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物语
2009
三联书店
邢海洋
520
无
邢海洋1996年8月人职《三联生活周刊》，人职时他投靠的是阎琦。他俩到周刊之前同在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工作，也算是早期白领。但从根底上说，两人其实又都是非经济人士。作为北京大学的校友，阎琦本科是图书情报管理专业，邢海洋是自然地理，学的是地表、植被与人的生存关系。 邢海洋到周刊时，经济部加上他一共三人：胡泳是编辑，瘦小的张晓莉是记者。但周刊草创时，经济却是强项、这不仅因为有一袭黑衣、走路踩到地上咣咣响的方向明担纲，胡泳的英语能力与他当时对网络时代的敏感，也催生了一连串的重要判断。邢海洋到周刊，发稿亮相始于1996年的第16期，《三联生活周刊》总第22期，也算元老级人物。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股市风水，百年轮回》和《上证30狂炒的背后》。我记忆中，刚到周刊，他的文字基础并不好，远不如胡泳的文字通顺，往往需要重新组织排列。但他似乎是会计出身，对数字有一种天然敏感。我很快就发现了他用算账的方法做投资理财启蒙的特长。还记得，当初我曾让他专门算算汇款周转的利息问题，找这种细微的理财意识。1996年经济部的三人分工是，胡泳负责宏观经济，张晓莉转向致富途径，邢海洋做理财消费。
疯狂第五浪中的基民自助，盘点中产阶级消失的财富，商品价格与衰退预期，燃油税的从价量问题，恐慌型投资，5000亿美元的恐慌一刻，铁路公路和内需。 本书是作者在《三联生活周刊》结集出版的第一本文集。通过他累积起来的这些文字，也许可以罕见一种以我们自身经济能力去对应经济关系，在投资与理财中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对于我们每人的重要性，可高于那些表面高深、实际往往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理论。
邢海洋,1967年出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农学院，1996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做过记者和编辑，现为主笔。
序价值、投机与趋势判断 偿债 大工程 铁路、公路和内需 盘点中产阶级消失的财富 商品价格与衰退预期 空头 平衡点 “破7”与直线式升值预期 失速 投资无处 海内外套利冲动 A股：泡沫破裂后的投资价值 VC和PE：无风险富矿的“风险” VC和PE的盛宴 2008，全球通胀下的中国市场 完胜 快钱时代 恐慌型投资 不义之财 快牛到慢牛 人民币大涨效应 不立危墙之下 5000点的围城现象 抵御风险的武器：再开放些 察看图形密码 人人都是股神 成为股神的概率问题 谁赚了大钱 假如可以直接投资 疯狂第五浪中的基民自助 千点等一回利率、流动性与商品价格 燃油税的从价从量问题 间断性陷阱 黄金需要重新启蒙 全球坐标中的中国房价 夏粮与秋粮之间 东南亚的大米危机 流动性是胆小鬼 大稳健与大通胀 黄金的供需因素 盛世与金银 通胀前夜 减息后的商品市场 燃油税的时机问题 富人拉动了物价 房奴拖垮了股市 3个家庭来共同支撑1套住房的风险 油的战争——原油到食用油的全球价格链 石油到食用油价格的结构性上涨 想起了福利分房 300只猫和次级金本位 黄金发烧月 价格敏感型？ 自铁开始 高能耗，高产出 上海地产市场调查报告 谁见过3美元的汽油？ 利率化生存：利率应该有风险？！ 从美国的油价看问题——炼油业的暴利时代 一升油价里的国际观点 住得起的“梦想 石油的“中”点 自圆其说的油 概率论：起源于赌博全球化、比较优势和汇率 韩国：信贷危机亚洲站考察 美元走强的玄机 5000亿美元的恐慌一刻 雷曼兄弟折射投行158年 越南股市：重回起点 责人与责己 SUV的尴尬 新引擎 骄而奢 工人贵族：高福利的兴衰 外战外行 下一站，韩国？ 16种和个人有关的税 曾经亚洲第二的国度 年轻致贫 没有中间层的世界 企业慈善是一种投资 想起马来西亚 悲惨式竞争 升值了的生活 炎炎夏日 节约型社会？环保型社会？ 多少是多，多少是少 大选中的温度战 水资源税：资源角度的价格杠杆 近观泡沫：细节中的资本市场 卖水的赚大钱 “烧瓶”帮的风光与悲哀 打工爷爷的感觉 疯狂的IPO 教育低投资 在申诉中大长见识 买的没有卖的精 PC：向传统看齐 MBA，烧钱与挣钱 没有主业的长话公司 节日里的感情投资 未来的电脑工程师 漏气的球、溃堤的坝和“砰”的一声 暗黑的加利佛尼亚 相信历史，还是未来 不过尔尔的高科技时代 谦卑的力量 小费的奴隶 狼，真的来了 互联网二代 高科技的西洋景 财富反效应 主动放权的垄断者 性战胜了生意 偏袒弱者的生意经 蓝领的高科技价值 无可奈何的消费拉动 美国车vs日本车 穷人的价值 8000美元的生活 塞车谜团 MBA食物链 经营家庭与经营信仰 坚硬的美元 汽车的降价曲线 油画的郁金香之旅 拍大片挣大钱 后记
偿债 2008年11月24日 一个人踮脚尖看戏能看得清楚，但若人人都用这样的姿势，所有人非但不能看清楚，还都付出了代价。 G7财长会议刚过一个月，G20峰会又在华盛顿召开，至此，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荣辱与共，同乘一舟了。G7峰会前，西方六国以历史罕有的协同一致的姿态联合降息，西方各国也纷纷推出大手笔的救市计划。G20前，我国则以4万亿元的财政救市做出榜样。全球背景下，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似乎联合起来才能将衰退的经济拉出泥潭。 经济学上有“合成谬误”的说法，指对个体有利的行为，对整体而言并不总是对的。发明合成谬误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举了个例子：一个人踮脚尖看戏能看得清楚，但若人人都用这样的姿势，所有人非但不能看清楚，还都付出了代价。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针对市场做出反应，可以调节市场的资本品的投资和利率敏感支出。当一个国家单独做出调整的时候，可以对本国的经济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调节功能，但当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做出同样的调整的时候，效果却消失了，因为正好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 不妨设想若一个国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贸易背景下，自可在不引起通胀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调整利率，说明全世界经济都在衰退，这样对利率的调整，作用就消失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全球统一向市场注入的资金未来收益非常不看好，这个包袱必然要由所有纳税人来承担。实际上，全球当下的经济危机，正是过去几年来为削减互联网泡沫破裂而选用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 当下的经济危机，显然不是靠各国联合降低利率能够很快解决的。只要看到日本野村总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的《大衰退》，就能理解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的危机的严重性。一场经济风暴袭来，无数财富化为乌有，那些在经济繁荣中头脑发热的企业和个人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在辜朝明看来，可以归纳为平衡资产负债表的代价，通俗的理解，就是偿还债务。《大衰退》分析了作者亲身经历的日本资产泡沫后的大衰退，描摹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当下的经济危机有着极端相似的特征。辜朝明因而也成为少数预言到美国信贷危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造成无数日本人资产一夜消失，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过度负债面临着偿债问题，其本质是一样的，其后果也如出一辙。 日本的资产价格下跌造成了1500万亿日元的财富损失，相当于日本3年GDP的总和，也就是说资产价格的暴跌抵消了日本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在和平时期几乎绝无仅有。价格下跌、资产损失造成日本企业债务剧增，因而，尽管利率几乎为零，日本企业仍然在以每年数十万亿日元的速度偿债而非借款。一个债务沉重的企业不会因为贷款成本降低就继续借贷。在日本，背负平衡资产负债表义务的企业经过了很多年才完成了这一偿债过程，期间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行为的改变。银行惜贷，企业不借款，经济萎缩进一步挤压资产价值，加剧了企业偿债的紧迫感。在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中，企业的目的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负债最小化。 日本的经历并非绝无仅有。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当年的美国人同样是在股票价格飙升至高峰时通过大举借贷购买了从股票到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各种资产，但是在1929年10月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开始暴跌之后，留给美国人的就只剩下了债务。每个人都急于减少自身的巨额负债，这就进而引发了市场总需求的急速萎缩。在随后的仅仅4年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至1929年巅峰期的一半。德国在2000～2005年的5年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一次，德国企业在利率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依然忙于偿债，在高峰期的2005年，净偿债额约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 列举了几个国家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果，也就不难明白，对于消除资产负债表中的损失，唯一出路就是偿债，需要的则是时间。尽管所有的企业都在忙于偿还债务，势必造成另一个“合成谬误”——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整体经济无法从泥潭中走出，但对于泡沫期间的投资失策，负责任的态度也只能如此。企业如此，个人也一样，美国零售消费额连续4个月下降，在经济学家看来是衰退的信号，必须通过鼓励消费予以扭转，但对债务缠身的人来说，再廉价的借款，也需要先有了偿付能力才敢借了。 如果说日本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话，就是在泡沫破灭后的15年问，日本政府花费了140万亿日元用于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抵消企业需求的不足，使得国民生产总值依然维持在500万亿日元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像美国大萧条那样倒退。不过，日本的国家负债水平也因而世界罕见。 大工程 2008年12月8日 经济学上，乘数效应非放之四海皆准，否则，“豆腐渣”工程和一条铁路就没有了分别。何种功能能放大乘数更需要慎重选择。 11月21日，4万亿元救市计划第一工程开工。项目位于台湾海峡边上的福建福清，是我国第9座核电站，规划6台百万千瓦级发电机组，总投资近千亿元。一个千亿级别的工程能带动多少GDP增长？按专家预计，可拉动当地GDP增长近4000亿元。而2009年计划完成的50亿元投资就可为当地创造1万多个就业岗位。 4万亿元的投资将于两年内完成，对相关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这里可见一斑。福清核电站的产业链条上，位于四川地震灾区的东方电气就获得了50亿元的汽轮发电机组和蒸汽发生器合同，占到项目设备总投资的1/4。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获得了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及蒸发器锻件的供货协议。我国核电设备的75％已经能够自主研发制造，千亿元的投资意味着将有一大半的投资额最终流入国内企业。而核电项目投产后，又将带动当地第二、三产业发展。大项目对当地GDP的促进作用不妨参照三峡工程，从1998年二期移民开始，三峡库区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达60亿～70亿元，三峡库区GDP共增长了2.2倍，财政收入增加了2倍以上，人均纯收入增加2倍以上。 4万亿元的投资会带来远远超过4万亿元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投资的乘数效应”。教科书上对“乘数效应”的解释是，因为各经济部门是互相关联的，某部门的一笔投资，不仅会增加有关部门的收入，也会增加其消费，这些消费又会形成其他部门的收入和消费，投资和消费在一个个环节循环下去，最终形成了高于最初投资的国民收入。这点不妨以铁路和港口等基础建设投资为例予以说明。交通工程对行业和产业的拉动可分为多个层次：首先是钢铁、水泥等建材的刚性需求相应攀升；其次是建筑机械和装备；继而是工程设计、施工和监管等一大批关联服务行业的服务需求随之增加。所有这些行业背后又存在着上游企业，企业背后还有供货商。通常，每1元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带动全社会6至8元的关联性投资。间接拉动也同样巨大，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必定聚集大量人151，施工现场的二、三产业随之兴起。就业上，每修筑1000公里铁路，就需要10万工人参与。 市场经济失灵、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启动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政策，各国多依靠大工程拉动内需。比较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新政”，和我们的救市政策的一大共同点就是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新政”期间，美国依靠政府财政支出共在全美各地协助修建了65万英里的公路、12万座桥梁、12万栋公共建筑以及852个飞机场。除了这些通常认为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政府还在公共场所新增加了2400多幅壁画，兴建8182个公园。而种植树木、开垦良田和兴修水利工程更具有长远的社会经济价值。美国工作进步总署主持的华盛顿州的大库利水库、纽约市的林肯隧道和三区大桥这样的大型工程共耗资40亿美元。如果说“新政”和我们的“4万亿”有所不同，就在于“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就业，而我们是保增长。“新政”期间，美国工作进步总署直接雇用了800万人参加公共工程建设，据最终推算，所有公共建设一共提供了2500万个直接或间接的工作机会。如果说“新政”与“保增长”手段上还有不同的话，“新政”为了解决“相对过剩”带来的农业萎缩，农业上采取的是减少种植、宰杀牲畜的办法来带动农产品价格的回升，从而解救处于困境的农民。 日本1990年泡沫破裂后，中央银行起初对“泡沫”心有余悸，一直到1992年中实行的都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希望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然而，企业能力过剩、销售困难，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愿借款，低利率起不到促进投资的作用。1992年开始，日本政府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需求。 奥巴马和他的经济顾问班子着手制定的“经济复苏计划”也是一套大规模的基建计划，这套“为期两年、举全国之力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的计划，有望在2011年1月前创造250万个新就业岗位。奥巴马发言中最有感召力的语言正在于“我们将让人们回来工作，重建我们破损的道路和桥梁，改善那些辜负我们孩子的学校，修建风力发电站和太阳能电池板”。不过世易时移，美国的道路状况已远非80年前的状况，从一系列言谈看，奥巴马的真正着力点在于“绿色经济复兴计划”，通过向新能源经济转型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 当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经济低谷期，依靠政府的力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时，一个矛盾也在孕育中。现实的矛盾是，据估计，依照现在的技术水平，全球已知天然铀经济可采储量仅可供全世界现有规模核电站使用约100年。按照我国的规划，到2020年我们的核电装机容量将增长5倍以上。若各国均提高核电站的建设速度，很可能现在新建的电站在其使用期限内将面临无原料的境地。 铁路、公路和内需 2008年11月17日 总股本上，铁路工程占A股建筑业板块权重达到67％，而房屋建筑工程仅为2％，市政及水利18％，海洋石油工程为13％。 继国务院批准了2万亿元的铁路投资，交通运输部门也在近日传出在未来3～5年内投资5万亿元的新计划。5万亿元的投资涉及公路、水路、港口和码头建设，中信证券在发布的报告中称其中公路的总投资将达到4.88万亿元。笔者不由得想起在东北旅行的经历，那里新修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连通了大多数二级城市，可惜的是路上车流并不理想。 我国铁路建设投资长期滞后有目共睹。铁路总里程在上世纪80年代还低于印度，只有5万公里，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中国铁路总里程仅增加了五成，2006年底才达到7.5万公里。而高速公路则从无到有，2006年底已经达到了4.5万公里，里程数世界第二。2002年，原油价格开始上涨，2006年后涨到了发达国家车主都难以承受的程度，我们新修的高速公路自然私家车寥寥。高速公路大干快上的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铁路投资大幅度下滑，1999～2001年，铁路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5％，2003年，占全社会的投资比重下降到3％，2004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仅占1％。铁路建设滞后的直接后果便是运费高涨，运输成本相对低廉的铁路货运和客运均凸显瓶颈。 “十一五”铁路建设发展规划“纠偏”，才使得铁路建设再次提速。“十一五”规划提出将铁路营运里程从2005年的7万公里提高到2010年的9万余公里，同时还加快客运专线建设，2010年前新建7000公里客运专线，实现主干线的客货分离。这一期间的铁路建设预算为1.25万亿元，是此前5年实际投资额的4倍。不过，因为大量工程快速上马，前期可行性研究、设计、评审和批复等手续复杂，许多项目的实际开工日期都较计划有所推迟。2006、2007年分别计划投资1600亿元和2560亿元，实际投资1543亿元和1772亿元，实际的铁路投资额均小于计划额。现在，又有7500亿元追加到建设投资中，政府以投资保增长，面临的仍是新建线路集中审批、前期工作量大，钱如何快速而安全地花出去的问题。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中，出口迅速减速使实体经济面临着失速的危险，政府只有迅速启动投资和消费。而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方式，此时担当拉动内需重任自然责无旁贷。加之我国基础设施的确存在大量缺口，政府迟早都会通过采购方式弥补不足。此时加大投入，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弥补需求不足，起到的正是削峰减谷的调节功能。并且，建筑业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度正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则建筑业产值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主要由建筑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工器具及其他费用组成，其比例基本稳定在61：22：17左右，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左右是通过建筑业转化的。从股票市场的市值比例也不难看出，铁路建设对需求的拉动将是最显著的，总股本上，铁路工程占A股建筑业板块权重达到67％，而房屋建筑工程仅为2％，市政及水利18％，海洋石油工程为13％。
无
几乎可以媲美史料，又是第一手的经验，文字通俗易懂。十年前，当大家还没有理财意识时，这可以作为启蒙之作啦。
内容丰富，值得一看，但真正实用的文章并不多。
三联文丛，好书
◎朱伟
邢海洋1996年8月入职《三联生活周刊》，入职时他投靠的是阎琦。他俩到周刊之前同在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工作，也算是早期白领。但从根底上说，两人其实又都是非经济人士。作为北京大学的校友，阎琦本科是图书情报管理专业，邢海洋是自然地理，学的是地表、植被与人的生存关系。
邢海洋到周刊时，经济部加上他一共三人：胡泳是编辑，瘦小的张晓莉是记者。但周刊草创时，经济却是强项、这不仅因为有一袭黑衣、走路踩到地上咣咣响的方向明担纲，胡泳的英语能力与他当时对网络时代的敏感，也催生了一连串的重要判断。邢海洋到周刊，发稿亮相始于1996年的第16期，《三联生活周刊》总第22期，也算元老级人物。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股市风水，百年轮回》和《上证30狂炒的背后》。我记忆中，刚到周刊，他的文字基础并不好，远不如胡泳的文字通顺，往往需要重新组织排列。但他似乎是会计出身，对数字有一种天然敏感。我很快就发现了他用算账的方法做投资理财启蒙的特长。还记得，当初我曾让他专门算算汇款周转的利息问题，找这种细微的理财意识。1996年经济部的三人分工是，胡泳负责宏观经济，张晓莉转向致富途径，邢海洋做理财消费。
到1998年，胡泳更多投入封面故事的策划，不再屑于一般报道，邢海洋与张晓莉则收缩为投资与消费两个方向，邢海洋做投资，张晓莉做消费。邢海洋的《投资物语》专栏开栏于1999年下半年的第一期，这是王小波去世后，《三联生活周刊》集中推出的第一批专栏，包括罗点点的《近视双周》、胡泳的《叩问技术》、沈宏非的《思想工作》、刘芳的《西风识向》与邢海洋的《投资物语》。邢海洋开栏后，据说有一段编辑部一些人自发成立了变相的基金，都投余钱给他，委托他选择股票。现在看，当年这些专栏唯一留到今天的，竟就剩下《投资物语》。十年如一日，不是越写越疲，却是越写越好，这充分可见邢海洋这个人的自重与定势。
1999年底，但他的《投资物语》只在纷乱中停了四期，又再继续下去。他走后，大家是冷却后才意识到编辑部空落、缺少了些什么——他在编辑部时，常通过调侃自己来引发大家忍俊不禁，帮助大家充分享受欢笑。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会失去什么，由此他往往通过自嘲，成为编辑部氛围中一种极为可贵的因素。待胡泳走了，他走了，张晓莉生完孩子也走了，《三联生活周刊》第一代的经济部就散了。
等他重回编辑部，已是三年之后，我们已经从净土胡同搬到了安贞大厦。他回来说，在美国拿了一个土壤的硕士学位，续上了地理这个专业；又去读MBA，但越读越觉得没意思，于是还是早早地脱离美国，回到《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大家庭。《三联生活周刊》有个规矩，离开，无论读书或调离，都欢迎回来，但回来后要从原来的岗位重新开始，对谁都一视同仁。邢海洋回来一腔热情，但考虑他一直在写专栏，一开始就只给了一个专栏作家的称号。他也没任何怨言，只在那里尽他自己之力，永远给人一个憨憨地、不谙世故地笑着、戏谑着的表象。他到2005年才成为主笔，所以因为历史的缘故，排在了王小峰与蔡伟之后。
邢海洋对于周刊的重要性，我以为，是他在长达十多年里给广大读者持续了一种不断发展深化的投资理财观。这种投资理财观随他自己意识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富，其实已经形成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相信应该有不少读者已经受益匪浅。而他自己，这十多年，我也看着他的判断能力在日益强大。这种强大，我以为是他不满足已有认知的好奇心与求索要求综合的结果。他的经济学是从微观直觉出发，通过分析比较，来发现效益；通过效益再来关注经济关系，通过经济关系来体验经济学原理。这个过程，因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反而使他在考察现实关系时有了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又帮他通过关注供需，发现全球经济流通中失衡的部位，由此成为了宏观投资中一个相对能认清大势，能保持较清醒头脑的判断者。邢海洋在周刊的成长，恰恰充分说明了“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不以自己的重心为制约、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对一个人不断裂变、壮大的重要性。邢海洋研究的是投资理财，痴心的却是文学艺术，也算是一个“艺术青年”。他在宋庄租了房子，说是为借宋庄的熏陶，编辑部开选题会他就在那里偷偷练素描。有一段时间，他充满自信地给自己的专栏插图，尽是些老文人趣味的彩绘拙劣小人，尽管稚嫩，却自得其乐，饶有趣味。他又是个最喜欢自己出门去走动的人，有空就想出去走天下，连车都已经开坏了一辆。好奇心与沉湎其中，其实所有看似无关的东西，最后都会因乐在其中，反过来聚拢变成财富。
我自己以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基础上，中国知识分子如要更深切认识现今我们这个世界与自己所处位置，就一定需要通过认识经济关系来重新建立思想坐标。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意识形态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我们过去的经济学则更多本末倒置，先有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更多为实际的意识形态服务。从这个意义，我们所做的，应是回到经济基础来认清意识形态，使每人在复杂的经济关系中产生更多的自觉性，更自觉把握经济关系的能力，才是最根本地摆脱被奴役，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的大写。从这个角度，邢海洋这个专栏的意义大约需要时间的长度才能被广大读者真正所体会——现在许多文化青年仍然激昂于文化中的精神独立，其实，在迷惘着的经济关系中，哪有什么文化思想可以独立呢？
这是邢海洋在《三联生活周刊》结集出版的第一本文集。通过他累积起来的这些文字，也许可以窥见一种以我们自身经济能力去对应经济关系，在投资与理财中的方法论。在我看，这种方法论对于我们每人的重要性，可能要高于那些表面高深、实际往往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往往会因为方法论更新而被重新改写。
2008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