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
2002-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洱
无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花腔》以寻找主人公葛任为基本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謎为结构中心，描写了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爱情经历，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
小说的最大特色是以三个当事人的口述和大量的引文来完成叙事。书中众多的人物性情不同，身份各异，以不同的腔调来叙述这桩历史謎案，显得意味深长，引发读者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饶舌与缄默等诸种生存状态的体验和思考。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兼任《莽原》杂志副主编。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诗学》、《遗忘》等，出版有小说集《饶舌的哑巴》、《破镜而出》。
无
关于《花腔》：或许葛任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主角是耍花腔的白、庆、范三人？（也许还应该加上叙述者）。葛任像是一面镜子，反射出这三个不同身份与背景的人半个多世纪的心理历程？正如范继槐所言，人原本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如何看你。历史亦然，就看花腔如何耍了…
这拿普通话来念“葛任”，真像是什么方言的“个人”，书中也不止一次的暗示了“葛任”就是个人。然而一个人，就如同被语音上的扭曲一样，在后世人眼里和耳朵里，或者就算是在他同时代的人的眼里和耳朵里，也不可避免的被扭曲了。谁是葛任？葛任自己清楚么？葛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一个社会巨变的历史阶段，个人似乎失去了一个人的独立性，处处为社会潮流携卷着不知会落到何处。在别人那里，你可能已经死了，或者你也真的本身已经死了，因为你如果不在出现，那与死何异？
我们不知道作者在这种四人“互文”的模式下是要构建葛任清晰的脉络让我们来认识，还是为了模糊葛任的生平而让人们保持着那些神秘感。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者强调了，无论你拿出多么确凿的证据，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他人都是我们无法确定的，这像极了解构主义对语词解释的一种观点。一个在场的能指，他依赖着不在场的能指，如此无边际的延宕下去，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明晰的词语，变得模糊不清了。而当我们要对一个人进行某种阐释的时候，情形也必然如此。
在我看来，葛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神话，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不能确定他是何种存在。我们越是想用某种证据去限制他存在多元性的包围圈时，我们反而发现他的存在多元性反而更广了。所以如果我们承认无法确定他也许更好，我们只能心存这个疑问“谁是葛任”，而不要试图解答这个疑问，这样没什么不好。
葛任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从未出场，却一直存在于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的叙述之中，葛任是一个已逝之人，他短暂而波折的一声却的一生是通过三个活生生的人之口拼接而成的。口述、谈话与采访多种形式的组合，乍一看以为不是小说（看过几页后对真实性产生疑惑，寻可以证明这是虚构的小说的序、后记之类的未果）。李洱通过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表达的是“葛任（个人）的存在是由他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显示了人的存在对于他人话语根本的依赖性。”（21时节鼎钧双年文学奖 《花腔》评委推荐理由8）作者用花腔般的叙事讲述了花腔般的历史，书中叙述人多次提到“老实人，不耍花腔”，当作者让他们说出“不耍花腔”的时候本身就是在耍花腔。
@与&的交错，是接触过葛任的人的口述和葛任后人“我”的补充，将叙事分为三个层次：最外一层是小说中的“我”，蚕豆的孩子，自称是葛任在世上的唯一亲人，是白圣韬、阿庆、范继槐口述资料的搜集者，也是对他们口述@部分的补充和梳理者。是最渴望了解葛任故事真相却又是离真相最远的人。第二层是@部分的口述者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三位都与葛任有过直接接触，并且都直接或间接导致葛任的死。他们分别亲历过葛任真实历史的一部分，但却由于各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了那段历史，他们离真实更近了一步，但也不能完全了解。最内一层是众多叙述者口中的葛任，被不断重复地言说，被曲解，被口述的历史重重遮蔽。他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却在众人的言说中身不由己。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南方人物周刊 20090323 记者吴虹飞）
在小说中李洱也写到：“本书中每个人的讲述，其实都是历史的回声。”白圣韬、阿庆、范继槐的讲述分别发生在1943年、1970年和2000年，白圣韬的讲述对象是当时还属于国民党军统的范继槐，作为劳改犯的阿庆讲述对象是文革调查小组，他们两人的讲述显然是有所顾忌，2000年的范继槐已经是知名法学家，他像讲述自己的光辉往事一样，却也因身份知名而有所隐瞒。个人处境因素和时代烙印成为了歪曲历史的元凶，随时准备以现在时的方式进入历史的空隙之中。
第二部 &行走的影子 里说到，葛任自传体小说的题目 行走的影子 就出自他翻译的麦克白：“人生恰如行走的影子，映在帷幕上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退下。它又如同痴人说梦，充满的喧哗与骚动。”在后来的叙述中，葛任说过，这本自传体小说“写的是我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的。这或许是我成为我的开端……”。葛任作为全书的主角，却从未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反而始终依附在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三人的叙述之中，就像那“笨拙的伶人”，总是无声无息，还未登场就被“喧哗与骚动”掩盖、被迫退场。这种依附关系使得葛任所代表的“个人”（作者在书中曾多次暗示这种表达）在历史中失去话语权，失去自我，不再成为个人。葛任的自传体小说被付之一炬，他能够借以表达自我剩下唯一方式是那短小的诗篇《谁曾经是我》。或者说只有这篇诗是最接近真实的纯粹而不带色彩的表达。就像书中所说的这首诗充满了那种探究自我存在真相的急迫和勇气，“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天，……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葛任的声音在众生喧哗之中显得沉重又微弱，它被历史所淹没，被各种有关它的文本所淹没，也被它自身无数次的重复所淹没。“真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就像是洋葱的核，一层层剥下去，你什么也找不到。正如白圣韬所说的:“对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
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天，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还是溪边浓荫下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春天，是筑巢与书上的蜂儿，还是树下正唱歌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生，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
谁于暗中叮嘱我，谁从人群中走向我，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
李洱编造出一个完全虚构的葛任的历史，却又刻意在这个虚构的历史和人物之间添加各种与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联系，比如整风运动、王实味被打成托派、红军长征、葛任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甚至还有鲁迅的《理水》竟然是葛任最初提供的想法。还在引文中刻意编写整套的出处，作者、出版社、年份。还有欢乐大本营、阿拉斯加海报油之类的。作者有意将真实与虚构杂糅在一起，是否为了营造一个真假难辨的氛围，来表达他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的思考？如果不是就有点适得其反，显得虚假作态故作真实。
读到一本好书，其实是不需要写评论的，就好像出门旅行，见了一圈美景回来，也觉得赞叹之外，无话可说。《花腔》是这两年我看到的很好的作品之一。但是因为题材、文体和我平时的兴趣有一定距离，也一直没想到说什么。
《花腔》写的是建国前的事。环绕投笔从戎的共产党人葛任的生死，以三个人的口吻从不同角度叙述。有点罗生门的味道。三者的叙述中有人为的掩饰、扭曲，也有记忆或叙述的误差，再加上时间、空间的错落，使原本只有一个的真相显得扑朔迷离。我猜想，文学批评者对此书最大的兴趣会落在作者对文体的实验上。这个写法确实特别（也许不能说新颖），而且要写好是要花大功夫的。难怪作者序言里一开始就说，这本书与我已相伴十年。比起李锐在《旧址》后记里也说他写了一整年（意思是花了很久时间），我真的有“一分钱一分货”之感。
不过作为单纯的阅读，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文学以外的东西。最近还看了半本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将这三本书比较阅读，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其中的“政治性”。张身在美国，写批判中共的土改，虽然是伊一贯的“冷眼”，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共政策的否定态度，甚至有些老外看中国乡下厕所的震惊、好奇和瞧不起；李锐身在大陆写文革，也持否定态度，但是多了一些局内人的理解和无可奈何，故事是血淋淋的，态度却有“翻过一页历史”的解脱和反思；李洱的《花腔》呢，却似乎真正深入到故事中去，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外国”，而是当下，这里。还是血淋淋的故事，作者的态度却隐忍在人物之中，不是外露的。
最近考虑了一下写历史小说，尤其革命题材的政治性问题。我觉得最值得流传的还是非政治的态度。虽然“政治正确”，或带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小说在某一阶段能更大范围的传播。
一点随意的思考，供大家讨论、批评。
翻开就没有放下过，最后在暖暖阳光下合上了书。一声叹息，最大的想法就是回去一定要查下是不是真的。做为一个故事本身已经震撼了我，如果是真的，那就OMG！结果发现果然是精彩的虚构故事，看到有人说葛任的原型是瞿秋白，就搜到瞿秋白死前写的《多余的话》，越看越觉得像。直到最后一句话说到中国的豆腐最好吃。不禁莞尔，就是你了。其实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要特指谁吧，葛仁，个人，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影子。
人生就是罗生门，不是我们想花腔而是语言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谁不是在回忆里重新构架起自己的过去，谁不是在虚幻里感受到属于自己的真实？！自己都不能完全了解的自己又岂能奢望别人了解。人的本性就是保护自己，有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总之说出的话都早已蒙上主观色彩，这是一个没有真相的世界。我们不过都是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无知小民，时代环境成为解释人性懦弱的卑劣借口。
人生亦是冷笑话。一念之差往往就是沧海桑田。历史没有如果，世上没有后悔药亦没有退路。看着别人作出一个又一个愚蠢的决定，走入一个又一个怪圈，转也转不出预定的轨道。想想自己笑也笑不出哭亦没有眼泪，就这样吧。就像葛仁那样静静的等待死亡。心怀鬼胎自作聪明又何必，机关算尽还是一场空。个人的可悲和历史的可悲，是谁成就了谁？你觉得匪夷所思我也只不过当作一个冷笑话。
现在，我所希望的不过是，可以潇洒离场而已。
如果说中国当代中国文化还有希望，那就应该是在李洱这里了。
不同于那些自以为描写了一个贪污犯就觉得自己是牛B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描写的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真实。
可惜的是，无论是中国的批评家或是普通读者，都被惯坏了，缺少对真正高贵的尊敬。
这又是一个叙事的陷阱，在三个复调式的叙述下，主人公“葛任”的离奇故事逐渐被我们所掌握，之所以说被我们掌握，是因为这完全需要你自己的理解和参与，加上所谓的“我”在一旁援引各类史料，帮助分析问题并言之凿凿，整部小说织成了一张网，要想了解葛任，全靠你自己对这张网的理解。李洱的小说非常牛，从文本上说是实验创新，从意义上说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关注，从互动上说是给读者呈现多个角度。更加奇妙的是，熟悉近代史的我们在这样的叙述中会恍惚失措，葛任存在吗？二里岗存在吗？白陂镇存在吗？他们和确凿无疑的老毛老蒋戴笠胡蝶围剿肃清到底有这样的关系吗？然而文中的“我”甚至引出县志来做证据。读者就在这样的陷阱中开始怀疑三份互相印证的说辞，开始怀疑自己。
我突然想到，这正是我们认识历史的方法，老一套的叙事、真理我们都已经不相信了，我们现在从不同的人口中多角度来印证，再辅之以证据，才确之凿凿铁板钉钉。然而，我们认识到了吗？历史还是那个真实的历史吗？
这个谜障我们可能永远拨不开。
《花腔》倒是有点和读者耍花腔的味道，卷首语就是小说的开始，开始有意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这里提出的阅读顺序问题纯属扯淡，“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再读第一部分；可以读完一段正文，接着读下面的副本，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回过头来再读副本；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这种阅读顺序是不可能的，因为作品并非像叙述者所宣称的那样：“……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解，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我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因为作品的叙述中充满了不可割断的因果关系和时序性，我不得不说叙述者的这种承诺是他耍弄的第一个花腔。
看《花腔》时几次失去耐心，想把它丢出窗外或者送人，要在凌晨两点钟继续读一本书是困难的，这也是鉴别一本小说流畅与优秀的好方法，很不幸，同《扎根》相比，《花腔》再一次结结实实地败下阵来——我对由于睡眠而放弃《扎根》颇有些依依不舍。《花腔》无疑是一部含蓄的思辨性小说，用模糊而歧异横生的叙述描绘了一个晦暗的世界，以及这个由叙述及考证搭建起来的世界中虚幻的理想主义的光芒——那个叫葛任的知识分子。《花腔》的叙述手法已经称不上有什么探索性了，由多人多声道的叙述来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事件，用注释考订对历史加以补充虚构，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相结合，造成结构历史的效果，这一切都不新鲜！更糟糕的是三个部分的个人陈述在语体风格，叙述主体姿态上都高度重合，连副本的大量“文献”征引和叙述者的主观叙述都风格雷同，这造成了整部小说的板结化，平面化，我没有在叙述的裂隙中探寻历史真相的快感，到总觉得有个饶舌的家伙在耳边唠唠叨叨，不胜其烦。虽然作者很牛地模仿了许多历史文件和语体风格，但仔细读读也如出一辙，有时还犯点小的技术性错误（p135有葛任一信，有“窗牖开阖，如蝶翼般灵巧”之句，实乃文白间杂，在通篇文言的大知识分子葛任笔下怎能出现这等句子？）。也许，表达对历史观念的欲望太过强烈，造成了作品中现实的缺失。《花腔》中掺杂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曾经鲜活的个体生命都在这种重新构造中转化成了悲悯与叹惋的对象，每个人都作为故事的因子而存在，推动着作者历史观念的缓缓流淌，他们像一颗颗棋子，成为了整个板结的世界中纸上的将军。历史恩怨的纠缠带出了“历史的真相”，李洱忘记了这种貌似深刻的历史思辨是建立在一个平板化的理念世界之上，脱离了个体的经验和生命，这种历史立场的表达单纯而刻意。
李洱的思辨倾向其实同钱钟书的《围城》颇有相似之处，《花腔》所欠缺的是《围城》中现实的人生。如果将这写叙述同历史事实相比较阅读，能够达到很好的互文的效果，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感兴趣并且具备一定知识的读者来说，这小说更像一篇冗长的论说文，通过结构和解构故事，表达着作者的爱憎与无奈。此外，我不知道在艺术上《花腔》的恒久价值体现在哪里，大浪淘沙，小《花》终会随波远去……
看着看着，我就对《花腔》这种做作的叙述失去了耐心，时常想把书丢掉，深夜到凌晨人困马乏，我不想再受李洱大哥的教育了。说了半天缺点，觉得自己不够厚道，再说两句实话，其实《花腔》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作者对整个革命与反动，集体与个人，爱情与欲望，可能与必然，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都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对历史的反思上，我得承认，有时候，《花腔》岂止是深刻，简直就是尖锐！你能说吧革命史说成功利史的作家不尖锐吗？你能说一个满口胡话但满心悲悯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家不现实吗？历史就是一段花腔，一段充满装饰音的咏叹调，在曲曲折折的幽暗人生背面还有一丝理想主义的光芒应该也很符合大众的口味吧？可惜作者不肯在表达上再发些力，一流的理念，二流的结构，三流的叙述成就了让人昏昏欲睡的作品。过于强烈的结构历史的欲望冲淡了感性细节的人生，造成了板结虚假的叙述，让整部作品真的就这么令人遗憾地结束了。
写到这里，我想“葛任（个人）”这个作为全书灵魂的理念人的深意一定还有待发掘，书中隐喻符号可言说者俯拾皆是（如阿尔巴特街、青埂峰……），但是我艰苦而略带无聊的阅读后，已经对要我浪费脑细胞去辨析探寻的文本深层意图不感兴趣了。
没有详细证据的论列而空谈批评不是我的风格，但时间精力有限，我想我也只能这样不负责任了，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我想《花腔》可以被包容在葛任的两首诗中，我想李洱更适合做一个诗人，同小说相比，我更喜欢这两首“五四新诗”。
http://quills.blogbus.com/logs/2005/06/1542091.html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刚刚看了这本书，还在晕呢。
各位看来都是读书高手了， 能读出那么多我说不上来的缺点，佩服佩服。记得我读花腔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震撼，甚至有种发冷的感觉，觉得这么些年来上学读书，学校教给我们的那点东西，真是大大地封闭了我们的头脑与眼界。震撼之后，细细品来，觉得它比历史真实还真实，那么一种实实在在的，结结实实的真实。
还有书中不时那让人忍俊不禁的语言，读来真是一种享受……
还有其中的那两首诗也非常喜欢，喜欢得读了一遍又一遍。
挺好的书，被评成这样，晕。。。
同意上面的coven留言。。。
我觉得这书假得很，一点不好。
quill太刻薄了点。的确，多人多声道的叙事方式一点都不新鲜了，说不上有什么开拓。但是，就花腔的叙事方式而言，它远远不是多人多声道叙事那么简单。它是一种考据的形式去发掘一段历史，发掘到最后，发现历史并不是通常所想象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书最后的小标题）。
葛任的故事并没有多少噱头，如果采用传统叙事方式，这个故事可能相当乏味。但是，这本书本身并不是仅仅想让读者听这么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故事，而是用一个故事让你理解历史是怎么样书写的。
quill对花腔的偏见——没错，我认为是一种偏见——源于其对故事和人物的执着，而忽略了叙事方式本身的意义。要知道，教科书中“形式为内容服务”并非从来就如此——就跟教科书中的历史一样。
有时候，内容也可以为形式服务，而叙述形式本身才是真正的想表达的内容，而比如《花腔》。
to happyiack:
首先谢谢您的关注，其次，请您好好读读我的评论，呵呵。
“它是一种考据的形式去发掘一段历史，发掘到最后，发现历史并不是通常所想象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书最后的小标题）。”
这有什么新鲜么？同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家们相比，甚至同《白鹿原》、《尘埃落定》相比，李洱比他们多提供给我们什么？只有最烂的小说家才会摆出上帝的样子来引导众生。
“叙述形式本身才是真正的想表达的内容”
我基本没讨论《花腔》的内容，说的恰恰是形式，说李洱的形势不单稚拙，而且虚假。所以你用的这个问题向我发问不是很恰当，因为没有交锋。技巧在《花腔》里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是炫耀。再好的小说，也要有技术性的操作，我认为李洱在这点上实在不够好。
真正说到内容，我相信李洱一定下了不少功夫，不信可以读读瞿秋白的传记，但是这形式太烂，所以内容也免谈。所以说这里形式的确影响了内容，烂形式已经覆盖了内容。
如果非的抬出《白鹿原》与《尘埃落定》，我服。
不过，有多大的可比性？这个似乎仿佛还可以讨论呢。呵呵。
原文我“个人觉得”基本上看明白说什么了，——可能离领会真正意图还有距离，我再仔细看看——但是回复我没有怎么看明白想说些什么，仿佛就是强调一遍这本书比较烂，也有可能是我理解的问题。呵呵。～～～
呵呵，也许例子举得不恰当，是没什么可比性。
您不是说我忽略形式或者说是不看重形式么？
但是我探讨的就是《花腔》的形式啊，所以我说我们没交上锋。
关于《花腔》的语言和结构我都是有论据的啊，比如：
１。这种阅读顺序是不可能的，因为作品并非像叙述者所宣称的那样：“……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解，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我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因为作品的叙述中充满了 不可割断的因果关系和时序性。
２。“三个部分的个人陈述在语体风格，叙述主体姿态上都高度重合，连副本的大量“文献”征引和叙述者的主观叙述都风格雷同。”
３。“虽然模仿了许多历史文件和语体风格，但仔细读读也如出一辙，有时还犯点小的技术性错误（p135有葛任一信，有“窗牖开阖，如蝶翼般灵巧”之句，实乃文白间杂，在通篇文言的大知识分子葛任笔下怎能出现这等句子？）。”这种“文言”是李洱的还是葛任的？
我的对《花腔》的评价是：
“一流的理念，二流的结构，三流的叙述。过于强烈的结构历史的欲望冲淡了感性细节的人生，造成了虚假的叙述。”
并由于结构和语言的失败，也就是《花腔》形式的失败，而不愿在探讨它的内容或曰意义。
这论证虽然不大充分，但基本脉络还是有的，您再看您对我的批评：
“quill对花腔的偏见，源于其对故事和人物的执着，而忽略了叙事方式本身的意义。要知道，教科书中“形式为内容服务”并非从来就如此——就跟教科书中的历史一样。
“有时候，内容也可以为形式服务，而叙述形式本身才是真正的想表达的内容，而比如《花腔》。”
我们的交流对得上么？
我昨天就看《花腔》看到凌晨3点，它吸引了我。
您还真不适合看这书
今天上午看了花腔，因此看到了二位在这里的交锋。
书还没看完，也不好说什么。看完了再说。
图书馆看了，几年后又专门买了一本。
楼主不赞同，自然，是他的观点，然而，不谈叙述方式，楼主竟然期望一个当代作家说话的口气完全和历史重复，不是过于苛求吗？
其几可乱真的文体和语言，已经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至于什么窗户蝴蝶之类的，好像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有一大部分会用这种语句的。就是真的没有这样的语句习惯，作者用了，读来好像也没有像石头似的绊我一跤。
纠缠于小问题，向来是小文人的气量，如推敲之类。
我最喜欢的小说，一次就买了六本。
楼主的智商不足以理解《花腔》这本书。我很奇怪，被《扎根》吸引的人，智商能有多高？《花腔》是一本智者阅读的书。楼主还是不要看了。
仅举一例，楼主说“有时还犯点小的技术性错误（p135有葛任一信，有“窗牖开阖，如蝶翼般灵巧”之句，实乃文白间杂，在通篇文言的大知识分子葛任笔下怎能出现这等句子？）”。以楼主的智商，当然难以理解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行文风格——当时的行文风格本来就是文白夹杂的。让楼主的质疑地方，恰恰证明了作者的成功。
有人看《花腔》说是好书，有人说它无聊得要死。既然自己不喜欢，看不懂，想要把书丢出去，可以看出lz已经没有抱着看一本书的心态来对待《花腔》，而是以一种抵制的情绪看待《花腔》。抱着这种心态有资格评论一本书么？侮辱别人的智商，也是侮辱自己的人格。
喜欢《花腔》，同时也认同楼主说的观点。有诚意的批评让文学更完美。
不同观点 其实可以共存的，是两个角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