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革命的中国
2009-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安娜
408
321000
李良健,李希贤
无
无论从中国人还是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王安娜都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传奇人物。 她1907年出生于当时德国西普鲁士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她酷爱读书，追求真理。由于她聪明过人，二十几岁就拿到了哲学博士。上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以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多少德国人而登上了领导人的宝座，没用多久就把德国拖入了一场世界灾难。我母亲却非常特殊，她就是和许多周围的同辈人和亲戚朋友不一样，早早地就看穿了纳粹一伙人的嘴脸。在刚大学毕业就起来参加一些反法西斯小组，口诛笔伐揭穿纳粹的阴险用心，为此她曾两次被纳粹秘密警察逮捕拘留。在这期间她认识了正在德国留学并组织抗日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共同的信念使情投意合的他们结合在一起，不久他们就在英国伦敦结了婚。1935年末，当父亲王炳南得知组织上需要他回国参加抗日重要活动时，就立刻和母亲一起动身离开了柏林，很快就来到了到处动乱、苦难深重的中国。
在这本书里，不仅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谈到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喜欢以一定标准去衡量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各国都大同小异的。因而，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有许多是普普通通的，并不只是宋庆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廖承志、王炳南等——他们在今天已是举世闻名的人物。我和上述人物相识，曾与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我和他们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
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和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婚，1936年2月来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20个春秋。在抗日战争中，她与
出版说明中译本再版前言中译本著者前言前言序章 历史的概观一 西安——西方的和平 去中国之路 我的中国家族 夜访“虎”将军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 我的妯娌玉英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 炳南的病 将军的官邸 “少帅”——与西安告别二 上海 中国东部之行 在虹桥疗养院疗养 救国会 鲁迅 我们的儿子黎明 只身在上海 西安事变三 重返西安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 事变以后的西安 初会红军 在沈夫人家寄居 去三原郊游 金先生四 延安 去陕北途中 访问窑洞的人们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周恩来 朱德 长征 毛泽东 “土匪头目们” 边区 去上海的消息五 抗日战争爆发 拜访何香凝女士 孙逸仙夫人 抗日战争爆发 一个“爱国”的黑社会分子 随路易·艾黎接受现场教育 制定合作社计划 动身去自由的中国六 汉口 前线城市相互对抗的潮流 一条生命获救了 红十字会与前线 一个美国叛逆者 日军的进击七 彷徨之旅 遇炸 “短征” 关于医疗方面 参加八路军的故事 老红军战士们的自述 在老苏区 长沙大火 衡阳郊外的“远足” 桂林八 继续漂泊 由旱路进入印度支那 重返上海 在敌国 在印度支那负责运输 王太太来了！ 在云之南的云南省九 战时的首都——重庆 重庆的旧与新 柳夫人的故事 贵州之行 我们的“房客合作社” 蒋介石与国民党十 前往华北前线 穿过四川踏上旅程 在“工合”的旗帜下 八路军和游击队 在敌后 穿越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 五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 国际和平医院 重返国民党地区十一 战争的岁月 政治前途乌云密布 皖南事变——新四军突遭袭击 对国民党的反对日增 经济的破产 轰炸季节与平静的冬天 饥荒及其后果 史迪威将军的使命以失败告终 与孙夫人合作 外国人与外国来的客人 战争结束前数年间的生活 战争结束 告别重庆后记
一 西安——西方的和平 去中国之路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但每一念及和母亲分离，恐怕要经过悠长的岁月才能重见，这一点实在使我痛苦。当时的我，更万万想不到此别竞成永诀。母亲和我都还没有预感到，可怕的灾祸不久就要向德国和世界、向我们的头上袭来。 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异邦一样陌生。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的许多朋友和同辈人，受这种瘟疫之害，竟连保护自己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他们都被纳粹主义的毒牙所害。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尽管我1935年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拿了中国护照，但再一次被捕的话，少说也要受几年铁窗之苦吧。朋友们劝我亡命国外，那对我来说似乎也是难以忍受的。我还年轻，精力旺盛，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何况我和我的丈夫或许还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呢！ 对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他喜欢柏林，胜过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他的朋友，遍及各市，有工人、科学家、司机和学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他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我们是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去的，这是因为炳南认为这条路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从“后门”即中国的北部进入炳南的故乡陕西省，就可以不用经过反共的南京政府所统治的东部各省。 这条路线只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必须通过1931年被日军占领的满洲（东北）。但我们认为，通过满洲只要乘两三天的火车，总会顺利吧。事实上，我们刚离开柏林几天，纳粹秘密警察便到我们的住处搜捕，而当时我们还不知情。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能那样从容了。但是，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纳粹秘密警察忘记了向日本当局通缉我们。我们总算平安无事通过满洲。等我们安全到达中国西部之后，才知道纳粹秘密警察曾搜捕我们。 我们在莫斯科待了四天，每天排满了日程。白天参观非正式旅游者认为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晚上则和中国朋友们促膝谈心，直到深更半夜。和共产国际中的中国成员所进行的讨论，可能对炳南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时，我在莫斯科所遇到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一个人例外。 此人是细高个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拜访我们。他讲起话来声音不高，但却带有一种中国人少有的激情。 “这个人是谁？”我问炳南。 “我们的客人叫李立三！我给你介绍的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在上海，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资本家中间引起惊恐和不安。”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这个人曾经把几十万工人组织起来，并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他们起来暴动。他对革命的献身精神，他的语言的感染力，即使在莫斯科流亡期间也没有丝毫减弱。 李立三远离祖国已经多年。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中国革命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并从城市开始。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所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把党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党，而只是撤销他们的党内职务，有可能的话就把他们送往莫斯科。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立三又重新返回祖国。不过，从此以后他不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全盛时期已一去不复返。因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不是工人，而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 在通过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中，我学习中文，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炳南和一位同车的乌克兰老人交上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人下国际象棋，自得其乐。 到满洲去的乘客很少，只有炳南一个是中国人。在边境，我们下了车，费了很多时间才办完苏联和日本两方面的麻烦重重的海关手续和护照手续。然后，乘上开往哈尔滨去的所谓满洲铁路的列车。经过一夜疲劳的旅程，第二天我们到达哈尔滨，在俄国人地区一家蛮不错的旅馆落脚。旅途中吃够了油腻的俄国菜，现在终于吃到美味的中国菜了。因为没有中文报纸，炳南要找来看，旅馆的人竞惊讶地望着他。“满洲国”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竟然连一份中文报纸也没有。大概是认为，读日文报纸不就行了！ 第二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坐上往南去的列车。当时，日本所控制的地区到万里长城为止，我们再往前行就好歹到中国了。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万里长城以南的港口城市——天津。 当我们刚刚在自己的车厢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就有一个服装整齐的日本人，在我们的旁边坐下来。他客气地问我们，是否会说英语。我点头称是，但同时抱歉地说，可惜我丈夫只懂德语。一会儿，炳南和我都察觉此人是日本秘密警察的密探。不过，他的质问倒很率直。 “你的丈夫对满洲国有什么看法？在曾经属于支那人的土地上旅行，你丈夫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这是他想知道的。 “我的丈夫现在只感到长途旅行劳累得很。”我对他说。 “那是什么书？”当他看见我从口袋里掏出中国地图册的袖珍本时，他大感兴趣地问。他拿着地图册边看边咂起舌头，不无遗憾地说：“这本旧地图册很成问题，它还把满洲国画成是支那的一部分哩！” 他把地图册合上，蛮不讲理地拿着。 “我只对地理名称感兴趣，”我有点恼火地说，“而这些地名好像并没有变更。不过，如果你想没收这本地图册的话，那就请便吧！” 这个日本人一再赌咒发誓地说，他一点儿也没有想要刁难我的意思。他怎么敢冒昧地对一个德国人做这种无理的事情呢？话虽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把地图册还给我。经过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终于悻悻离去。我们这才舒了一口气。 此后，直到边界，我们的这位“护送者”再也不见露面。在山海关，我们下了日本管理的列车，在海关办完了行李手续之后，登上开往天津去的中国列车。 海关的检查从来是不愉快的。山海关的中国检查官尤其不讲理。其中一个检查官，把我们的行李乱翻一通，犹恐不足，终于找出一支气枪，看得他伸长了脖子。那是我们送给炳南的外甥的礼物，在旅途的各个海关检查中都没有受到过留难。那个检查官说，这是武器吧，是武器的话就一定要没收。和他辩论，毫无用处；对他说明这是玩具，他也不予理会。我想，大概是他看上了这支气枪吧。 我们死了心，准备把那支气枪送给他了。这时，我们的那位日本“护送者”突然出现。他用粗野的话训斥那个检查官，命令他立刻把气枪还给我们。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日本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过，使我们惊讶，也使我们为那个检查官脸红的是，他对日本人的命令竟然恭恭敬敬地服从。他一边低声下气地向我们道歉，一边遵命而行——然而，这是在中国国境的车站，本来日本人是没有权利指手画脚的啊！这就是中国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这不就是说，实际上华北也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吗？ 我们急忙收拾好行李。显然，我们不必再受海关检查了，因为我们仿佛已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 我们两人都这样想：如果到更远的地方去，到既看不见日本人，也看不见向日本人俯首帖耳的中国人的城市，该多么好啊！ 炳南看看自己的表，低声地说： “还有10分钟就开车了。不会再发生别的事情吧。” 这时候，我看到刚才那个日本人正微笑着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炳南低声骂道： “那个家伙，这次又想搞什么名堂？” “蒙你盛情相托，把地图册暂时放在我这里，现在我想把它还给你。” 他把地图册交给我，先发制人地说： “不要使你们对我们满洲国的日本人留下坏印象，这是我的重要职责。我知道，失去这本地图册，你会感到不愉快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还没等我想出词儿来，他一边鞠躬，一边补充说： “你拿着这本地图册，可能会碰到麻烦，所以我才替你保管。” 说完他便走了，而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我们乘坐的列车在中国风光明媚的土地上进发。这次漫长的旅程就要结束，实在令人兴奋。我们在天津停留的时间很短，因为杨秀峰在北京等我们。我们很高兴能再见到几年前在柏林分手的杨秀峰。 杨在京、津的大学任教。他有着典型的中国教授的风貌，身材瘦削，戴眼镜，有些古板，然而确是一个非凡人物。 ……
无
她是值得敬佩的勇敢、智慧的女人，书的内容不错，文笔流畅，很吸引人。许多历史的事件或重要人物被记录、被留存在她的书中。有些历史瞬间的事件记录翔实，有些事件已经无法从旧闻中找到依据，但看到她的“嫁给革命的中国”一书，得到了珍贵的历史记载，大饱眼福啊！
我一般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半躺床上看书，这样一周之内看完了这本书，也许是写那个年代事情的书看的比较少（也许是像这样类型的书太少罢），很喜欢这本不偏任何政治立场的纪实，比如开篇讲述的30年代西安的市井生活以及杨虎城的事情，很贴近生活；涉及的人物从高层到平民百姓，没有国界和立场限制，作为一个西方记者的眼光描写那个年代的中国的事情，记叙很精彩，故事很感人，真正了解到了那个年代的“伟人”和“百姓”在做什么。不过遗憾的一点是，这本书的下半部分一直没有看到，非常期待。就像期待单田芳先生讲述的“丰泽园”故事的第三部分，老是让人惦记着……
这是著名外交家王亚南先生的前妻，德籍妻子王安娜写的回忆录，十分感人。不过极左路线统治的时期，中共高干同外国人结婚的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不是离婚，就是受审查批判。王亚南如此，李立三也如此，刘少奇的子女就更是如此了。
外国人看中国，另一种视角
一个让人佩服的女人，在那个战争动乱的年代，很勇敢坚强
为了爱情，她来到中国；为了爱情，她离开中国；
当年的奉献，让他们如何面对当今的中国……
轮廓
王安娜的经历真是传奇.可是本书只是解放前的回忆.后来她为什么回了德国,及以后的经历本来要写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写成.
本书也主要是针对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写的,有些地方比较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