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神学文选

2002-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庆,刘小枫  

179  

140000  

蒋庆  

无  

本书旨在提供20世纪60年代“政治神学”提案的点滴文献，藉以考量神学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关系，重新全面检高神学对政治问题的反应能力。

编者前言（刘小枫）第一编 尼布尔　神意与当代文明的混乱 梯利希　基督教国家社会的崩溃 布鲁纳 讼权力 巴　特　教会与共产主义 本雅明　神学－政治学残篇（张旭东泽）第二编 默　茨　超越资产阶级信仰 默　茨　政治神学中实践的首要意义 默　茨　神学中关于社会方面的言辞 默　茨　政治神学所理解的教会与世界 默　茨　论制度与制度化第三编 默　 茨　基督徒对政治和平工作的参与 莫尔特曼　自由的节日（刁承俊译） 莫尔特曼　基督信仰与人权 洛 赫 曼　人权：在分裂的世界中普世的同一性 阿里斯·肯　政治神学与诠释学

书摘　　由于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一问题，我认为教会今天应采取与它在1933年至1945年之间相反的行动，即应该默默地远离现在的冲突，在必要时机前保存好自己的实力，冷静地旁观，是否再一次发生了严重的情况，是否要求它站出来说话。如果属灵危机确实发展成了1933年至1945年时的那种状况——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状况可能会从什么方向出现——那么，具体回答这一状况的要求，就会在我们中间产生，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然后我们应当为反对谁或支持谁作证，以及我们是否应当为这种新的紧迫情况，作好准备并如何准备，届时将会很清楚。因此，有些事将更为迫切，而不是你要我宣布的这些永恒的真理。在我看来，我们应从“巴门宣言”（Declaration of Barmen）第一款，而不是从你对“全权主义”的否定的看法中，获得更多的益处。　　然而无论如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匈牙利遇到了一些改革教会的负责人，他们认为我能够对于他们走上一条夹在莫斯科与罗马之间的窄路的尝试给予激励。我没有与这些领导去划出这条分界线，因而我没有留下任何想法供他们使用。他们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状况，以及他们面临的任务，都与我们不同，也不同于参战时的德国的福音教会的情况。他们赞成新政权，他们把精力全都用在他们教会现实的具体任务上，这与中间派（此是你最敬重的），甚至“德国基督徒”于战争中在德国为教会所做的事情也不同。顺便说一句，现在流传着一个毫无历史根据的传闻，说我1931年在要求德国人履行其基督徒的职责以证明“仿佛无事发生”（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时，即不理睬希特勒所谓的神圣启示时，曾建议过进行“消极抵抗”。如果德国的基督徒果真如此做，则他们在对抗国家社会主义时，就已经成了走在前列的政治因素。　　对匈牙利来说，当然不只是对这个国家而言，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那不受抽象原则而受永活的主约束的教会，是否找自己的道路，并学会自由地选择在什么时候必须站出来说话，什么时候又必须保持沉默，以及《传道书》第三章中提及的各种不同时刻；除了福音的律法外，不会因任何律法而造成迷惑与混乱。①　　只有弥赛亚自己能使所有的历史臻于圆满，这意味着，袍独自一人拯救历史、完成历史，并创造历史同救赎之间的联系。基于这个原因，没有任何历史的事物能以自身为理由，建立起同弥赛亚的关系。因此，神国（Kingdom of God）并不是历史动力的目的（telos），它不能被确立为一个目标。从历史的立足点看，它不是目标，而是终结。因此，世俗的秩序不能建立在神国的观念上，神权政治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有宗教信仰上的意义。布洛赫（：ErnstBloch）《乌托邦的精神》（spritofutopia）一书的基本功绩，便是强烈地排斥了神权政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世俗的秩序应该建立在幸福的观念上。这种与弥赛亚有关的秩序，是历史哲学的基本教导之一。它是一种历史的神秘概念的前提，它所包含的问题可以用这样的形象表明：如果一支箭头指向世俗动力趋向的目标，而另一支箭头标明近于救赎的方向，那么毫无疑问的，自由的人性对幸福的追求，将会朝着背离弥赛亚的方向奔去；然而，正如一种力量透过它的运动，反能助长另一种相反方向的力量，世俗的秩序也正透过它的世俗性，而帮助弥赛亚王国的到来。因此，世俗本身虽然不是神国的一个范畴，但却是静静地接近这个王国的决定性范畴。因为在幸福之中，所有尘世的东西都在朝向自身的毁灭，而只有运气好的，才让这种注定的毁灭找到它们。但是，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心处于孤绝境况中所期待的救赎，经历的是坏运气；比如说，痛苦。至于带来不朽精神上的“整体的偿还"（restituti0 in integrum）——却伴随着一个尘世的偿还，这种尘世的偿还带来的是永恒的毁灭，并且这种永恒的、短暂无常的尘世存在的节奏（这种短暂无常是尘世存在之空间性的同时，也是时间性总体之中的短暂无常），这种出自弥赛亚的自然节奏，是一种幸福。因为自然以它的永恒的、总体性的消亡为理由，而属于弥赛亚。　　为这种消亡而奋斗，甚至为了那些本来便是自然的人生诸阶段而奋斗，乃是世界政治学的任务，而其手段必须称之为虚无主义。　　就“面对恐惧——坚定希望"这一主题发言，是所有的福音派会议或天主教会议，引以为荣的事。总之，这一主题让作为神学家的我，得到一个机会，使我继续在我的神学领域内说话，而不因我在这儿所讲的政治主题而产生误解。　　在下面的陈述中，我不会进行政治上的强辩，也不会涉及诸如：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在个人为中心的时代，教会与政党怎样才能更成功地合作的问题。在这里，我要讨论的主题是：政治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形成新的政治前景和考虑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变化，不可回避的因素。因此，我不考虑现实的政治制度及其需要，而是考虑在促进新事物方面，政治做了些什么或将要做些什么。我将力图提供一种政治的远景，而不是一种既定的程式。这种远景确实能够与每一天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对政治选举也具有重大意义，只要我们没有低估投票者，认为他们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投票（通常在选举之夜后，他们便再也不相信任何程序），而不是按照将来的远景投票。同时，今天普遍的情况是政治不可避免地变成世界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从根本上来看，我们整个人类命运正处在危机之中。同样地。这种世界政治能呈现并证实，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某种希望。要理解政治中的希望，似乎就要使已经过时的宗教与政治相互渗透的状况得到恢复。然而，宗教与政治之间来自政治自身要求的明确分离，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在今天越来越向右转，甚至当这种政治穿上自由的服装被人们推崇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政治的赛马中转而播放福音的乐曲，特别是登山宝训的乐曲，政治的赛马就会涌向左边行驶。众所周知，俾斯麦（Bismark）已经在德国这个国家，给政党与教会烙下了深刻的印象，迫使它们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登山宝训建立起一个国家——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党和教会对俾斯麦的此一教训，一直恭顺地恪守至今。这样，就不存在着通过福音把我们逐出遵循已久的政治古道的危险。但是，如果正好在我们所遵循的这一政治古道中，发生了政治上的大灾难，我们又将怎么办呢？我们还要像从前那样，使每一件事情都依旧如故地继续存在下去吗？……

编者前言　　20世纪60年代，受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影响，德语神学界出现了“政治神学”的思想动议，以天主教神学家默茨和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为代表，倡议扭转神学思想的基本方向。　　19世纪末以来，新的倡议在德语神学思想界此起彼伏：首先是里奇尔、特洛尔奇、哈纳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神学，随之有以巴特为代表的“辩证神学”对自由主义神学提案的反叛；30年代，受海德格尔影响，布尔特曼又发起“生存-释义神学”，随后又有贴近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民神学”的思想提案，在纳粹狱中的朋霍费尔则提出了“世俗神学”的倡议。60年代的“政治神学”提案，大概是本世纪德语神学界中最后一场思想行动，与南美的“解放神学”思想运动相呼应。　　“政治神学”的含义如果指教会神学的政治论述，就不是60年代这场神学风潮的发明。从古自今的教会神学都有政治的方面——从保罗、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约阿希姆到奥康、尼古拉·库萨、胡克，神学论述同时都是政治论述。①这一神学的政治论述传统，是历代神学思想参与历史现实的思想行动。在二战时期的动荡年代，梯利希和尼布尔的政治思想传承了这一论述传统。与此不同，60年代的“政治神学”主张以社会批判作为神学思想的基本关怀，是神学基本理论（系统神学或基本神学）的一次重大转向。　　80年代以来，“政治神学”思潮逐渐沉寂下来，与此同时，出现了第三种含义的“政治神学”。这种“政治神学”在教会神学界以外，隐藏在政治哲学、法理学、文化批判的论述中。不过，尽管比60年代神学界的“政治神学”显得晚出，这种“政治神学”实际上源远流长。严格说来，它在80年代不是首次出现，而是重新成为显学。德国政治哲学家、法理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神学》（Politisehe Theologie，1922）堪称这种“政治神学”的现代经典。　　从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书名来看，与60年代神学界的“政治神学”采用的是相同的语词，其实两者含义截然不同。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一书主题是现代政治法理中的正当性和国家主权问题，看起来与纯粹的神学问题毫不相干——施米特自己特别强调，他讨论的不是“神学”问题。施米特的另一重要论著名为“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为了区别于前两种含义的“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我借施米特的用法称这种政治哲学一法理学中隐含的神学论述为“政治的神学”（Theologie des Politischen）。　　基督教思想与现代政制理念的亲缘关系，是汉语学界近些年来喜欢谈论的议题。一些热心于基督教文化的人尤其喜欢强调基督教与自由民主政制的相干性，似乎基督教思想只会是自由主义政制的价值资源。这些热心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上的实情：基督教思想与保守主义政制理念实际上有更紧密的亲缘关系。像社会思想家、神学家特洛尔奇分析过的那样，如果说基督教信理的本性趋近某种政治伦理，那一定是保守主义。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就源于19世纪欧洲激烈的政制思想冲突中突起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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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这部书，我还不知道蒋庆和刘小枫先生有这样一段友谊，神学是这么的迷人，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又分开。

书太旧了，内容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