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2009-5
中华书局
张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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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于1951年10月由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所基督教中文高等学府，它的创办继承了国内13所基督教大学的办学传统。“崇基”的命名是取“崇奉基督为万世师表”之意。崇基的校门上有一副对联：“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胞与陶铸人群。”崇基的校徽是选自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徽号：“十架”与“莲花”。除了“十架”和“莲花”的标记外，还有“祥云”与“火焰”。“十架”与“火焰”是代表基督教，“莲花”代表中国佛教，而“祥云”的象征是来自道教的传统。校徽的标记正是象征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在此种信念下，崇基学院于1996年11月成立“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中心是香港中文大学直属书院的唯一一个学术研究单位，致力从事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为大学的成员及中国与其邻近地区内的学者们提供高质素的学术活动及出版物。 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提倡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况为己任，举办各类型的学术活动，例如实地考察团、博士论文奖、学术讲座及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为学者提供交流的台阶。2002年，中心为扶助及鼓励年青学者从事基督教研究，积极为中国年青学者筹办学术研讨会。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对东西方社会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梁启超认为这是学术史上值得“大笔特书”的公案。本书另辟蹊径，将天主教的传播问题置于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力图重建17—19世纪天主教在闽东福安的传播历史；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地方官府、宗族与乡村教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
张先清1969年11月生，福建省永安市人。2003年6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曾先后赴美国乔治城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访学。研究兴趣为中国基督教及文
序导论：寻找社会底层的历史 一、缪氏宗族的历史记忆 二、底层视角 三、田野与资料 四、概念与框架第一章 福安印象 一、环境 二、社会结构 三、灾害、寇乱与地方社会 四、早期宗教信仰第二章 传教与禁教 一、从马尼拉到福安：多明我会之初传 二、礼仪之争与明末反教事件 三、清初的传教与禁教风波 四、雍乾以降的禁教政策与福安天主教第三章 乡村天主教群体 一、数量 二、构成 三、分布第四章 宗族与宗教网络 一、宗族与地域天主教网络建构 二、乡村宗族与天主教：个案研究 三、宗族皈依与文化延续第五章 信仰与生活 一、村落信仰空间的重组 二、妇女守贞观念的移植 三、宗族通婚网络的变迁结论 一、宗族、教会与国家 二、集体记忆与社群认同 三、隐喻的乡村教会参考文献外国人名汉译对照表后记
第二章 传教与禁教 三、清初的传教与禁教风波 清初相对有利的传教环境 清军再次占领福安后，因为天主教会与南明政权之间关系密切，为了避免遭受株连，天主教徒们都四处躲藏。施若翰与一些天主教徒也躲避在距离顶头村不远的一座高山上。随后在1649年6月，他又前往罗家巷，躲藏在一位教徒家中，并秘密传教。直到战乱渐息、清福安当局发布了一道大赦令后，施若翰与当地天主教徒才逐渐开始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并继续修筑顶头村的宏大教堂。 当南明政权与清军在福安地方展开争斗时，福安的老传教士黎玉范已经率领一批招募到的本会会士在1648年夏天从欧洲返回到马尼拉。黎玉范本来希望抵达马尼拉后能够迅速回到福安这个多明我会在华老传教区，但是此时正值清军与南明军在东南地区频频交战，局势险恶，不宜前行。再加上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殖民总督认为从西班牙国家利益考虑，黎玉范等人首先应该留在该岛服务，而不是仅仅将马尼拉作为进入中国传教的跳板，因此竭力阻止黎玉范前往中国。在此情况下，黎玉范只得暂时逗留在马尼拉。1649年夏，闽南郑氏家族的一艘舢板船抵达马尼拉，带来了施若翰所写的一封信。在信中，施若翰请求马尼拉多明我会圣玫瑰省尽快派遣本会会士前往支持。这位郑氏家族商船船长也同意搭乘多明我会士返回。在圣玫瑰省省会长的努力说服下，前述西班牙殖民总督终于准许黎玉范等人前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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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文献分析是本书的两种研究方法，本书通过研究17—19世纪天主教在闽东福安的传播历史，探讨了地方官府、宗族与乡村教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很厚实的一本书。
该书是一部力作，使用了很多家谱文献、口述史料等，介于史学与人类学之间，所论多为前人所未知。
可读性强的学术著作。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看出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显示作者的学术水平和文字功力。读后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