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典批判
2010-0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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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一九八九年去国远游时，正值学术研磨和积累的盛年。不少他的朋友为此惋惜，他自己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人生考验。然而，他的人生正是在颠沛流离的异国漂流中获得了凤凰涅粲般的再生，完成了心灵与精神生命的蜕变。二十年来，语言就是他的故土，语言就是他的祖国。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并不能截断由语言纽带连接起来的文化与精神的通道，顺着这条由圣哲先贤、先知前辈构筑的神秘小道的指引，他接通精神血脉，在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抒写心灵，寻觅人性，反思现实，探索历史。一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那样，他在文学创作和学问探索两个方向用功，笔耕不辍。一面以饱含深情和智慧的诗性文字，绵延着文学的血脉；另一面以无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承继着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的问学传统。这二十年的文学创作有《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大观心得》等漂流系列散文，共十卷；而学术著作也在思想史、文学史和作家评论等数个方向上展开，先后出版有《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称为“红楼四书”的关于《红楼梦》的四种评论，还有《现代文学诸子论》、《放逐诸神》、《高行健论》、《罪与文学》等多种著作，还有产生广泛回响的与李泽厚的对谈集《告别革命》和海外访谈集《思想者十八题》。
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书，不是政治、哲学、历史经典，也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各种经典，而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它进入中华民族的潜意识，构成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是在肯定《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前提下，对两部经典进行价值观的批判，为大众阅读理解经典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1989年旅居美国。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罪与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人论25种》，散文集《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及《漂流手记》九卷等。
序言：地狱门前的思索导言：中国的地狱之门一、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二、天国之门与地狱之门三、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四、人性文化与非人文化——聂绀弩的假设和笔者的补充五、黑暗王国与光明个案上部：《水浒传》批判第一章 社会性“造反有理”批判——《水浒传》小逻辑质疑一、《水浒传》的两大基本命题二、两种不同质的追反三、水浒若干小逻辑批判——关于“抢劫有理”等理由的质疑第二章 政治性“造反有理”批判——《水浒传》大逻辑质疑一、“造反”旗帜下的杀婴行径二、“造反”旗帜下的杀人嫁祸三、“遣反”旗帜下的扫荡四、“造反”旗帜下的屠城五、关于“造反有理”的四点思索第三章 “欲望有罪”潜命题批判一、欲望的权利与“欲”的不平等二、英雄特色与英雄对美人的杀戮三、天堂、地狱、人间——《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对婚外恋女子的不同态度第四章 屠杀快感的两大现象一、屠杀快感的审美化现象——对李卓吾《水浒传》评点的质疑二、屠杀快感的国际性现象第五章 《水浒传》中的地狱之光——关于宋江的再评价一、领袖的非英雄性与非英雄原则二、独创农民革命的另一种“游戏规则三、宋江形象所体现的“侠”的本真内涵四、宋江妥协路线的哲学分析下部：《三国演义》批判第六章 中国权术的大全一、权术与制度之别二、刘备的儒术三、曹操的法术四、司马懿的阴阳术五、出神入化的美人术第七章 “义”的变质一、“义”的伪形走向二、“义”的排他性三、兄弟伦理与责任伦理四、关羽崇拜的心理分析五、近代中国思想者的反省第八章 智慧的变质一、破坏性智慧的较量二、诸葛亮智慧的伪形三、智慧重心的易位第九章 历史的变质——政治斗争三原则的源头一、关于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关于结成死党三、关于抹黑对手——历史的伪形化第十章 美的变质——双典“女性物化”现象批判一、从尤物到祭物二、另类动物与器物三、权力斗争中的货物与赌物四、毒物与畜物的惨剧五、双典“女性物化”图表六、“万物皆备于我”的变形七、儒家的历史责任双典阅读笔记一百则后记
《三国》故事叙述所表现的伦理观念，表面上看与《水浒》大有区别，好像《水浒》犯在善恶颠倒或善恶的界线不分，而一部《三国》忠奸邪正则自始至终念念不忘。但是掀开这层表象的区别，实质还是很接近的，“双典”都病在叙述者价值观的庸俗与浅薄。与《水浒》的善恶颠倒不同，《三国》的叙事伦理出在它的教科书心态，犹如自恃自家的宝贝，生怕世人不知，一件一件拿出来炫耀摆谱，玩赏小智权诈。作者犹如一位教匠，启蒙教众。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作者是出众的教匠。教什么呢？自然是权谋厚黑一类。《双典批判》说中了它的要害：“《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机谋、权谋、阴谋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国权术的各种形态。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凸显一个‘诡’字，所有的权术全是诡术。”它的忠奸邪正，以刘蜀为忠正，以曹魏为奸邪，这道统观是外加上去的。无论忠奸，都奉权诈为宗，无论邪正，都是奸狡的豪雄。其中所写的种种得意权谋，多数不见于正史，如桃园结义、貂蝉美人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孔明借箭、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掷子、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等，史书上并无一言道及。有的是根据正史一言半语或野史杂乘无根之谈添油加醋而成，如三顾茅庐、曹刘煮酒论英雄和刘备种菜园子等。当然笔者指出这些，并不是认为史书所无，演义就不许虚构和添加，而是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藉着中国官场或人生的一般经验从中提炼而加诸《三国》人物的身上。而作者所注重添加的成分，恰恰是权诈阴谋一类。作者要把现实人生中种种权谋机变之道做一个集中的展示，以为后学效法之用。《三国》作者的这个用心，我们不能说它险恶，但至少是平庸，缺乏崇高的人生境界，缺乏人文的关怀；就历史观念而言，也是浅薄的，远不如《三国志》或《晋史》。
去年六月返美后，我便投入《双典批判》的整理与写作中。所谓“整理”，是因为早在二〇〇一年，我就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开设了讲座“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并形成了初步的讲稿。至今，八年过去了。这八年中我还在台湾地区的中央大学和东海大学讲过这个题目，也在许多短文中陆续发出质疑的声音。但因投入《红楼四书》的著述之中，只能把“批判”先放下。但是，谈论体现于长篇小说中的形象性中国文化，只谈《红楼梦》还不够，必须进入《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才完整。有原形文化的阐释，又有对伪形文化的叩问，才有更清醒的认知。经过一年多的埋头努力，此刻终于见到成型的书稿了，真是高兴。这一年多能有此新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北京三联书店负责人李昕兄和朱竞梅编辑的催促与推动，有朋友推动着，写作就多一份力量。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三位友人。一是许治英，她把我在台湾的讲座录音，整理成三四万字左右的文字，使我多了一个基础，也让我在爬格子时少费一些气力。二是黄秋强，他是我在城市大学结识的好学生，真爱文学的年轻诗人。他知道我将在今年夏秋两季进入写作的最后阶段，便买好机票和办好签证手续，想专程到美国为我打印。没想到，意外的美国“猪流感”事件使他无法成行。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最大的问题，一是暴力崇拜，一是权术崇拜。它们影响和破坏了中国的人心，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刘再复
《双典批判:对和的文化批判》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无
人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拥有死亡的灵魂。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看待历史。
其实三国和水浒能流行，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的。
印刷还行，装帧差了点，内容很新颖，刘再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很多人脑子可能一时转不过来，其实刘再复说的很有道理。仔细看看，哪个单位的领导不是《三国》中人，哪个单位的群众不是《水浒》中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性才会进步，咬着牙不承认，是没有好结果的。
冲着刘先生的大名购买此书，不过看后不是有点失望，有点怀疑到底是不是刘先生所著，或者是否此书刘先生过目，不过也不是那种垃圾书。如果不是刘先生可能打个4星，这次选择3星
商品本身不错，但包装不够好，而且卖家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没有用厚的东西包好，我收到图书时变得曲折不堪，卖家要好好反思一下
不知道是写的太浅了还是怎么回事，觉得观点不是很新颖，当然有些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文字就不是那么舒服了。
现在只看完了书中序和引言，感觉就用一个词来形容，酣畅淋漓。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大师，对双典的评判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使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强烈推荐这本书！
过去有句话，叫批判的继承。对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来说，如何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刘再复先生对“双典”的剖析，从文化层面入手，犀利，精准，深刻，辛辣，有鲁迅遗风。我一口气拜读完。难得的好书！
80年代的风云人物
双典批判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学汉语言文学的中国人，明清文学只读过《红楼梦》和《浮生六记》，《水浒传》原著只翻过开卷一二回，连电视剧也没看过几集。此次作业，思量再三，因古代文学课必须读《双典批判》，便又挑来《水浒传》中叙武松出身的十章先来看了，兼看了金圣叹的点评，以期能对《水浒传》有一个较客观的评价和较深入的解读。
金圣叹先生评武二郎之笔墨，真可谓一句三叹，不绝笔地将武松赞为水浒英雄第一。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之前更是批到：“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 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而刘再复先生则认为血洗鸳鸯楼事件是《水浒》中最严重的反社会事件，而且武松杀人之后的快活，金圣叹及其后世万千读者的叫好，莫不是对生命的践踏与漠视，对暴力的歌颂与赞美。在我看来，武松正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具有多面特质的人物，他身上本来就有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一面，和鲁莽冲动、意气用事的一面。更何况金圣叹与刘再复先生站在文学欣赏和文化批判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他，当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了解了金刘二人对武松以暴制暴行为的看法后我对武松的暴力性格做了下面的解读。
首先，若要分析一个人物，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入人物的灵魂与生命，去体察其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具体遭际境遇。所有人都承认《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小说一开篇不是别人，正是“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是朝廷官员不听劝阻，执意放出了天罡地煞。更以林冲为例，实在是一忍再忍，万般的不得已才被逼上了梁山。再看武松落草的经过，最初便是西门庆仗势与潘金莲通奸杀夫，且与知府官员勾结，才使得武松家破人亡又伸冤不成。大郎是二郎唯一的亲人，是他心底里最深的温存与牵挂。本来血性男儿便兄弟情深，更何况父母见背，相依为命。当武松将去京城替知县送递银两时，对大郎的声声叮嘱，无一字言及兄弟情深，却又字字句句把哥哥的事放在心上，像父亲叮嘱留在家里不经事的小儿子般，而武大更是不觉堕下泪来。正如金圣叹所言：“武大爱武二如子，武二又爱武大如子，武大自视如父，武二又自视如父。二人一片天性，便生出此句话来，妙绝。”而兄弟一别，竟是天人两隔，岂不痛煞英雄？身为打虎英雄，本县都头却连自己唯一的亲人都保护不了，刚烈英雄心中的那口气，岂能咽下？不得已只得亲自了结西门金莲之命，以致发配入牢。试问这第一起命案武松可以选择不杀吗？而此时的武松，绝不是鸳鸯楼中的武松，他深知“冤有头，债有主”，绝不妄害了一条多余的性命，武松绝不是以杀人为乐的，而是对生命怀着极大尊重的，哪怕是哪怕是对刘再复先生所说的“圈外”之人。且不说十字坡上他劝阻张青不杀二位押解他的二位公人，连王婆这杀兄的主谋武松都是不杀的。可见武松绝不是一开始就是鸳鸯楼上那杀红了眼的武松。他在处理大郎被杀这件事上，怀着极大的悲痛，仍能冷静地搜集证据，告官，以及自首，也明明地说明了武松最初是对官府怀有寄托和希望。接下来，在一帮势力小人中唯施恩出手相救，武松便以豪侠之气认施恩是个兄弟，面对兄弟被欺负，更何况确是蒋门神仗势欺人，“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武松便一气之下醉打蒋门神，把他赶出了快活林，而绝不像我这等疑心甚重的小女子，认为施恩实在是在利用武松和他人争抢地盘。为此，他和为张团练算是结下了梁子，面对张团练的陷害和以死相逼，才最终在杀人与被人杀的抉择下，走上了最后落草为寇的不归之路，于鸳鸯楼上大开杀戒。我所理解的武松在鸳鸯楼上的大开杀戒，正如同林冲在风雪山神庙的大火中的总爆发，是英雄豪侠的长歌当哭，当然豪侠是不唱歌的，他们杀人。当忍受应经到达了极限，每个被苦难煎熬到不能忍受的人总该有自己的出路，刚烈暴躁的英雄终于在血刃敌手的快意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脱。此时，飞云浦上被逼上绝路武松，便只剩了一句“恁地饶你不得”，他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纯然忘我的境界，在他眼前的不再是十五口活生生的人命，他砍杀的是生命本身的悲痛，和这个没有公平可言的世道。
从上面贴近武松个体生命的分析来看，武松的血溅鸳鸯楼实在是那个世道里的必然。杀人固然是错的，武松自己也深知，不然他也不会在杀嫂之后自首，自愿服刑。我们做道德评判固然是简单的，但我们果真能给那个境遇下的武松提供一条更好的出路吗？
红楼梦中如大观园般的花柳繁华地，当然是每个人心中最最眷恋的境界，生于这样一个温柔富贵乡中的宝玉，自然可以养成那“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情怀。但是从小混迹于江湖中的粗疏汉子，他们满眼所见都只是男盗女娼，官匪一家，他们没有得到高雅的教养，只有一颗未经雕琢的太容易受伤和伤人的单纯的心，自身遭际都只是不公和家破人亡，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拥有博爱天下的神性呢？水浒中的英雄之所以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原本就不是因为他们悲悯地营造了一个供生命安息的理想天堂，而是在于其中的英雄做了我们想做却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我们的悲哀和愤怒在他们的反抗声中得到了最畅快的释放。
作为看客的我们，终于以武松的身世从另一个角度进入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一样充满着浓重悲剧色彩，而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平淡的欢笑所掩饰着的世界。我们满腔的怨恨和委屈终于在书中的血光里抵达了极近末路的终点，这是一种直击生命郁结的畅快。
刘再复先生认为，国外的经典都是悲悯人生的，而绝没有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漠视生命的。我认为，双典作为世代累积型小说，脱胎于勾栏瓦肆间的说书唱讲民间艺术，后来的修改成书也是由于其故事在民间广受欢迎。这两本书本不是文人的自觉创作，作为民间文学它突出的特色不是对人生的深广思考，而是切合大众口味的传奇人物和故事。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同于西方文人自觉出于哲学思考和社会思考所创作的戏剧、小说，本就是抒发世人愤懑的，不应该承担教化世人的社会责任。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种反社会的倾向绝不是单单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他存在于一切对社会正义性发出质问的生命。
二十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喧闹不安，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少数种族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社会舞台上的崛起，面对内忧外患，激烈的社会动荡令得激进的青年人们产生和传统对抗的情绪，对现有体制和生活状态的疑虑，反抗主流神话成为他们运动的目标。从垮掉的一代中演化出了嬉皮士，从爵士乐中演化出了摇滚乐，好莱坞电影也酝酿着一股离经叛道的文化暗流。一批年轻导演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反映与旧的生活观念相冲突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具有强烈"反文化"色彩。1967年上映的《雌雄大盗》宣布了"新好莱坞电影"时代的到来。本片根据美国历史上著名雌雄大盗邦妮•派克和克莱德•巴罗的真实经历拍摄。
30年代的美国处于经济低潮，失业率急剧攀升，许多人生计发生问题。克莱德在一间空屋前面看见一家人驻足观望，依依不舍，询问之下才知道这原是他们的房子，后来因为付不起贷款被银行没收了。激于义愤，克莱德对屋门前银行的封条开了一枪，而决定开始抢银行。 邦妮看到克莱德正要偷她妈妈的车，二人由此相遇。之后，一伙人展开了公路亡命的生涯。逃亡毕竟会有终点。邦妮与克莱德被告密者出卖，乱枪响起，二人被打成筛子。
和梁山好汉一样，邦妮和克莱德虽然抢劫，但他们却对到银行取款的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杀人的，克莱德失手杀人后特别内疚，一个劲儿念叨“我不想杀他”，天真的他们甚至和一个被他们抢了汽车的富人及其情妇成了朋友。和中国的百姓一样，当他们落荒而逃时，美国贫民也把他们当作英雄看待，给他们水喝，他们死的时候，无数美国群众去把他们的那架车连皮带屑都扒拉走了留作纪念。影片结尾处被电影史反复称颂的枪林弹雨的洗礼将这一悲剧升华了，它道出的事实是政府、法庭和警察对两个鲜活生命的屠戮。这同我们《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又是何其相似。我举电影《雌雄大盗》的例子是想说，以暴制暴绝不只出现在中国，也不只在中国受到崇拜。古今中外，只要存在对社会的不满，这种暴力和对暴力的崇拜就会存在。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尤其是无知的少年把好汉们原本迫不得已的暴力当成时髦去崇拜。文化大革命中展现出少年们触目惊心的暴力不能不说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水浒”所代表的暴力文化的影响，而当今一些中学生间存在的小帮派也确实有“水浒”文化因子的影响。同样的，美国后来新一代的嬉皮士其实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他们借着嬉皮士的名义，做一些与嬉皮士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具迷幻色彩的轻摇滚乐、宣扬爱与生命的赞歌被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无意义的尖叫代替。
双典虽然代表民间文化，但是这两本书以及精湛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被推上这样一个至高地位之后，不免就要承担社会教化的责任。我认为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所质疑的正是这两部民间文学经典背后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弊端与糟粕，水浒中凶蛮暴力对生命的残忍践踏，以及三国虚伪阴险的政治斗争对人性的扭曲。同时，也是在质疑思想上未经去粗取精的民间文学是否该被推上文学经典的地位承担作为文学经典所应承担的思想导向方面的责任。作为文化学者的刘再复先生，敲响反对以暴制暴的警钟，是十分有必要的，他避免了许多确实走投无路的少年真的变成沾染了人命的杀人凶手,毕竟，不管怎样说，杀生本身就是邪恶的事情，更不要说杀人了，有良知的现实中的人都会被负罪感所压迫和纠缠，要么就是被异化成真正的杀人狂。这些都是可悲可哀的。同时，刘再复先生的大声疾呼也防止了一些被血腥激情点燃的为暴力而暴力的孩子，走上歧途。更为重要的是，他唤起了们对于以暴制暴的正义性的反思，他引导我们去寻找一条正确的路，建设一个真正能够不凭借暴力也能彰显公平的清明世界。
《水浒》注定依然是经典，它依然会以其高超的文学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只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再需要靠学习水浒英雄的暴力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在图书馆一楼寻得刘再复先生于前几年出版的《双典批判》，批判两本古典小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本著作是我的古代文学老师推荐的，我们的老师并不同意刘先生所持的批判性观点，他认为《水浒传》还是有很多值得欣赏的优点的。比如”水浒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阴性，《水浒传》的阳性气质正好弥补了我们的缺失。
对于《水浒传》的批判，作者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其中所张扬的暴力精神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众所周知，暴力必然是不合法的，而符合老百姓仇视富人和贵人的心态，且以”以暴易暴“、“劫富济贫”的方式换取的财产平等与民主自由，又是合理的吗？认同暴力，却反对人世间最真实的感情与欲望，无视除了“暴力体制”外的其他无辜者的生命价值，以群体性价值观代替个体性价值观等等，都是刘再复所批判的《水浒传》之中的个中内容。
忽略一切读者反映论，以及任何与文艺学美学叙事学挂钩的批判，纯粹从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以道德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双典批判》，我认可刘再复先生的观点。他以评判两部与中国人文化相关至深的”四大名著“之二作为契机，深刻挖掘了隐藏在字里行间之间的中国式价值观，以及社会心理。
作者引用了《西方的没落》之中的“伪型文化”一词。以此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划清了“原型”与“伪型”之分。通过对于这二者的辨析，我们似乎也能够读出刘先生的良苦用心了。刘先生在行文中感叹，如果当时“五四运动”时期，我们所标榜的“人”的文学是《红楼梦》，那中国的文化现状将与今日不同。笔者粗浅地认为，推崇《红楼梦》，也许在当时是不可行的。即便是今日，红学与《红楼梦》之影响，依旧与主流文化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相契合。它只能够成为中国人怡情与抒情的一部分。假使需要《红楼梦》来求得现实社会的人性之真善美，笔者认为，那仅仅能够成为遥不可及的星辰，可以观之，却无法触碰。
于是乎，我们还是回归大地，读读《双典批判》，在回归最纯净的人性之前先纠正一下我们的“伪型文化”与人性吧
思想文化领域的思考和反思，乃至探讨和交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中似乎一直是一件不被重视和提倡的事，即使有些零星的声音，也不会掀起多大的波澜。
主流意识形态首先是排斥和拒绝这些讨论和交流。并且被严格地限制在个体的范围之内。
《双典批判》所带来的思考应该是深入和具有冲击力的。即便从学术领域也是将一直以来的“文学名著”给予一定程度的否定。而这两部小说对社会思潮和民心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的。
尽管今日之文化讨论尚未超过近百年前的水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估。刘再复的《双典批判》一书正是承继五四文化批判精神，依照新的思想高度，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一次新的批判性的甄别。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深远，以此作为文化批判的切入点，使《双典批判》在具备思想性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因为民主的思想和人性的尺度，两千多年前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至今堪称经典。在演说的最后，伯里克利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慰问死者的父母和家人，并向死者致敬。同样，老子也认为，战争和杀人不是一件好事，若不得已而战即使胜利了，也是悲哀和伤心的，因此应该用丧礼而不是庆功来对待胜利。刘再复认为，老子的思想才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真正的英雄观念，因为这种大悲悯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暴力的否定。作者所以对《水浒》进行文化的批判，是因为小说的暴力崇拜。武松、李逵动辄“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不计其数”。更可怕的是读者、评者、作者与杀人者一起“痛快”、叫好、陶醉，忘却用生命的尺度去衡量所谓的英雄行为。
刘再复提出“原形文化”、“伪形文化”概念，并依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原形文化”是一个民族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是丧失本真本然已经变形变质变行的文化。老子对生命的尊重是“原形文化”，而《水浒》对暴力的崇拜则是变了质的“伪形文化”。“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刘再复认为，至诚才是中华文明的“原形文化”，《三国演义》不过是中国权术大权，令人生厌，流弊极深。
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精神的失落难以避免。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夸父追日……中华文化的童年是何等的纯真、英雄和优美呀！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本然的优美的东西变异了。当下所谓的文学影视，夺人耳目的不是庸俗的爱情，就是无聊的打斗、血腥的暴力、阴险的诡计。写者乐此不疲，观者津津乐道，远离常识、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只有在新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手机》中，才看到对《三十六计》不离手的黑砖头的调侃，算是对传统文化的些许反思。刘再复“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甄别和取舍。作者对“双典”的批判，不是艺术的，而是文化的，所依据的都是基本的价值尺度或常识，因为我们远离了常识，才感到耳目一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和悲哀。
上世纪初看不起传统的后果是，今天我们已看不见传统，或者看到的接受的是“伪形文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换，首要的是恢复记忆，知道真正的传统是什么，什么是“原形文化”、什么是“伪形文化”，然后从传统中充分汲取养分导出新的未来。假作真时真亦假。对传统的曲解，比对传统失忆的危害还要大。如若恢复的记忆是伪形的，无异于精神错乱的病人！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句坊间俗语，似乎代表了对于四大名著中 “双典”的民间态度。施先生、罗先生倒也不必气馁，纵然是否定，但更是肯定，毕竟得到文化程度谈不上高的中国民间社会的“礼遇”，便已证明其影响之大了。从平话到小说，《三国》、《水浒》本就来自民间，果真遭到了民间的嫌弃？从审美情趣到价值判断果真被民间社会一并推翻？也就是说，中国民间社会难道真的是反“双典”的？恐怕不然——官逼民反从来是民间暴力的思维逻辑，替天行道一向是无处泄愤时的精神认同，关二爷至今还是黑白两道所顶礼膜拜的义气之神，半人半妖的诸葛亮仍然是民间社会的智慧偶像•••••由此看来，中国民间并非反“双典”。事实上，这两部由民间勾勒出轮廓的文学经典，一直塑造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刘再复先生看来，“双典”的影响不仅大，而且坏——暴力崇拜（《水浒》）与权术崇拜（《三国》）——不能不反，甚至以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反错了对象，应当把孔子换成《三国》、《水浒》，才算为中国文化解毒（“解毒”一词出现在更早的反“双典”著作《<三国><水浒>批判——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
“双典批判”并非文学批评，而是文化批评—— “双典” 之所以要反，不是出自审美情趣的考虑，而是一种价值判断。刘再复先生开明宗义地交代清了这种批判前提，用他的话说：“固然是‘大才子书’，但又是‘大灾难书’。”这在于《三国》、《水浒》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伪形”，也就是一种背弃了中国文化中健康、真诚的“原形”的扭曲文化形态，并且相去甚远。例如，《山海经》就是中国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它塑造了一系列“建设性”的英雄，无论是补天的女娲，填海的精卫，还是逐日的夸父，他们都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担当，并且将这种魄力和精力奉献于人类福祉。相比之下，《三国》、《水浒》却缺失了这种颇具悲剧感的健康气质，虽然也塑造了一系列戎马英雄，但多半是杀人如麻，视人命为草芥，或者是两面三刀，视诚信为粪土。与《山海经》精神气质相通的《红楼梦》、《西游记》同样是中国的原形文化，宝玉那颗温润质朴的“女儿心”和孙悟空头上有着不可霍乱之法度象征的紧箍咒，远不是《三国》、《水浒》中无法无天、不择手段的“英雄情结”所能媲美的。正是在这种史宾格勒式的伪形文化的辨析中，刘再复先生为历史抱憾——“五四”反错了对象。
“双典”要反，其必有罪，根本上在于它们有着刘再复先生所指出的两条黑暗的逻辑：“造反有理”和“欲望有罪”。当然，造反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即反抗压迫的天然要求，因此造反也往往因带有革命的性质而被我们常识化为天经地义的“官逼民反”，甚至可以拔高到“凡是造反的就是合理的”。然而，在“造反有理”的绝对命题中，一对矛盾概念时常会被忽略，这就是目的与手段。在此可以思考，用残暴的手段去实现崇高的目的（至于是否真的崇高暂且不论），是不是就算“造反有理”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武松、李逵、孙二娘的杀人，甚至吃人，就是合理的，刘备、诸葛亮、司马懿的诡诈无信也是合理的，因为其目的正是堂皇动人的替天行道和天下一统。如果再考虑到《双典批判》一书中未涉及到的后果因素，那么这套逻辑便更不牢靠了。鲁迅所感慨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式的历史的后果，难道与目的、手段这对矛盾毫不相关？历史的循环似乎正是以暴治暴的官匪消长，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华夏大长期地喧嚣在王朝更替的轮回中，未见出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政治现代性产物。
“欲望有罪”本质上是“生活有罪”（刘再复语），也就是符合生活情趣的行为都是有罪的。在《三国》、《水浒》中，密集地体现在对于象征着人间极美的女性的“物化”与屠戮。在双典的“道德法庭”上，潘金莲、潘巧云这样的“尤物”，当然该判死刑；在成王败寇的双典价值观中，貂蝉、扈三娘这样的革命“器物”，当然唯革命而动；在男权意识加英雄主义的“动物世界”里，顾大嫂、孙二娘的绰号虽都带一个“母”字，却已是活生生的凶猛“兽物”了，至于那些毫无“历史分量”的小女子如猎户刘安之妻，自然作为“食物”成为英雄豪杰们的盘中餐了。毫不夸张地说，《三国》、《水浒》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对女性“物化”的顶峰，其中既找不到《红楼梦》中女性智与美的化身的意味，也没有女儿国王的那种柔和而细腻的女儿情，甚至没有《金瓶梅》中那种对于形而下凡俗人性的正视。在这里有个未必仅是中国特色的深刻偏见——红颜祸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以战场和庙堂为第一价值空间的英雄们的眼中，行走在厨房、厅堂这样的生活空间中的女性，似乎不足以与其齐头并进为同样的人类。
有毒的双典不仅渗透在民间，在一些读书人，甚至有着狂士风范的读书人那里，也有着拍手叫好的声誉，在刘再复先生看来，也正是这些名士的推波助澜，混淆了读者对于《三国》、《水浒》阅读期待。我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李贽，以反对宋明理学，提倡“童心”之说而闻名古今，面对着杀人如剁菜的黑旋风李逵，居然称其为“活佛”，不禁让人毛孔张大，虚汗直流！同样面对杀人游戏，大才子金圣叹也有着相似的“不亦快哉”的暴力审美。对暴力的审美和对历史的审美一样，恐怕都会玩味出一种“生命可以承受之轻”的暴力快感，但生活就怕算细账，具体到微观生命的时候，快感并不等于快乐。这也正是笔者一直反对将历史审美的缘由。如此看来，把这第三宗罪加到先贤的头上，也算不上什么大胆与过分。
最后是不是应该加上一句非暴力不合作，比如甘地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