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理论框架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问题
2012-3
尤西•基维斯特、肖念、 范明 科学出版社 (2012-03出版)
尤西·基维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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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理论框架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问题》特点：1．作者是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部研究主任，他在攻读博士期间研究的是“代理理论框架下政府与大学关系问题”。芬兰政府部门与大学的关系，同我国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此书的研究观点，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2．近年来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与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部高教组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教师互访频繁，并联合主办了2010中芬高等教育论坛，此书的出版将会推动两所高校，乃至中外学者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合作。3．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来看，研究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学术文章较多，但形成研究体系的书籍很少，译著更少，所以从了解国外学者观点的角度，此书的出版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作者：（芬兰）尤西•基维斯特 译者：肖念 范明
中文版序（一）中文版序（二）前言1 绪论1.1 研究背景1.2 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问题1.3 研究框架2 代理理论概述2.1 代理理论学科溯源2.2 代理关系2.3 代理问题2.4 代理理论前期应用2.5 代理理论的贡献及批判2.6 关于理论观点的讨论3 理论的观点：政府—大学的代理关系3.1 定义和基本假设3.2 信息的不对称3.3 目标冲突3.4 逆向选择的问题3.5 道德风险的问题3.6 道德风险问题的控制3.7 本章小结4 实证的观点：政府—大学的代理关系4.1 实证分析研究案例设计4.2 代理关系4.3 逆向选择问题4.4 道德风险问题4.5 本章小结5 代理理论框架下政府—大学关系：理论的优缺点5.1 理论探讨和评价5.2 代理理论的优点5.3 代理理论的缺点5.4 本章小结6 结论6.1 代理理论的观点和优缺点6.2 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参考文献英汉译名对照著者致谢译后记图表目录图1-1 研究框架表2-1 代理变量对契约选择的影响表2-2 以代理理论为理论框架的特定研究表3-1 治理方法和代理变量的选择表4-1 1998~2005年信息产业项目的直接投入表4-2 1998~2003年资助的信息产业项目招生名额增长情况表4-3 研究生院的绩效评估指标表4-4 1999年和2002年信息产业项目下的附属研究生院表4-5 研究生院实施计划的监管信息表4-6 现有研究生院的信息表4-7 2000~2004年专业提升计划和本科生项目的监管信息表4-8 教育部在实施信息产业项目中运用治理方法的类型表4-9 治理方式和代理变量的选择表4-10 2004年5月专业提升计划的情况表4-11 1998~2004年本科生项目资助人数和总招生数表4-12 2003~2004年7所大学本科生取得学位数量发展情况
1 绪 论 知识是一回事，而美德是另一回事..你去用剃须刀挖掘一下花岗岩石矿吧，你去用丝线系住海船吧，然后你也许就可以指望用人类知识和人类理性这一锋利和精巧的工具，去同人类的激情和狂妄的巨人进行抗争。 ――可敬的约翰・亨利・纽曼主教（《大学的理想》I卷第5讲第9节） 1.1 研究背景 政府―大学关系在过去的15年里经历了一个转变的阶段。特别是在欧洲，由政府统辖大学的主导模式表面上发生了变化，从控制和管理转向了监督和加强大学自我管理的能力（H迸ltt惫，1995；vanVught，1997）。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变化已经通过委托授权而有所体现，这种授权是一种由等级森严，且以权威构建的治理结构向契约性的、以相互交流构建的治理结构转变。 大学具备的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自治权和自我管理能力是伴随着其对政府承担的责任不断增长的（Trow，1996；Gornitzkaetal.，2004）。实质上，“承担责任”被理解为“有义务向他人汇报、解释、证明和回答有关于资源如何被利用以及有什么样的效果的问题”（Trow，1996，p.310），这种观念在很多高等教育体制下已经占据了高等教育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Huisman&Currie，2004，p.529）。隐藏在不断增长的全球范围内政府对保证这种“责任”的兴趣的背后，毫无疑问的是复杂且多元化的动机和目的。不过，很多高涨的兴趣似乎源自于对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成本存量的疑问；源自于政府和大学官员之间相互信任的缺乏；源自于对大学提供数据的实用性和准确性的疑虑；还源自于对传统分散的、松散结合的制度性监管措施缺乏信心，而这些措施在由职业雇员组成的最初的组织中是非常普遍的（Schmidtlein，2004，p.264）。 给定这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就必须要问这样两个简单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政府需要检验大学承担的责任？第二，为什么政府不能直接信任大学？尽管问题很简单，但寻求答案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诚然，可以简单地认为承担责任是为了保障经济、有效且高效地利用政府资源，而且仅仅有信任不足以佐证责任的承担。这么说千真万确，但却并没有真正地回答上述的问题。实际上，对经济、效果、效率的争议仅仅是对引发要求承担责任这个“症状”的争议，并不是原因，不是产生症状的“病根”。 作为一种描述猜疑、控制以及抱怨的理论，代理理论能够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当简单和直接的回答。根据代理理论，政府不信任学校（实际上也不应该信任）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学校很有可能在其对所接受的资源不能负责任的时候投机取巧。这个回答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且极容易引起严重的担忧，尤其是在大学的内部。然而，这很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就是对上述问题符合逻辑的回答。这与一些主张“承担责任是对专权的约束，也是对能够使权力腐败的欺诈、操纵、渎职等类似行为的约束”（Trow，1996，p.311）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提出的见解是十分契合的。 那么，什么是代理理论呢？以其最简单形式的定义而言，代理理论，也称作委托代理理论（或模型），描述了两者或两者以上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组成部分当中，有一部分被看做委托人，雇用另一个部分――代理人，由代理人执行那些代表着委托人利益的任务（Ross，1973，p.134；Moe，1984，p.756）。代理关系存在于各种涉及权力授予的社会背景当中，通常的例子包括雇用关系、医患关系、租借关系以及官民关系。代理理论就是用来分析和解决发生在代理关系当中的问题。理论假设一旦委托人将权力授予了代理人，通常都会在控制代理人方面产生一些问题，因为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不同，也因为代理人通常比委托人更加了解自身的能力和行为。代理理论关注于使委托人通过选择某种类型的代理人，采取某种方式监督他们的行为，并且用经济上的激励措施来试图减少控制问题（Kiser，1999，p.146）。 虽然深受经济学的影响，但是代理理论不是，而且永远不会专属于某一学科或范式。相反，它广泛应用于很多学科和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例如，代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会计学（Bohren，1998；Lambert，2001）、市场营销学（Bergenetal.，1992）、政治学（Moe，1984；Koelble，1996）、公共行政管理学（Laffin，1997；Ferris&Graddy，1998）、公共经济学（deGroot，1998；Khalil&Lawaree，2001）、组织管理学（Noorderhaven，1992；Nilikant&Rao，1994；Shao，Gupta&Delery，2000）、应用心理学（Kirby&Davis，1998）、社会学（Petersen，1993；Kiser，1999），它们起到了知识传播的作用，并体现出理论的一般性特征。在芬兰，代理理论还没有在相关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激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但是，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得到改善了，至少代理理论框架已经被引入到诸如政治学领域（Wiberg&Salonen，1991）、地方政府研究（Oulasvirta，1994；M迸tt迸nen，2002；Meklin，2000；2002；Valkama，2004）、经济学和企业管理（Kanniainen，1996）、历史学（Ojala，1997）、会计学（Nikkinen&Sahlstr迸m，2004）。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代理理论或多或少地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理论。Ferris（1991，p.9）、Lehtimaki（1993，pp.40～43）、Whynes（1993，p.436）、H迸ltt惫（1995，p.55）、Williams（1995，pp.174～176；1997，pp.277～278）、Massy（1996，pp.75～76）、Geuna（1999，p.17）这些学者都认可代理理论，只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深入研究代理关系还不充分。不过，除了Kivisto（2005a；2005b）的著作以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将代理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McLendon（2003）、Liefner（2003）、Gornitzka等（2004）和Lane（2005）等学者已经把代理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和政府―大学的关系方面。所有这些研究都将这一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启发性的建议或者通过这一理论透析事物的本来面目（Creswell，2003，p.119）。在分析的过程当中，这些学者用这一理论来讨论以下热点问题如：政府的决策程序对大学行为的影响、筹资机制的选择、质量评估的目的、问责和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①。 1.2 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问题 学者们对大学和政府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代理理论已经为我们理解政府控制和大学责任的相关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是结论性的。在这些零散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该理论深入地观察和理解政府―大学的关系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动态的代理理论的一些实质内容似乎还没有被人们完全描述出来。在研究政府―大学的关系时，人们忽视了对代理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将其可操作化，而且对这一理论的优缺点也缺乏系统的研究。 尽管学者们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将这一理论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但是用该理论去检验政府―大学关系问题，还不充分。所以，我的研究目的是把代理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去验证政府―大学关系问题。基于此研究目的，我将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当代理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的层面来研究政府―大学的关系时，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怎样的启示？ （2）当代理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的层面来研究政府―大学的关系时，它的主要优势和不足是什么？ 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决定了代理理论所引发的理论和实证观点的实质，同时也凸显了代理理论所引发新的、非预期观点的综合能力，这些观点不同于那些依靠常识所揭示的，或是依靠其他理论方法所阐述的观点（Harmon&Mayer，1986，p.61）。回答这个研究问题需要界定代理理论的概念，在政府―大学关系的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给出明确界定。理论层面界定的目的，是对于代理理论中运用的术语、概念给予一个确切的含义；操作层面的界定表明了代理理①详见2.4.4。论的概念是如何与政府―大学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相联系的。 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体现了代理理论所能提供的观点的潜力。在相对“新”的环境下应用一种“旧”的理论，并且展现出“旧”理论的某些观点，这对于理论自身可能不具有启发意义。因此，为了发现这种理论在此背景下真正的价值，在政府―大学关系背景下需要对代理理论的优缺点进行评估。 通过已经提出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可知，代理理论在此研究中具有双重作用：它同时具有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的作用。作为研究工具①，从代理理论自身观点出发，代理理论将被用来研究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政府―大学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政府―大学关系的背景下，代理理论自身的优缺点需要评估。 1.3 研究框架 本研究共分为六个章节（图1-1）。绪论之后的第2章概述了什么是代理理论，从而奠定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将在以后的章节里逐步展开。在第2章，讨论了理论渊源，界定了理论的核心内涵。这一章回顾了以往代理理论的研究应用，并讨论了该理论的主要贡献和不足。全面评价代理理论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代理理论系统地应用于政府―大学关系的研究，需要做如下界定：理论内涵、理论的来源，以及是如何被运用的。第二，有必要提供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综述。在以前的理论综述中，仅限于对某个具体学科或研究主题进行分析 在第3章，那些在第2章界定的概念将被应用于政府―大学关系的理论分析，一些分析要素是从与高等教育组织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得到的。这些观点集中在代理关系、信息不对称、目标冲突、代理问题，以及代理问题的治理。在第4章，这些源于第2章，并在第3章中得以运用的概念将被应用于实证研究。 在第5章一开始，对于理论及其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评价。通过这些讨论，以及在讨论分析前三章的基础上，分析代理理论的优势和不足。第6章围绕本研究的主要发现、结论及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分析，还讨论了开展深入研究的主题和问题。 总之，本研究的思路框架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第2～4章和第5章分别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第3章中的讨论分析是基于第2章基础之上的，而第4章又基于第2、3章，为了使分析更加清晰准确，第2～4章的研究脉络基本保持了一致。 2 代理理论概述 2.1 代理理论学科溯源 代理理论起源于经济学中的信息经济学（Eisenhardt，1989，p.59）。根据Moe（1984，p.756）的观点，代理理论最初探讨研究不完全信息和风险分担等问题。通常，Spence和Zeckhauser（1971）、Ross（1973）、Arrow（1971）被公认为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研究成果经常被其他学者所讨论（Jensen，1983，p.334；Moe，1984，p.756；Eisenhardt，1989，p.58）。Alchian和Demsetz（1972）的研究成果关注财产权和有关契约的问题，以及团队合作中的推卸和监管问题，同样对代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Jensen，Meckling，1976；Fama，1980）。 代理理论主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即“实证代理理论”（又称为“实证学派”）和“委托代理”（Jensen，1983，p.334；Eisenhardt，1989，p.59；Douma&Schreuder，2002，pp.109～110）。例如，Ross（1973）、Harris和Raviv（1978）、Shavell（1979），以及Homstr迸m（1979）的著作是委托代理的早期代表作。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成果、Fama（1980）的成果、Fama和Jensen（1983）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实证学派的形成（Jensen，1983，pp.334～335）。 这两个学派都运用同样的分析单元，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和一些相同的代理理论的假设条件。Jensen（1983，p.334）认为，“从两个学派的文献资料来看，都在研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各方之间的契约问题，以及如何使代理成本最小化问题（虽然没有刻意要这样的形式）”。根据Eisenhardt（1989，p.59）的观点，这两个学派“在人、组织、信息方面持相同的假设”。不过尽管有相同的假设和关注点，它们之间还是在很多方面存有差异。一般来说，委托代理理论的文献更抽象、更精确，并且是非经验性的。委托代理研究者关心的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可以适用于律师与客户、房东与房客、雇主与雇员，以及其他的代理关系。委托代理这一正式理论的特征是它包含了缜密的规范假设，在其后面附有逻辑演绎与数学的佐证，重点在于确定哪种契约是最优的（Jensen，1983，p.334；Eisenhardt，1989，p.60）。其他的学派，如实证文献学派，在其研究方向上一般不用数学而更多地偏向于经验性。实证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委托人和代理人可能会产生目标冲突的情况，然后确定限制代理人寻求自我利
《代理理论框架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