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壮歌
197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识途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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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九十高龄的马识途，是一位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创作成就卓著的著名作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白色恐怖、刀光剑影的险恶环境，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同时也使他与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70年来他在投身革命、从事繁忙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在文学创作上辛勤耕耘，创作出版了大量的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诗词等作品，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创作，以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表现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生活，行文简朴老辣而又生动鲜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犀利或幽默，是一个人民作家良知与个性的真实显现。《清江壮歌》的壮怀激烈，展现出中国人民美好、善良的心灵，升华着读者情感与审美的境界。
马识途，1915年生，重庆市忠县人。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雷神传奇》《沧桑十年》，长篇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 《清江壮歌》，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序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尾章后记
序章 1 一九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从汉口开往北京的快车，正在华北大平原上奔驰。现在正是黄昏时候，太阳庄严地落到远远的西山背后去了，天边燃烧着的彩霞也慢慢地熄灭了。蜿蜒的西山，在明净的淡青色的天幕上，画上一条柔和的曲线，在曲线上浮动着几片灰色的云和几只归鸦，在曲线下闪动着几点星火和村子里升起来的炊烟。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 在软席卧车的走道上，任远默默地站在大玻璃窗前已经很久了。他不是在欣赏北方大平原上特有的落日胜景，而是触景生情，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那是在二十三年前的夏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任远和他在北平工学院要好的一位叫柳一清的女同学，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所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他们被分配在西山脚下一个山村里工作。现在还能从火车上依稀辨认那个山村的方位，那是一段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生活，到现在任远似乎还能听到那些激昂慷慨的演说，那些农民家里油灯下诉说不完的辛酸历史，那些关于人生哲学、关于人类理想的热烈的争论，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柳一清那动人的歌声，正是在这黄昏时候，从那田野上，从那枣树林边升了起来，和那夕阳的金光一样明亮，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饱含着感情的《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任远和柳一清奉了党的指示，绕道从平汉铁路南下到武汉去。记得也是这样的黄昏，也是在这大平原上飞驰的火车车厢里，他俩并肩地站在玻璃窗前，观赏平原落日，他们深深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激动，又为敌人踏碎祖国的河山而愤慨。他们特别怀念美丽的故都。那为敌人的铁蹄践踏着的古城呀，你等着吧，我们一定要回来，要带着刀剑、乘着风暴，重新回到你的怀抱里来！他们不禁激昂地唱起《打回老家去》的歌子来…… 现在，任远向自己的肩旁看了一眼，空无一人，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曾经和他在火车上低声倾诉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向往于美丽的革命理想的人，曾经和他并肩站在火车窗前，一同欣赏祖国壮丽河山的人，早已不在人间。她为了祖国，为了革命，十九年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献出了她那正像火一样燃烧着的青春。她生下的女儿才满一个月，就随她人了监狱。她牺牲后，女儿下落不明。 任远从敌人的追捕中改名换姓，坚持工作，为了革命，在天南地北奔走。他和群众一起忍受过多少艰难困苦，也享受过多少战斗胜利的欢乐。他曾经多次穿过敌人阴谋设下的罗网，也曾经多次为同志的不幸牺牲而震惊哀悼，他和同志们一起，更加忘我地工作起来。为了党的事业，他远行千里，在闭塞的山林茅屋里，和农民兄弟商量过武装暴动；也曾经蜷伏在污浊的贫民窟里，和工人同志讨论过罢工斗争。他扮成游乡货郎，在运送布头针线的时候传播革命道理，也曾经站在大学讲坛上，用真理的烈火去点亮青年们的心。他的衣襟上扑满过中原的滚滚黄沙，浸透过江汉的迷雾淫雨，堆积过高原的凛冽霜雪，映照过滇池的湖光云影。他就是在这些群众的革命斗争中，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一任风云变幻，江河长逝，他总是跟着党走，坚持革命。但是，在回忆那艰苦的岁月时，他不能抑制自己对于英勇牺牲的战友和柳一清的怀念，也不能打消他对于寻访柳一清的遗女的信念。他不止一次梦见过柳一清和同她一起牺牲的战友，也不止一次梦见过他的女儿。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任远到北京开会，遇到他和柳一清的老上级钱瑛同志，谈到了寻访柳一清遗女的事。他的老上级批评他在这件事情上“孤军奋战”的错误做法，说他也算得是一个老干部了，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忘记了向党请示和依靠群众。任远解释说：“这样一件个人私事，怎好去麻烦党呢？” “这怎么能算是一件个人私事呢？”钱瑛同志严肃地说，“柳一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女儿，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只留下这一点骨肉，直到现在下落不明，我们能不管吗？要知道，这不仅是在给你找女儿，更重要的是在寻找烈士的后代呀。” 这一句话把任远说开了窍，他回去后报告了省委，省委把他介绍给公安厅，徐厅长亲自接见他，热情地告诉他：“不要说是寻找一位烈士的遗女，就是一件普通的失踪案件，我们也要认真查找。你放心，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看起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落进它自己发展的正常轨道里去，便显得大有希望了。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是十分顺利的，一年过去了，公安厅的工作组，虽然下了不少工夫，掌握了大量线索，并且找到过几个烈士遗孤，但是柳一清的小孩仍然没有下落。 不久以前，工作组给任远去了一封信，说是又找到了一个女孩子，是民政局收养的一个孤儿，名叫张元青，在工业专科学校上学，今年二十一岁，据说她的妈妈就是为革命牺牲的，时间地点和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间地点一样，只是这个孩子比要找的孩子大一岁。在来信中还附了一张这个孩子的照片，请任远看看，到底是不是柳一清的女儿。 任远强力抑制自己因兴奋而发抖的手，拿起照片迅速地看了一下，面孔好熟呀！难道真的找到了吗？但是他擦了一下眼睛，再仔细看时，不对，和柳一清的样子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不是柳一清的女儿。但是，这是谁的孩子呢？怎么面孔这么熟呢？任远冷静地回忆了一阵，哦，想起来了，这个孩子不是跟章霞的样子和风度一模一样吗？对了，这一定是章霞的女儿。 章霞是和柳一清一块儿工作过而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一同斗争过，后来又一块儿牺牲了的一个女同志。章霞入狱的时候，是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子，这个孩子在章霞入狱之后，任远亲自叫人去抱了回来，在自己身边养了一阵，是后来自己调动工作了，才通过组织送回章霞的老家去的。怎么后来变成孤儿了呢？怎么又这么巧，无意之中被找到了呢？ 工作组来信说，当他们去查问情况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十分兴奋，她非常想找到自己的亲人，她简直认定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爸爸了。她还托工作组转来一封信。任远把这张信纸展开，满纸燃烧着炽热的感情。这当然是不奇怪的，当一个孩子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结束了孤儿的命运，怎么能不高兴呢？她在信里最后说： 爸爸，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牺牲以后，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等侍你来找我。现在，果然来了…… 任远读罢，心里一阵激动。任远知道，她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她的爸爸名叫童云，也是一位党员，和柳一清前后被捕，他在狱中经过党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斗争的锻蝽，逐渐坚强起来，最后被敌人杀害了。这个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爸爸了。 怎么办呢？任远毫不犹豫地决定，先承认自己就是她的爸爸，而且要认真地把一个爸爸的责任担当起来。找到章霞和童云的孩子，他真的和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地高兴，何况章霞是为了完成党的重大任务，才抛下孩子到监狱里去，而牺牲了自己的呢？何况章霞入狱前曾经把孩子托给他照顾呢？ 任远写了一封信，把真情告诉了工作组同志，同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自己新认的女儿。 今年四月，任远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一天晚上，他忽然收到工作组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他的女儿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女儿现在的名字叫伍春兰，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要他会后速去武汉转北京，和自己的女儿团圆…… 任远拿着这封电报当然非常高兴，但是马上就怀疑起来，难道这一次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女儿了吗？上一次以为找到了，结果是找到了章霞的女儿。这一次又是找到了哪一位烈士的后代呢？要知道，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样的烈士后代是很不少的呀。他把手里的电报翻来覆去地又看了几遍，一点也不错，明明说是找到了他的女儿。他拿着电报到隔壁房里给同来开会的老钟看，高兴得在老钟背上捶了一拳头，笑着说： “我又找到一个女儿了。” 老钟先是一愣，很快就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紧紧握住任远的手，也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2 在上海开完会的第二天，任远就赶到武汉去。他才在招待所落了脚，就马上用电话和公安厅联系上了。 不多一会儿，公安厅工作组的同志来了。几个人都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只有打了大胜仗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他们热烈地向任远道了喜，工作组的燕侠同志把一个卷宗翻开，用他那公安人员惯常使用的、准确而有严格逻辑性的语言，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奉厅长指示，承办这一件查找柳一清烈士遗女的案子的。我们当时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女孩是在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候失踪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八年，当时女孩大约才一岁，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征。这是一件困难的案子。我们工作了半年，证明有三个人知道小孩的下落。第一个是当时敌军统特务站的站长陆胜英，这个人下落不明。第二个是军统特务站的副站长薛吉武，这个人在一九五一年被镇压了，死无对证。第三个人是看守所长黄银，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击毙。很明显，要查小孩下落，只有找寻陆胜英的下落。据一些自新特务的坦白，有的说他已经逃到台湾去了，有的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早就洗手不干，退伍回家了。这些混乱和互相矛盾的证词，使我们很失望，但是在查找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有关柳一清烈士的英雄事迹，这些英雄事迹鼓舞了我们，我们……” 燕侠的叙述无疑问是很有条理的，假如任远是在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听到别的同志发言这样有条有理，他一定会很高兴地听下去的。但现在他却缺乏耐心了，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查找小孩过程的精确分析，而是查找小孩的结论。他明明知道中途打断燕侠的话是不礼貌的，但他还是忍不住插进去问： “同志，你可不可以先把结论告诉我，到底小孩找到了没有？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燕侠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都笑了。他们现在才觉察到，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场合，慢吞吞地作这样冷静和客观的分析，是不合时宜的。燕侠有几分抱歉似的转过话头来说： “结论是肯定的，柳一清烈士的女儿是找到了。我们拥有无可辩驳的充分证据：第一，我们有这个小孩的养父养母签了字的谈话记录；第二，我们有这个孩子的照片，曾经把它送到我们厅里技术处和柳一清同志的照片验对过，没有错误，写有正式的证明；第三，我们还有很多旁证，比如……” 任远又打断了燕侠的逻辑语言，插进去问：“可以先把小孩的照片让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燕侠把一卷装订整齐的卷宗送到任远面前，打开来指给他看：“这就是这个孩子最近的照片，在北京工业学院大门口照的。这前面许多张是她在不同年龄时照的。” “啊！”任远才看一眼就惊叫起来：“是她，是她，一点也不错，简直像是柳一清同志又复活了！” 任远站起来，笑着走向工作组的同志，似乎现在他才想起来，应该对工作组同志表示谢意。他紧紧地一一握过他们的手，说道： “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更感激我们的党，要不是有党的关怀和你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是永远找不到这个孩子的。” 任远坐下来，翻了一下卷宗，笑着对燕侠说：“好吧，现在我能够安静地听你们说查找小孩的过程了，随便怎么详细都行。” 于是燕侠又开始了他那有条有理的叙述。 原来，工作组在研究分析了各种情况之后，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找到陆胜英这个特务头子的下落上。但是提审了许多特务，都说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愿意说出陆胜英的下落。后来从一个曾经在陆胜英家里做过佣人的老太婆那里得知，陆胜英的老婆可能是卜溪人，姓甚名谁不知道，但是听陆胜英经常叫她老婆“芝兰”。这总算有一点头绪。工作组立刻顺着这个线索到卜溪去，正好赶上县里开五级干部会，在会议结束时由县委宣布要查找一个特务的事。这个特务的老婆名叫芝兰，是本县人，要大家回忆一下。群众路线的力量真是伟大，果然在一个公社里有个老会计回忆起来，说一九四九年快解放的时候，有一个本地女人叫任大妹的，带回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样子和工作组说的有几分相似，住不几天，他们又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她的弟弟任在田是本社五大队的社员。工作组连夜连晚赶到五大队找任在田。果然任在田说他有个姐姐叫任芝兰，嫁给一个叫罗英的国民党军官，可是后来离了婚，他姐姐又改嫁到鄂城去了。才有一点线索，又要断了。 工作组决心去找这个罗英的老婆。自然，不能幻想这个老婆会说出实话来，工作组就充分运用已经掌握到的当时特务活动情况的资料，假冒陆胜英的当时同事去找她，谈了许多当时有关陆胜英的活动情况，果然她信以为真了。她暗示陆胜英已改名罗英，逃到嘉县一个山上隐藏去了。但是由于工作组同志谈话时过于着急，引起这个女人的某些怀疑，她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工作组估计，这个女人一定会去通风报信，便一面发电报到嘉县公安局查找这个叫罗英的人，一面连夜赶到嘉县去。到了嘉县，公安局果然已经在一个人民公社里查到一个叫罗英的饲养员。据公安局了解，这个罗英是在解放前夕以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司务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那时兵荒马乱，溃兵很多，罗英和一个本县籍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一块儿回来。他住在一个庙子里，卖狗皮膏药混日子。后来他参加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表现十分积极，分了田地。再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参加人民公社，当了一名饲养员。一九五八年冬天，交他养的牛冻死了两头，据分析是有意破坏，就把他送到县里管训队去管训。这家伙很狡猾，在管训队里他坦白得最好。当时也曾派人到他的家乡去查对，的确有一个叫罗英的人，二十几年前就出去当兵去了，未见回来。果然是一个老当兵的，因此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流氓成性的老兵痞子，仍旧把他放回去当饲养员，谁也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特务头子。
《清江壮歌》是马识途根据烈士何功伟、刘惠馨为原型写成的，而刘惠馨正是他亲爱的妻子。两位烈士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怀着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来到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地区，开展秘密的地下党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终遭到敌人杀害。刘惠馨被捕时刚生孩子不久，她经受着地狱之火，表现出最伟大的母爱。在走向刑场时更是临危不乱，将婴儿巧妙地置于路边的草丛中，使孩子逃脱大劫。一对普通百姓收养了这孩子，亲生父亲任远（也就是马识途）20多年后才终于找回。这些故事既是小说，也是历史真实，感动过60年代的中国读者，更感动了清江两岸的人民，是清江人永远的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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