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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美) 塞缪尔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4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

(美) 塞缪尔斯  

页数:

317  

译者:

刘铁娃  

Tag标签:

无  

前言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关系学者们醉心于整个国际体系和体系理论的状况不同,大战略研究领域正在成为当今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进入21世纪,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所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冲突与战争仍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出现,国家仍然面临威胁与危机。因此,国家想要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保障生存,就必须具有战略上的筹划和指导。正如原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所说:“在这个充满斗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对内或对外规划,如果没有可靠的后盾,就不能长期顺利地执行。而卓有成效的国防措施又依赖于完善的战略。”毫不夸张地讲,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成败,取决于它的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在国家对外战略的研究热潮中,又以对美国大战略和中国大战略的研究为焦点。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近年来推出的大战略丛书系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包括了约翰·伊肯伯里、罗伯特·阿特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等人的名著《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美国大战略》以及《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理查德·塞缪尔斯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一书如今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作为该书的译者,我深感荣幸,同时也为关心日本问题、东亚问题、中日美关系的读者可以领略书中的精彩论述而感到高兴。

内容概要

全书分三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追溯了日本大战略的历史,将日本如今的战略思考和政策与过去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考察了日本国内的战略论证。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塑造日本的战略变化,并对日本经历的四次国际催化性事件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研究考察了日本所要面对的威胁的对策。总的来说,塞缪尔斯对日本大战略的研究既体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也包括了对思想流派的清晰解剖。通过这本著作,我们将全面了解日本大战略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也使我们明白影响日本大战略制定的各种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历史传统因素。 塞缪尔斯讨论了塑造日本新的战略共识的各种因素,不仅对于日本安全政策做出了相近的描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的未来也做出了预测。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日本研究,作者对于日本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的观点全面而深刻,同时,书中还增加了很多作者对日本决策者的访谈以及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作者简介

理查德·J.塞缪尔斯,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麻省理工学院日本项目的创立者,研究领域主要为当代日本政治、东亚安全。1992年至1997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主任,1996年以前曾经担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日本委员会的副主席。2001年至2007年,担任日美友好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是支持日本研究以及政策导向研究的独立联邦捐资机构。2005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著作《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进入了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国际关系类最畅销书籍的决赛名单。他之前的著作包括《马基雅维利的后代:意大利与日本的领导人及其遗产》--这本书是有关意大利和日本在政治领导权方面的政治经济史比较研究——以及《富国强兵:日本的国家安全与技术变革》等等。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王缉思译者序致谢导论:理解日本的大战略第一部分 历史背景 第一章 日本的大战略:连接意识形态点 第二章 烘焙和平主义面包第二部分 变动不居的世界 第三章 为了改变而改变 第四章 吉田路线式微了吗?

章节摘录

插图: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而且日本的战略家们当然是错误地估计J,世界政治的变化,但是日本的意图确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的意图表现了“对于日本界定自己利益的权力的热切维护”。这种捍卫又被近卫公爵和他的研究团队以及“进步”官僚们一再清晰地重复。随着文官对军队的控制,不同声音也渐渐消失了0721938年11月,近卫宣布了“东亚新秩序,的计划,即:“日本帝国完全相信,通过准确认识日本帝国的真实意图,列强们会调整自己以适应东亚的新形势。”。这一声明部分是怀旧的平均地权主义,部分是泛亚洲的标语号召,以及彻底的反西方思想,近卫的领导调和了存在了几十年的争论。在这面大旗下,日本将自己的大战略方针定为:保障国际公正、更好地实现对共产主义的联合防御并且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东亚新秩序的建立……是赋予我们这代人的高尚使命74日本在新的文明中将充当“核心”。75 1940年8月,看起来很明朗的形势是,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唾手可得,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大陆新秩序”被更加宏大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所替代。日本战略思想中这些不一致的线条——国际主义、自由主义、亚洲主义、虚幻的本土主义——汇聚成了对日本民族完整性的共同信念,并且在日本国家无可争议的权威之下被联系在一起。在近卫共识中,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尽管两者在很久以前以及之后的时间里确是互相排斥的。近卫共识的核心在于对使用武力的信仰和对国家使命内在公正性的信仰。一旦使命失败——至少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国家使用武力的概念就会被清除出局。这是一段黑暗、惨痛的教训,但是山县有朋的阴魂会一直笼罩日本军队几个世代,山县的威望与日本国家自主性一同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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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不好,举几个例子:ARF(东盟地区论坛),作者在文章的前半部分译为“东南亚地区论坛”,后来翻译成“东盟的地区论坛”,再后来又翻译成“东南亚的亚洲地区论坛”(我没有看原书,不知道塞缪尔斯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二战前的日本“民政党”译成“民生党”,战前很有名的政治家“若槻礼次郎”译成“若口礼次郎”、较早提出亚洲一体理念的“蜡山政道”译成“栌山政道”、“明治寡头政治执政者”好像在日本还真没有这个称呼,一般我们称之为“藩阀”。当然,还有一些逻辑上的错误,文章前部分指出铃木善幸首相是最早提出日美同盟概念的首相(1981年访美时提出),怎么后来就成了反对同盟的首相了?


“日本大战略”?是不是实在没体裁的书可出了,拿来充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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