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避难地
2010-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施台凡·舒曼
218
李士勋
无
宁波人遇到某种特别稀奇、珍贵或者罕见的东西，就称之为“一条大黄鱼”。这里所说的大黄鱼是指那种令人渴望的、相当于黄花鱼家族中比较贵重的黄鱼。 罗伯特·索卡尔和朱丽叶·杨珍珠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条大黄鱼。这是一个非同寻常和独一无二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一切不可能皆可成为可能的城市。到那时为止，流亡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关心过中国。越过中国“真正的长城”——语言关，能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当中有一位，那就是罗伯特·索卡尔。他是一个维也纳颜料制造商的儿子，在1938年的最后一刻随父母亲离开祖国。在上海的大学里，他认识了朱丽叶·杨珍珠。杨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但是，他却认为女儿与一个欧洲“穷学生”的友谊亳不足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终成眷属…… 施台凡·舒曼十分出色地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毫无先入之见地重叠在一起，并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令人神往的陌生世界。
施台凡·舒曼，1962年生，曾在慕尼黑和柏林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自1988年起，作为自由记者为《GEO》(《全球环境展望》)、《明星周刊》、《梅里安》杂志、《时代报》和《法兰克福周报》撰稿。他和他的中国女友生活在柏林和北京。
序Ⅰ 旧世界 索卡尔颜料商店 御赐宝剑 学好德语 光华——光耀中华 凤凰保险公司 外国人的城市 五月三十五日Ⅱ 遥远的城市 “现在你们只剩下是犹太人了” 西班牙风格的楼房 啊，你这个可怕的城市 在寺庙里避难 另一种瘫痪Ⅲ 新时代 隔离区的黎明 杨村 Bon ami 一位悲观女人的信 在Love Lane里弄散步 贵重的珍珠，光辉的荣誉 上海最后的日子 “小孩儿回来了！”跋译后记
除了我家里没别人。门铃响了——我屏住呼吸，透过猫眼向外面张望。德国党卫军冲锋队的人常来检查共同租住的房客。可是，我看到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乞丐，所以我就没开门，又轻轻地溜回房间。这时候，门铃再次响起来，我又一次向外窥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那个人形体有点异样。突然，我明白了，那是我父亲。他光着头，没戴眼镜，牙齿被打掉了，他已经变成无人照管的伤残者，裹在他身上的那件破大衣长及脚踝。谁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夏天他就被抓走了。当然，现在我立刻让他进来了；但那之后，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几乎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直到今天，我仍然看得见我从猫眼向外窥视时的那幅景象。 索卡尔是索科尔一个稀有的变化。这两种发音涉及的是同一种动物：鹰隼。在绝大多数斯拉夫语言中，都是这样叫的。也有一个与索卡尔同名的小城市，这个小城位于雷姆贝格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他们的祖先是十九世纪初从那个地方迁移到雷姆贝格的。大多数索卡尔家族都是犹太人。 我的父亲西格弗里德·索卡尔1892年生于雷姆贝格，排行老二：路德维希、西格弗里德、柯内尔和蕾拉，也就是奥蕾拉的呢称。大多数犹太人家庭的祖先当中都会有一位犹太教经师，就像每一个俄国流亡者至少有一个叔叔是大公爵那样。但我们家族只出了一个颜料商人。我父亲的父亲，甚至爷爷的父亲就已经干这个行当了，就像后来他的弟弟柯内尔一样，尽管他对这一行并不那么得心应手。我父亲十四岁时在他祖母的暗中支持下离家出走，祖母把两个古尔登金币偷偷塞在他的长筒袜里。他在维也纳的一家颜料厂找到一个位置并在那里完成了学徒考试。 1910年他应征入伍，加人K+K军。正当他的服役期满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因此，他在军队里一待就是七年，最后他在连队里当会计。他服役的地方是意大利前线并在那儿经历了伊松佐河战役。尽管他不一定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但他却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他甚至热爱皇帝，就像几乎所有的奥地利犹太人那样。在后来的岁月中，他选择了社会民主党。当他复员回到维也纳的时候，他获得了满师证书，终于在第十区宠臣街开了一家店铺：安东广场索卡尔颜料店。 我母亲克拉拉·拉滕纳生于1893年。她在寇洛美雅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加利奇的亚布隆诺夫长大，她的父亲以西多是希尔施男爵学校校长。这位犹太男爵把他的财富归功于几条铁路的建设，其中有一条是东方快车。他创办的这所学校应该把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犹太人居住区的居民培养成同化的市民。因此，意第绪语在那儿是被禁止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当地的语言。虽然以西多本来读为伊萨克，当然那是意第绪语的发音，不仅因为它要适应当地环境，而且也是为了与孩子们的家长沟通，在自己家里说意第绪语也被禁止。所以，在我们家里从来都不说意第绪语。后来，当我在上海更多地钻研意第绪语的时候，我的母亲感到很不高兴。对她来说，这种语言很粗俗。我所掌握的一点点意第绪语的知识却偏偏是在中国学会的。 以西多和他的妻子冉内特也有四个孩子：玛雅、弗丽达、克拉拉和沙洛。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生的，每个人都得到父亲的一笔另外的资助。因为在多瑙君主立宪的国家里有好几个这样的希尔施男爵学校，以西多每过几年就被调动一次，直到俄国人侵加利奇于1917年把他们一家驱赶到维也纳为止。出于对俄国人的恐惧，他们几乎徒步走了整整几千公里。起初，他们还隐藏在亚布隆诺夫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的树林里，然而，当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那个小城市变成一片火海之后，他们知道再也没有退路了。 官员在这个家庭里被视为男人的理想。他为大女儿玛雅挑选了一个铁路官员做新郎，一个奥伊尔贝格的工程师，后来在三十年代他成了寇洛美雅火车站的站长。为二女儿弗丽达找了一个未来的法学家劳尼欧·拉格施坦因。只有我的母亲出了圈儿。大概有好几个候选人，甚至和其中一个订了婚，但是却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婚。当她在一位共同的女友介绍下与我父亲相识并于1922年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一位商人！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然而，后来她在姊妹四个当中情况却是最好的，至少正常的婚姻关系存在了那么久。 在维也纳的头几年，她是凤凰保险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她的亲戚中有好几个在那儿供职，她的姐夫劳尼欧也在那儿。后来他甚至把我父亲也带去签订了一份人身保险。他本来叫萨姆埃尔，希伯来语叫施姆埃尔，意第绪语叫施密尔，后来却使用波兰语的爱称形式尾音尼欧，被称之为施密尼欧。劳尼欧就是从这个名字演变来的。此外，在我们家里几乎从来没有人这样叫他，只是在纸上那样写：我的表姐菲利西娅使用的名字是菲拉，曼雅的名字是阿玛丽亚，而叔叔沙洛本来叫亚历山大。 结婚之后，我母亲过的是一种很讲究的维也纳太太的生活。从童年起，她的头发就是金黄色的，后来借助于过氧化氢染色。每当别人把她和一个电影明星相比的时候，她听了总是很高兴。她经常去咖啡馆、戏院、轻歌剧院和大众歌剧院。有一次当她的名字登入报纸的社会专栏，虽然被排在最后，但她相信自己已经成功了： 猎兔球戏是最美丽的女人和姑娘们约会时玩的游戏，大厅用常青藤装饰一新，构成一幅令人陶醉的图像。包厢全部被上流社会人士坐满。可以看到联邦总理夫人穿着一身白色的绸缎，巴伐利亚公主艾尔维拉梳妆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身珠光宝气。瑞士特使夫人穿的是飘逸的丝绸，相反她的小女儿则像一位真正的阿尔高地区女子。商务顾问夫人、柯克埃斯夫人、索尔特里阿德斯的夫人和克拉拉·索卡尔夫人，则穿着华丽的蓝色民族服装。 ……
《最后的避难地：上海——索卡尔和杨珍珠的爱情故事》像小说，像回忆录，又像报告文学，但好像又都不是。它没有任何虚构，是作者在采访杨珍珠和索卡尔本人及其熟人基础上完成的。作者让两个主人公交替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灵历程，娓娓道来，如拉家常般亲切。作者恰到好处地把自己的考察和历史资料糅进故事的背景之中，仿佛电影里的旁白者，始终隐居幕后。故事犹如两条铁轨平行地向前伸展，同时又像一根绳子的两股紧密地拧在一起。结构新颖，内容真实，令人回味。 一些幸存下来的珍贵照片使他们的故事显得更加厚重。
无
相较于现代的爱情，那时候的爱情是平凡而伟大的！
内容、文字还可以，了解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