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
2010-8
人民出版社
范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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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学术造诣精深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他表示过敬意，固然反映了这一点；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81人，史学仅五人，他与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同时当选，同样也反映了这一点。柳诒徵在学术上开荆辟莽的创造性贡献，常为人称道者有三：其一，他先于刘师培、夏曾佑等人，较早地用章节体形式编写出了适应新式教育要求的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开创了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编撰之先河；其二，他的影响广泛的名著《中国文化史》，从1925年起，便开始在《学衡》杂志上连载，被学界公认有“开山之功”；其三，他长期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主持编纂了30巨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开中国大型图书馆目录建设的风气之先。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要登堂入室，真正了解作为学术大家的柳诒徵思想之“大”者，还必需进一步理解他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学衡派”的主将，所代表的文化意义。 20世纪初，无论东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当国人发动新文化运动，藉西方文化批判固有文化之时，经历了欧战的西方正进一步陷入社会文化危机。欧人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外，从尼采到柏格森，反省现代性，即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的取向。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东方。就中国而言，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东传，显然有先后两个不同的渠道：在北方，以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诸人为代表，他们战后游欧归来并发表了梁的《欧游心影录》，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学说传回了中国（此前《东方杂志》的杜亚泉等人通过日本，对此也有所介绍，但影响有限）；在南方，以梅光迪、吴宓、汤用彤诸人为代表，将乃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引到国内，并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所谓的“学衡派”。这两种渠道的主体都是留学生，只是有留学欧洲与美国的分别而已。二者具体的思想见解虽有差异，但他们主张反省现代性，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和独立地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却是共同的。
作者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突破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研究理路，在注重对被研究者所处时代和文化环境考察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柳诒微的学术活动、学术地位，并详尽论述了其中西文化观、史学思想、诸子学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图书馆学成就及思想，填补了诸多方面的研究空白。作者还注重摆脱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羁绊，从纯学术文化的视角，对柳诒徵的文化思想做出了公允的评判。
范红霞，1974年生，河北黄骅人。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HD6年至今工作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已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合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几篇。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子课题的课题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及妇女运动史研究。
序（郑师渠）绪论 一、缘起 二、学术史 三、资料、方法、思路第一章 柳诒徵——民国时期东南学术之领军 一、生平与学术 二、南高师、南高学派的精神领袖 三、学衡派的中流砥柱 四、国学图书馆之灵魂第二章 柳诒徵的中西文化观 一、中西文化观 （一）以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二）孔子观 （三）“既不故步自封，亦不率然从人”的中西文化观 （四）“中国文化西被”说 二、中国文化史研究 （一）20世纪上半叶蔚为大观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二）民族精神的张扬 （三）“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化史》第三章 柳诒徵的史学思想 一、对进化论的吸收与反省 二、以爱国主义为归宿的致用史学 （一）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 （二）史学致用思想与爱国主义 三、史学为诸学之渊薮 四、以“礼”为特色的史学理论 （一）“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 （二）以“史德”为中心的史家修养理论 （三）历史编纂理论 五、“钻研古书，运以新法”——史学方法论 六、“中国史学之双轨”第四章 柳诒徵的诸子学思想 一、诸子学缘起及其衰微 二、论诸子是非得失第五章 柳诒徵的道德思想 一、伦理道德观 （一）“人情之恒，固必遵行达道” （二）“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的义利观 二、“以道德表治统” （一）“政治之原理在于正人” （二）德治与法治和谐统一 三、道德中心论 （一）道德乃为人之本 （二）道德为文化学术之中心 （三）道德实现之途辙——“反本”与“励耻”第六章 柳诒徵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以教人成人” 二、注重个性，实行自由教育 （一）注重方法指导，突出能力培养 （二）打破文理分科，实行通才教育 （三）注重个性，倡导“自由教学法” 三、教育独立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而且，中国文化确实自古就是一种开放型而非封闭型的文化，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同化从未间断过，由此，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也恰恰是由于其能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缘故。他指出，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吸收印欧之文化，初非尽弃所有，且有相得益彰者焉。”这就为当前吸收西方文化，而又不尽弃固有文化找到了有力的历史依据，这远比其他的文化论争者空洞的说辞更有说服力。 柳诒徵对中国文化三期特点的概括也基本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柳诒徵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深透的，他能于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抽象、概括出文化的特色。从柳诒徵对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中，也充分反映了他开放的、广阔的历史视野。他阐述中国文化史，并没有局限于中国国内，而是将中国文化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将其作为“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在他看来，随着中西交流的发展，中国历史已由“大陆之历史”变成“海洋之历史”，“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及文化，便不能不研究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关系及相互影响。可见，柳诒徵的见解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可以说，这种分期方法是有相当合理性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柳诒徵和陈登原虽都将文化进行了分期，但他们对文化本身发展的认识上，都心怀一种整体的、连续的历史文化观。他们都认为，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柳诒徵说，文化的发展“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中国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苟从多方诊察，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陈登原也说，文化的发展陈陈相因，“以相因而言，则何时为今，何时为古，殊无显著之鸿沟可判。”因此，“史上当无所谓古今，而更无所谓划代。相因云云，盖言史实如泉流滚滚，不能截取划分也。”他们明明知道划分中国史为上古中古多有不妥之处，却还要划分界限，主要是“以便寻绎”，即为便于研究而已。
这本书研究柳诒徵的文化思想非常深入，值得一读
柳翼谋的书出的比较少，这个算一本，虽然看上去，还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