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
2008-8
科学出版社
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 编著
273
4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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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益丰富和综合研究的深入，探讨古代人类与植物的关系逐渐被考古学家重视起来。为了完成这项新的课题任务，需要与之相应的新资料和新信息，而植物考古便是适应考古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植物考古研究内容和方法的特殊性，使得它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讲，植物考古主要完成以下课题：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包括采集等；人类对植物的栽培，这就是关于农业起源与发展这个备受瞩目的课题；人类对周围植被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类采集、农耕等活动对森林的砍伐、放牧活动对植物类型的改变等；植物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就是人类文化发展与植被变迁之间的关系。要完成上述课题，参加人员要具有考古学与植物学两种知识体系，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至少要了解基本的植物学知识，而具备植物学背景的学者，也要了解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内容。 在中国，自1935年报道周口店猿人遗址出土朴树种子以来，植物考古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但是，植物考古方法需要系统化和科学化。其中，关于植物大遗存的采样和浮选方法虽有系统介绍，但植物大遗存样品如何在实验室进行处理，如何科学鉴定种属，鉴定数据如何进行定量分析与统计，至今没有可供参考的较系统的中文文献，这个状况严重制约了植物考古的发展。本书就是适应中国植物考古研究发展趋势的需要而编写的。 第一章概括介绍了植物考古的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使读者可以通过本章了解植物考古的概况。 第二章系统介绍了植物考古研究中植物大遗存研究的基本方法。从野外采样和土样的保存、干燥，到浮选炭化植物遗存，再到实验室对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初步挑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并配有若干图片，同时还介绍了基本的统计方法和植物考古报告的编写方法。 第三章专门介绍种子和果实的鉴定方法。作者以植物学方法，较系统地、集中地介绍了植物种子和果实的形态鉴定方法。书中选择了我国史前或本土产重要栽培植物，及易于与重要经济植物种类相混淆的近缘种，如与稻同属的野生稻、药用稻、疣粒稻，与粟同属的几种杂草等；对于那些是否为我国史前植物尚有争议的种类，如芝麻、亚麻等，为防遗漏也编入。除可食植物种类外，还选择了部分对环境考古有重要意义的野生树木和野草的常见代表种。通过对上述种类的现代植物种子和果实标本进行形态描述、配原色照片和编制检索表（具体方法见第三章），以期多途径地对出土遗存做对比鉴定研究。本书共包括147种、亚种或变种，隶属49科99属，重点描述了127种、亚种或变种，描述中涉及对比种类12种、变种，原色照片256幅。为使鉴定者即时获知已鉴定种类的相关信息，在各种类形态描述之后，简述了该种类的植物学性状、分布、生境、经济意义及遗存发现情况等。
本书是植物考古研究方法的著作。系统介绍了考古遗址中植物种子和果实遗存的研究方法，包括采样、提取、鉴定、统计、数据分析和综合研究，重点是解决种子和果实遗存的鉴定问题。根据考古遗址植物遗存鉴定比对的需要，选择了147种(隶属49科，99属)现代种子、果实进行了原色照相、编制检索表，对其中重点的127种做了较为翔实的形态特征描述，并对该种植物产地、生境、经济意义及遗存记录等做了记载，选取了一部分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出土的植物种子、果实遗存照片计128幅。通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植物遗存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对不同文化期先民的生计方式以及所处的环境背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初步总结和探讨。 本书可供考古学、植物学、历史地理学、农史学及博物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院校植物遗存教学参考。
前言第一章 植物考古概论 第一节 植物考古定义 第二节 植物考古研究内容 第三节 中国植物考古的历史回顾第二章 植物大遗存研究基本方法 第一节 植物大遗存及其分类 第二节 采样方法 第三节 浮选土样获得植物遗存 第四节 植物遗存样品的处理与鉴定 第五节 植物大遗存数据的分析与解释第三章 植物种子和果实鉴定及环境分析 第一节 种子、果实遗存的鉴定方法 第二节 分种检索表 第三节 分种形态描述及环境分析第四章 植物大遗存与中国史前农业和环境研究 第一节 植物大遗存与史前农业研究 第二节 植物大遗存与史前环境研究种子、果实形态术语参考文献中文名索引拉丁文名索引英文名索引原色现代种子、果实图版目录种子、果实遗存（选编）图版目录后记原色现代种子、果实图版种子、果实遗存（选编）图版
第二节 植物大遗存与史前环境研究 一、植物遗存在环境考古研究上的意义 随着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作为科技考古手段之一的浮选法在考古遗址发掘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其在考古遗址的房址、聚落、洞穴、围沟、墓葬、窖穴、灰坑乃至古河道中都取得了丰富的植物遗存（植物种子、果实、叶、木材、纤维、秸秆、孢粉、植硅体、植物炭屑及淀粉粒）（赵志军，2004a）。通过近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和植物学工作者的合作，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得到进一步提高，不仅揭示出中国原始农作物有悠久性，而且具有地理分布的广域性和农作物的多样性，从而通过对不同遗址属相同文化时段中的陶器、石器、骨器、金属器以及动物遗骸伴存的植物遗存（Plantre-mains）的综合研究，为恢复中国古代先民的经济方式、生存环境、食物结构，进而在探讨原始农业的起源、传播及其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资料（张丕远等，199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孔昭宸等，1999、2003；冼鼎昌等，2000；袁靖，2005）。 通常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植物遗存可归纳两大类：大植物遗存（Macroremains）和包括孢粉（PollenandSpores）、植硅体（Phytolith，Plantopal）与淀粉粒（Starchgrains）在内的微体植物遗存（M。icroremains）（杨晓燕等，2006）。在这两大类中，最为醒目和可靠的当属能在遗址中找到较多的种子和果实。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植物生活史中要产生出大量具有显著形态学特征的植物种子并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又因一些植物的果核外壳或种皮多为致密的木质、骨质、角质或革质等保护性结构，与以软组织为主的叶片、花、果肉、草质茎等相比，即使经过漫长的地下埋藏，甚至经炭化、燃烧、搬运，都不易腐烂，最终被保存在窖穴、灰坑、墓葬、围沟、古河道及自然剖面中（孔昭宸、杜乃秋，1991；沈显生等，2003；冷琴，1999）。通常在埋藏条件下，种子及果实会发生各种变化，但因其外壳（种皮、果皮和核壳）的细胞壁中，充填有木质素、角质和木栓质，使其细胞壁增厚，外壳结构变得致密和坚硬，从而产生了具有抗生物或化学损伤的机械力，故可依其保存下来的外部形态学特征，鉴定其隶属的科属甚至到种。而在考古遗址中所能保存的类型有的是炭化类（Carbonization），尽管它们的形成可能与自然炭化和焙烧有关，但从保存有胚的外形结构仍能分辨出粟、黍的形态特征（刘长江、林祁、贺建秀，2004）。有的为多汁果实，但在随葬容器中保存下来的往往是已被脱过水（Desiccatedmaterial）的干瘪的果皮、种皮和果核，如在河北宣化辽代墓中就有被脱过水的干瘪的葡萄、秋子梨和栗（刘长江等，2001）。还有的是被保存在自然沉积的泥炭沼泽剖面中（冷琴，1999），因处于厌氧状态下虽经过缓慢的腐殖酸作用，但因其外壳硬而光滑，特殊的形态结构尚能保存具有生命力完好的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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