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存.10,中篇小说.2 一嚏千娇
2003-9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蒙
479
无
《一嚏千娇》主要内容包括：中篇小说、鹰谷、名医梁有志传奇、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蜘蛛、九星灿烂闹桃花等。
中篇小说（1984-2000）鹰谷名医梁有志传奇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蜘蛛九星灿烂闹桃花郑重的故事——又名107事件档案或250万美元与诗春堤六桥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我们四个人扶着司机楼顶和前槽子板，迎风一排站在车槽前面。这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其时我们正在乌鲁木齐南郊的文教“五七干校”就读深造。九月底，在新疆已经是很冷了，冷风吹透了我们的并不单薄的衣裳。我下身穿上了薄棉裤，上身是一件绒衣、一件毛线衣、一件破褂子，外加一件长毛绒领子栽绒短大衣。艾利和图尔迪是原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部，现在干校七连，他们连队显然有较厚的家底，给这两位维吾尔族同志各借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公家的大衣，落光了扣子，但每人腰间扎着一道绳子。艾利友好地给了我一根绳子，这根绳子确实帮助我少受了许多寒气。第四个人叫朱振田，他只穿了一件对襟小棉袄，只戴了一顶单制帽。上车前我一再友好地提醒他多拿衣服，被他哼了一声拒绝了。艾利本来也想给他一根绳子以便把衣服扎紧，他哼也不哼就拒绝了。在车上，我与艾利、图尔迪三个人紧挨着站，他自己一人在一边独行特立。 有什么了不起！我想起他的事便觉得可叹可气又复可笑。但我顾不上笑，因为我的感冒还没有好，我已经感冒一星期了。冷风吹得我不住地流鼻涕，我只顾得上一会儿一揩鼻子。我的这种不雅的动作逗得艾利笑起来，他悄悄对图尔迪说：“这位老兄真熊！” 我听到了他的议论，立刻接了过去：“熊归熊，力气还是大大的有，不信吗？哥儿们！” 我的辞锋为我捞回了一点面子，艾利向我挑了挑大拇指。但很快空气又变得凝重了。颠簸，沙沙的车轮，突突的马达，没完没了的道路，从路旁一闪而过的房屋和树木，令人晕眩，令人发困，冷风与困意在我们身上角逐，我们被夹在寒意与睡意之间。 而且，我们的情绪都不太好。九月二十九日，本来是我们这几个连队休假的日子，大部分同志二十八日晚上便坐市郊火车回乌鲁木齐度假去了，他们将和家人团聚，过一个快乐的国庆节。但二十七日晚上，我们四个人接到通知，要到数百公里以外的鹰谷林场去拉运木材，预计五六天才能回来。山里很冷，领导上告诉我们要多带行李和衣服。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伙食，一气要带够六天的干粮和副食品。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次苦差事。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互相一看，一看便知我们四个人去合适。 朱振田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最年长，已近四十五岁，中等身材，黄皮蜡瘦，留着一个刚刚开始歇顶的小平头。其实，他是我们当中的大力士，身体如铜铸铁打，各种农活、建筑泥水活全套把式都在行，而且能吃苦，能耐劳，有韧性，有长力。多少块头比他大、样子比他威风的人干起活来对他都甘拜下风。 打起架来他大概也很英雄，虽然在于校期间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他这方面的才能。据说他也曾一度参加过某派群众组织，有一次需要冲击另一派的会场，但大门被另一派关了。朱振田露了一手，平地翻高墙，跃墙而入，然后打开了大门，把自己的派友放了进去。平日闲谈之中，他曾对我们几个“眼镜”夸口，说他可以用他的两个手指折断我们的肋骨。“你敢！，“眼镜”们予以痛斥，有的还进一步斥之为“匪性未改”或“什么东西”，但这些有力的驳斥中并不包含对他的手指威力的疑义。 我在一九七一年是三十七岁。比我只大一岁而显得比我老得多（我自以为，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的是艾利。艾利矮胖，腆着开始圆起来的肚子，黄头发黄胡子，满脸毛绒绒的，两粒眼睛小、圆、刁、有神。卫生厅的少数民族同志都称他为“艾利科长”，但他从来没有当过科长。科长、处长，宁有种乎？按他的资历和才能，也许他早该提副厅长了，但是…… 最漂亮、最谦逊、随和之中似乎蕴含着苦味的是图尔迪，他三十三岁，高个儿宽肩，两只大眼睛英俊而又秀气，除了肤色嫌黑了一点以外，他的外表是第一流的。但他的举止稍嫌忸怩，以致使人觉得他缺少一点男性的雄健粗犷。艾利对他，亲热之中包含着一种优越感，一种颐指气使的放肆。图尔迪呢，柔中隐约含刚，对艾利，也许不仅是对艾利,他亲之敬之如待兄长，却也不失其警惕。 用人之道，精矣！把我们四个人派在一起出差干活，乍一听似乎晦气，继则令人愉快了。我大概是这四个人中最愉快的一个了。我在乌鲁木齐没有家，我压根儿就没想回城休假，本来就想主动申请值班的。过去，我就多次单人留在连队值班，值班期间给自己烙葱油饼，熬放葡萄千的甜稀饭，值班期间我学会了江水英、郭建光、马小强的许多唱段，倒也悠然。而且，我非常乐于在早来的边疆的初冬进山。我向往山林也许不下于向往大海。 四个人的相聚初则使人沮丧当然是有原由的。首先，四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不是“五七战士”，就是说，有一半人还算不上“人民”。在“五七干校”上学的人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五七战士”，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这样的称号。 例如朱振田，原来是国民党新疆驻军中的小军官，随着一九四九年底新疆的和平解放而被收编。据他自己说他只代理过两个月的副排长，但收编后填表，他为了骗取一个更高的待遇而虚报自己是连长。这样一来，“匪连长”的身份一直伴随着他。“真他妈的匪连长！”他的同事们常常这样嘲笑他，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无太多恶意，他也并不计较，最多反唇相讥别人的短处。如遇到地主出身的，那么“匪连长”的称呼会引出“地主崽子”的回应，从两人相唱和的表情上很难看出那是爱称、戏称还是蔑称。 但清理阶级队伍中宣传队的同志坚持认为既是“匪连长”，便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便是翻案，理应抗拒从严。其实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就已经搞清楚了：他确实只不过是代理“排副”。 朱振田之可爱与可恶就在于他始终又臭又浑又硬，还挺“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文艺单位做行政管理员，他本来常常得罪人。对本单位的众多的“眼镜”、秀才、笔杆子们，他又一百个瞧不起。“狗掀帘子，全仗着嘴！”这就是他对于众知识分子的衷心的批判总结。他真心认为那些年头贬低知识分子的论调是正确的，“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也不会打架”的话，他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本来是说“不会打仗”，他篡改成“打架”了。“清队”中由几个秀才组成了专案组来审查他的历史，为首的那位秀才恰恰是一位最能说而最不能做的，他认为。他态度倨傲，蛮不买账，经常还用一些“左”的词句来表达自己“怀忠不遇”，似乎他比专案组的人更革命。 “老九”再晦气，反革命却是“老三”！“老九”们再低头，也不必在“匪连长”面前谦虚……于是，朱振田在清队之后，便被“挂”了起来。 “挂”也还是这样，我行我素。你愈瞧不起他，他便愈瞧不起你。这便是朱振田。 再一个非战士便是图尔迪，他之所以当不成“五七战士”，据说是由于被揭发了一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艾利和我好赖还是“战士”，维族话叫做“江契”，发音有力，而且和汉话挺接近，读起来挺有味道。 “您是‘江契’吗？”艾利一上车就问我。他大概也听说过我的事情。 我点点头。艾利脸上显出喜悦、失敬的歉意、引为同道的亲近与高那二人一等的得意表情。他用嘴一努，向我耳语：“图尔迪不是‘江契’。” “朱振田也不是‘江契’。”我说。艾利的反应是惊喜，我说完自己却觉得有点没意思。 “我的妹妹是迪里拜尔。”他向我眨一眨眼。 “哪一个迪里拜尔？”我问。 “您到北京不知道迪里拜尔？”他摆出一副绝不可以原谅的不满表情。 “是中央歌舞团的迪里拜尔吗？” “对，就是她！” 我当然知道著名的维吾尔族歌唱家迪里拜尔。她唱的《当葡萄熟了的时候》《我心爱的牧羊姑娘》不但风靡全国，而且流传亚、非、拉。她唱歌的时候会做出一种很自然得体的类似维吾尔民间舞蹈的动作，她的两只戴着手镯的白玉般的手臂，在肩上轻轻摆动，迷人极了。 迪里拜尔使我想起了一些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但我身边只有她的哥哥艾利。 他是她的哥哥吗？短粗茁壮。而且，他的“生活作风”的名声极不好。在于校，他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搞名堂。这就是他这个“江契”此次国庆节不得休假而要与两个非“江契”和一个他认为“江契”身份也不无可疑的人一同进山的原因。他的形象和他的风度无论如何无法使我把他与迪里拜尔联系起来。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