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中断
2009-2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 南茜·弗雷泽
248
于海青
无
对我来说，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正义的尺度》、《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伤害+侮辱》）中文版的面世有特殊的意义，它延伸出两个炽热的希望。首先，在学术层面上，我希望促进中美学界就如何在后冷战时期复兴批判理论形成对话。第二，在个人层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延续我的家族长期以来与中国的联系。让我从这第二个希望说起。1945年，正是在广岛和长崎之后，一个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面临了一场道德危机。几年前，当她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她曾追随她的导师恩里科·费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为极端机密的“曼哈顿工程”工作。在加入这个发展原子弹的团队时，像许多一起参与的科学家一样，她曾设想，工程的目标是威胁希特勒并打败纳粹。当原子弹事实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时，是在那场战争已经有效地获胜之后，年轻的物理学家崩溃了。她抛弃了科学和一个倒退成反共偏执狂的国家，启程投奔了她在中国的兄长，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威廉·希顿（William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丁。－译者）。
本书可说是作者的代表作，是对1989年后西方左翼悲观的“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批判性反思。南茜·弗雷泽的批判新颖独特，体现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受到左翼学术界的交口称赞。哈佛大学的康乃尔·韦斯特称：“南茜·弗雷泽是她那代人中最具创造性的社会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之一。”本书“在理论上超前；在政治上具有进步意义”。她的主要论争对手阿克塞尔·霍耐特也不吝溢美之辞，称这本论文集“极富革新精神并创造性地致力于‘中断’传统的正义争论”，其观念可能意味着“‘后社会主义’状况下对不同群体或个人的一视同仁。” 所谓“后社会主义状况”，弗雷泽特指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主义左派的分裂状况。坚持经济社会“再分配”方案的“社会左派”和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承认”诉求的“文化左派”二者互不相容，彼此争斗，造成了社会主义左派队伍的四分五裂。 弗雷泽抛弃“解构”的时尚的“后社会主义”，强调捍卫纲领性思想的可能性，阐明社会主义后续方案不能为了支持文化差异而放弃对社会平等的承诺，同时质疑草率地拒绝承认政治，反对把“社会政治”与“身份政治”对立起来。弗雷泽以“二元的”批判方法整合“再分配”和“承认”，建立了一种超越传统左派的经济“再分配”诉求，同时超越文化左派的单纯争取身份认同和“承认”的文化诉求，将经济上的“再分配”和文化上的“承认”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战略，号召长期相互争斗的“社会”左派和“文化”左派共同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而斗争。
作者：(美国)弗雷泽(Fraser N.) 周穗明 译者：于海青
中文版序言译者前言致谢导言：正义的中断第一部分 再分配与承认 第一章 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正义的矛盾 再分配—承认矛盾 被剥削阶级、被蔑视的性关系与二价集体 肯定还是改造？矫正问题再认识 战胜矛盾：重新审视性别和“种族” 结论 第二章 家庭工资之后：一种后工业思想实验 性别公平：一个复杂的概念 普遍化家计负担者模式 照顾者平等模式 通向普遍性照顾者模式第二部分 公共领域，谱系与象征秩序 第三章 公共领域反思：一项对现存民主批判的贡献 谁的历史？哪一种概念？ 公开进入、参与平等和社会平等 平等、多样性和多元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共同关注和私人利益 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论市民社会与国家 结论：公共领域反思 第四章 性、谎言和公共领域——反思克拉伦斯-托马斯的确认 谁的隐私？哪一种公共性？ 性别斗争 “种族”斗争 阶级斗争？ 这则故事的寓意 第五章 “依赖”的谱系——回溯美国福利国家的一个关键词 南茜’ 弗雷泽琳达·戈登 词义的语域 前工业“依赖” 工业“依赖”：工人及其否定 …… 第六章 结构主义还是语用学？——论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政治第三部分 女性主义干预 第七章 多元文化主义、反本质主义与激进民主——当前女性主义理论面临僵局的谱系 第八章 文化、政治经济与差异——论艾利斯·杨的正义和差异政治 第九章 虚假的对立——答塞拉·本哈比与朱迪思·巴特勒 第十章 超越主/奴模式——论卡罗尔·佩特曼的《性契约》
正义的中断总而言之，本书收集的论文对“后社会主义”状况进行了诊断。我运用这一表达方法－在此向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表示歉意－来标明当今政治思想必然发展的总体视阈。不过，我把“后社会主义”一词加了引号，用以表明尽管置身于这一视阈之中，但仍然致力于坚持一种批判态度。换言之，我的目标不是要反映“后社会主义”状况的表征，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那么，什么是“后社会主义”状况呢？它不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相关性和生命力的明确的否定性判决，而是对1989年后左翼处境的一种怀疑情绪或情感结构。这种情绪充溢着一种“翌晨”感，是对晦涩难解的进步性社会变革之历史可能性的真正质疑。然而，它也掺杂了一些意识形态因素，我们难以分辨和命名。为了把真正的质疑从意识形态因素中拣选出来，我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三种构成性特征进行了区分。首先是替代现存秩序的任何可信的进步性前景的匮乏。当然，这在部分意义上是1989年后广义社会主义愈益丧失合法性的结果。换言之，崩溃的不只是一套（以往）实际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对于一种主要理想的信仰；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这一理想曾经激励了为社会改造而进行的斗争。其直接后果是哈贝马斯所谓“（左翼）乌托邦力量的耗尽”。我认为这一短语恰如其分，尽管在当前的整个世界中，差异化的进步激进主义明显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激增态势。它表明，至少在当前，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广泛的公正社会秩序的进步前景。那些将“激进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升至这一地位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对这样一种前景的渴望。但我认为它们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把政治经济问题排除在外。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更为软弱无力的概念方面。当然，当前乌托邦前景的匮乏并没有证明弗朗西斯·福山关于1989年代表着“历史终结”的肤浅主张。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状况将持续下去。但这也的确是我们所面临形势的特点。至少在目前，进步斗争不再依靠任何可信的、替代现存秩序的前景。因此，政治批判面临着泯除野心、继续作为“反对派”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盲目行进。“后社会主义”状况的第二个构成性特征涉及政治诉求的语法变化。最近一段时期，承认群体差异的主张－这一主张有时遮蔽了社会平等的主张－变得非常突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这一现象。当然，在经验层面上，我们见证了“身份政治”的兴起、阶级去中心化以及（直到最近）社会民主主义的相应衰落。然而更为深刻的是，我们正在见证政治想象，尤其是正义想象的明显转向。许多行动者似乎正在从社会主义的政治想象，其中正义的核心问题是再分配，转向“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想象，其中正义的核心问题是承认。随着这一转向，最突出的社会运动不再是从经济上被界定的“阶级”，即为了捍卫其“利益”、为了结束“剥削”、为了赢得“再分配”而斗争的阶级。相反，它们是从文化上被界定的“群体”或“价值共同体”，即它们是在为了捍卫其“身份”、为了结束“文化统治”、为了赢得“承认”而进行斗争。其结果是文化政治与社会政治的分离，以及后者被前者的相对遮蔽。在此，与历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是“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潮流。一些人颂扬“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向，似乎为分配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不再具有相关性。另外一些人悲悼阶级的去中心化，他们将其与平等主义经济主张的衰落相提并论，似乎为种族和性别正义而进行的斗争“纯粹是文化意义上的”，与分配毫无关系。总之，这种反应似乎构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阶级政治还是身份政治？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政治？是平等还是差异？是再分配还是承认？其含义在于，它们是互相排斥的替代选择，我们必须在社会平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再分配和承认不能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对立，我将在本书中对其提出质疑。它们构成了美国“社会左翼”和“文化左翼”间愈益巨大的分裂；最近，《社会文本》杂志的恶作剧事件集中体现了这种分裂。其中一方以一种后退式的语气指出“它是经济的，傻瓜”，而另一方则老辣地反驳说“它是文化的，蠢货。”这样，双方都回避了我所主张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后社会主义”的任务：首先，质询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区别，其次，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发挥作用，从而产生了非正义；第三，要搞清楚的是，作为矫正非正义的先决条件，承认的诉求如何能够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方案中与再分配的诉求整合起来。这些发展的背景，以及“后社会主义”状况的第三个定义特征，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随着政治重心似乎从再分配转向承认，随着平等主义承诺的逐渐退潮，全球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愈益将社会关系市场化，愈益侵蚀社会保障，愈益使数十亿人的生活机会恶化。联合国1996年报告指出，随着那些在全球信息经济中发财致富的人迅速将更多没有捞得什么好处的人甩在身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发展。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差距都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也体现在各种“能力”上，这些能力是通过获得洁净的水和空气、教育、避孕、医疗、有酬工作、营养丰富的食物以及解除痛苦和掠夺来衡量的。因此，这正是“后社会主义”面临的状况：尽管斗争阵线迅速增加，但缺乏任何可信的、彻底的解放方案；承认的文化政治与再分配的社会政治普遍分离；面对具有攻击性的市场化以及急剧攀升的物质不平等、平等诉求去中心化。
《正义的中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
主要是想买霍耐特和弗雷泽这一系列的
本书收集的论文对“后社会主义”状况进行了诊断。作者运用这一表达方法——在此向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表示歉意——来标明当今政治思想必然发展的总体视阈。不过，作者把“后社会主义”一词加了引号，用以表明尽管置身于这一视阈之中，但仍然致力于坚持一种批判态度。换言之，作者的目标不是要反映“后社会主义”状况的表征，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 那么，什么是“后社会主义”状况呢？它不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相关性和生命力的明确的否定性判决，而是对1989年后左翼处境的一种怀疑情绪或情感结构。这种情绪充溢着一种“翌晨”感，是对晦涩难解的进步性社会变革之历史可能性的真正质疑。然而，它也掺杂了一些意识形态因素，我们难以分辨和命名。为了把真正的质疑从意识形态因素中拣选出来，我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三种构成性特征进行了区分。 首先是替代现存秩序的任何可信的进步性前景的匮乏。当然，这在部分意义上是1989年后广义社会主义愈益丧失合法性的结果。换言之，崩溃的不只是一套（以往）实际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对于一种主要理想的信仰；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这一理想曾经激励了为社会改造而进行的斗争。其直接后果是哈贝马斯所谓“（左翼）乌托邦力量的耗尽”。作者认为这一短语恰如其分，尽管在当前的整个世界中，差异化的进步激进主义明显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激增态势。它表明，...至少在当前，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广泛的公正社会秩序的进步前景。那些将“激进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升至这一地位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对这样一种前景的渴望。但我认为它们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把政治经济问题排除在外。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更为软弱无力的概念方面。 阅读更多 ›
我没读，是给孩子读，带到外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