布局、统筹兼顾，增强党建战略工作的协调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http://www.gold361.com/page/2012/0801/69592.shtml
今日中国确实发展太快，谁都没有经验。以上情况的发生，首先源于对形势缺乏前瞻性的准确研判。或者说，形势发生之快、之猛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和认知水准。同时，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人们似乎都没有潜心研究问题的习惯，同时也没有勇于提出真实研究成果的勇气。
这样的主客观状况对中国而言，坦率讲是充满风险的。如果说，客观形势比人强似无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在理论研究上的严重滞后，抑或缺乏真正独立、严肃、负责的理论研究，则将使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风险。
今天的中国，许多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归结到最后，其实是一个理论困惑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外交战略、内部转型、执政党建设和转型，还是心灵的重建，甚至是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无不如此。
笔者曾多次指出，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其中首先就包括这四位一体的关系。将这四位一体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透了并逐渐体现在实务运作上，中国今天和未来应该遵循的价值观也就呼之欲出了。届时，不但中国内部转型的技术层面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中国许多内部的纷扰和与外部世界的困扰（尤其是在价值观方面）也就有望得到疏解。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话语困扰”，是“挨骂”还是崛起合法性和国际身份正当性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无疑都反映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严重不足。或者说，面对美国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尚不能在国际舆论中掌握主动，尚不足以引导国际舆论走上公正地评价中国和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寻求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事关和平崛起的成败。
而话语能力建设的各个方面，即概念的创新、议题的设置、对事实的说明、对规则的制定和把握、逻辑性和科学性上的说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被认同以及话语引导，无不需要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话语能力建设是高质量话语的保证，那么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是话语能力建设的保证。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拥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在国际领域里拥有强大的理论和学术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2/0724/c117092-18588892.html
郑永年：人们只看到中国在崛起，影响在增加，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可以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们看不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意义。于是，人们感觉到恐惧，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这些年里，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方面开始花大力气，向外推广所谓的“软力量”。但问题是，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哪里去寻找软力量呢？是数千年之前的孔子吗？但孔子能代表中国吗？孔子回答不了人们心里的有关当代中国的问题。人们要知道的是，当代中国是什么？
各种进口思想和知识体系既不能满足内部的需求，对外更是毫无吸引力。无论从内外需求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负责的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指导中国的实践，并且也能“出口”到外国，以中国“软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思想和知识市场上。
概括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才能在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具有普世性的共享价值。只有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统一起来之后，中国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燕继荣： 很多研究都表明，制度很关键，一旦制度安排好了，后面的发展也就有了基础。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十年就是一个制度调整和制度供给的关键时期。现有研究表明，大国崛起必须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制度建设、制度调整和制度供给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2012年2月29日第五期，关于共识和顶层设计。
《优先改革，透明还是选举》鲲水、敬言写
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进行对比，为未来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路线图。
共识网提供了全文转载，并配有图表。
打破了传统视角，使我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全新的理论体系。
http://daf.tsinghua.edu.cn/html/dangjian/hdyg/20091213/17620.html
这本书借鉴中国经济改革双轨制的成功转型经验，依托现有体制框架，为未来系统改革提供了一条西方模式之外的新路线，可以最大限度实现各方共识。在国家进入攻坚阶段和经济发展不排除突然停滞的关键时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方案，使改革“柳暗花明又一村”，体现了体制内的智慧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