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2009-4
辽宁人民出版社
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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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同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就新石器时代来说，这一地区诸原始文化中普遍流行穿孔石斧、石钺、有段石锛、圈足陶器、三足陶器，这一地区诸原始文化的社会发展，普遍地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和大体上的一致性。它们在这一期间，对中国其他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干这一地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诸文化，尽管它们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存在明显的共性，这只能说在当时它们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能说它们属于某一个人们共同体。它们之中各个地区、各个块块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必然还是在它们各自的一定范围内，按照它们各自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而向前发展的。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作用应该重视，但总是次要的，排在第一位的应该还是它们各自如何发展。
苏秉琦（1909一1997），中国著名考古学家。1949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致力于创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理论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并积极推动考古学普及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先后提出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和“发展模式三类型”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理论。90年代初提出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更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代表性论点。论著有《瓦鬲的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并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远古部分》和《考古学文化论集》。
开头的话一、两个怪圈二、学读“天书”三、解悟与顿悟四、“条块”说五、满天星斗六、三部曲与三模式七、双接轨附录：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捕捉火花
一、两个怪圈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其实，讲到中国历史，从孔夫子起就不是把中国史看成是铁板一块。子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把夏商周看成是三家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而不是看做一连串的三代。汤武革命不是继承，三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但还是周人的学问全面。“周礼”是国家大法，是周人建国治国的系统理论，以一个“文”字代表典章的制度化，是国家已成熟的表现，殷人还未达到这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为主。古人云，“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进来出去又多有反复，所以，华夷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绝对的。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名言，也是认识到他的弟子们来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背景来源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而且有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别。“有教无类”的“类”，一般都解释为身份、背景，较少联系到种族问题，但殷墟的情况给了我们启发。李济分析殷墟大批人头骨后，指出活动在商代中心地区人们的种族差别很大，他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中说：“从著名安阳遗址出土的人骨资料来看，就远不是纯一人种的。从研究这一人骨的头形指数计算出的标准偏差数，远远超出正常范围，这肯定地说明这一组颅骨有着极不同的来源。”虽然时代越近，人种差别越小，但孔子时代，中原地区的人种差别仍然很大，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对种族歧视，这当然是很进步的思想。由于面对的是多文化且复杂的民族传统社会，所以他讲课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兼容并举。《周礼》所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 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兼容并举的，他不仅对百家学说，分门别类介绍，不歧视哪一派，比较客观，而且修史内容超越国界，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撰写的这部上溯历史源头、追寻华夏文明的考古学著作，炎黄子孙天南地北，神州同心。 书中回望，专业和闲暇的阅读，我们共同体会到“中国考古学世纪之作”带来的厚重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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