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
2008-3
山西人民出版社
安介生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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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1987年），介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6年前（1991年），考取了我们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由我指导。两年后（1993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获准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6年春天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经过增补，成为专著《山西移民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1午后的今天，介生已是我们研究所的教授。当我收到他最近结集的一部论文集目录时，更感到欣慰，不由得要写一些话。 介生的论文中差不多有一半与山西有关，他的书名也定为《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这固然是因为他出生于山西，桑梓情深，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奉献于父老乡亲；但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熟悉山西的山水和风土人情的条件，充分运用实地考察的手段，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加深对史料的理解和发掘。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途径自然离不开文献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实地考察。实际上，即使在当地已经找不到任何遗址或遗迹，过去的文化往往依然植根于当地民众之中。而大致不变的山川形胜，更需要亲身经历，才能对特定的地理景观产生深刻的印象。不了解或理解一个地方今天的地理状况，就难以了解或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汇集了自1996年作者博士毕业以来在各种刊物发表的论文与学术性文章，基本上反映了这十余年来作者个人在学术方面所做的工作与进展。其中论文分为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古代史；另一个方向则是山西地方史。 介生的论文中差不多有一半与山西有关，他的书名也定为《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这固然是因为他出生于山西，桑梓情深，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奉献于父老乡亲；但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熟悉山西的山水和风土人情的条件，充分运用实地考察的手段，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加深对史料的理解和发掘。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途径自然离不开文献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实地考察。实际上，即使在当地已经找不到任何遗址或遗迹，过去的文化往往依然植根于当地民众之中。而大致不变的山川形胜，更需要亲身经历，才能对特定的地理景观产生深刻的印象。不了解或理解一个地方今天的地理状况，就难以了解或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地理。
序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华夷”五方格局论之历史渊源与蜕变试论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问题“代郡武川”辨析北魏代都人口迁出考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也论北魏前期的民族融合与政权建设——与孔毅先生商榷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Some of Migration Laws of in Ancient China灾荒与移民——明代北方灾荒性移民运动的特征解析河流与民族——清代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探析泽国水界——民国时期嘉兴地区县界形态及成因分析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基于嘉兴地区史志资料的探讨“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洪洞大槐树与明朝初年山西向外大移民明代山西流民问题述论自然灾害、制度缺失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田地陷阱”问题——基于明代山西地区灾害与人口变动状况的探讨”论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论明代山西藩府势力膨胀与侵占民地问题从山西宗藩看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宗禄困境”清代山西境内“客民”刍议清代山西口外蒙古地区政区建置述论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兼论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清代山西重商风尚与节孝妇女的出现山西高原人口承载量的历史考察——以明代流民运动为主要论证依据移民与山西区域文化之变迁晋学研究之“三部论”探颐索隐融会贯通——谭其骧民族史地论著解析黄土高原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强化立党立国之本彻底摆脱生存危机的“梦魇”历史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及保护读书漫笔（三则）1.史家的“陷阱”——再析北朝两大史书案2.“老翁”高欢3.享受姓氏文化的醇厚与温馨——读《中国人的姓·吾祖吾宗》丛书古书画鉴赏（四则）1.《颜鲁公三表真迹》拓本在山西发现2.旷世遗珍惊艳现世3.书画双绝艺林瑰宝——元王振鹏《历代圣母贤妃图》赏析4.惊世钜制功力卓绝——傅山草书十二屏《谢灵运诗五首》赏析后记
笔者以为：以上两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在实际中的效果颇为可疑。韩麒麟所云“不田者多”的问题，并不是北魏代都所独有的情况，古今大都会中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较多，完全是正常现象，大多数“游食之口”并不是不耕的农夫，而是为北魏朝廷及官僚服务的工巧和奴仆，真正需要国家赋税供养的是皇室、大批官吏及其家眷。当时的专制政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队伍臃肿及经费巨大的问题，因而，这种建议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魏书·食货志》所载官员的解决方法，只不过是利用行政权力来加强粮食的储备与生产，缓解一下粮食严重不足的矛盾，但也不可能从本质上扭转频繁饥旱造成的困难以及众多百姓的粮食短缺问题。记载中自此水旱不为灾的描述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于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而言，有两点客观事实必须承认。一是这一带自然条件不太适合农业生产，而且十年九旱，粮食生产相当落后，无法自给自足；二是代都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曾对大臣成淹吐露真情：“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②所以，代都人口的大量迁出，正是适应当时当地土地承载能力的结果，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北魏迁都洛阳是必然的，不啻为顺应客观时势的明智之举。 在太和十一年大灾荒之后，孝文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如太和十三年（489年），“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十五年（491年）四月，“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癸酉。”孝文帝特下诏“考躬责己”。十七年（493年）五月丁丑，“以旱撤膳。”⑧孝文帝正是在太和十七年以南伐的名义威迫群臣同意迁都的。可见，尽管太和十一年代都人口大迁出使平城地区平民流失大半，但北魏朝野还是无法摆脱频繁灾害造成的困境，’这也有助于证明，从太和十一年迁出到太和十七年决定迁都，迁出的大批人口不可能回归故地。如此看来，促使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原因很多，而代都地区由频繁灾害而导致的粮食供给短缺问题是其中较为关键的。在这样的境况下，孝文帝甚至不敢接纳归降之人，他曾对穆亮明确承认：“徐州表给归化人禀。王者人之父母，诚宜许之。但今荆扬不宾，书轨未一，方欲亲御六师，问罪江介。计万户投化，岁食百万，若听其给也，则蕃储虚竭。虽得户千万，犹未成一同。且欲随贫赈恤，卿意如何？”穆亮对日：“所存远大，实如圣旨”。①这些话确实道出了北魏君臣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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