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
2008-9
山东人民出版社
徐庆全 编
334
无
胡锦涛总书记在《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08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文章中指出：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内外两个背景，使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势的睿智的选择。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光辉历程。将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重大决策出台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改革开放过程中曲折和前进的轨迹也将随之清晰。这是中国的宝贵经验，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的重要动力和源泉。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年！
本书是一本由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所汇编而成的图书，这些回忆文章作者是十几位我们党和国家田纪云、万里、杜润生等领导干部。 全书内容分为“总论30年”、“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对外开放及特区”、“证券市场”这5个方面来回忆改革开放30年来这段重要的历史，特别是一些重大决策背后一些争论和思考，从中可见我们国家在这30年走过的道路。回忆者大多都是相关改革及部门的主要领导和负责人，通过他们的生动回忆，读者可以立体地并且细节地感受这段即将逝去的历史。
胡锦涛总书记在《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08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文章中指出： 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内外两个背景，使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势的睿智的选择。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光辉历程。将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重大决策出台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改革开放过程中曲折和前进的轨迹也将随之清晰。这是中国的宝贵经验，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年！
编者的话【总论30年】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3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14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44田纪云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56吴敬琏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68吴敬琏、厉以宁解读改革开放30年得失＼85【农村改革1杜润生回顾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93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128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143附：余广人一号文件的历史性解读＼155【企业改革】袁宝华扩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175李定中国私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191附：徐庆全私营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211【对外开放及特区】田纪云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224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232周溪舞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245袁庚蛇口的十年辉煌＼261附：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273附：梁宗华20年前发行特区货币的探索＼297【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张劲夫新中国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307郑良玉深圳证券市场的艰难崛起＼316附：刘鸿儒江泽民与中国早期股票市场＼330
毛逝世不到一个月，毛指定的接班人主持的党中央领导了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为改变中国命运创造了必要条件的伟大斗争。粉碎“四人帮”不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要表明新的领导继承毛泽东遗志、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决心，并且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那些指示来论证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正当性和正统性。但在“两个凡是”的框架内，揭批“四人帮”受到很大的局限，毛的错误不能触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不能合乎民心地顺理成章地解决。而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才能为改变中国命运准备好充分的条件。邓的第三次升起，对“两个凡是”的框架实际上是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但是，此时对毛泽东批邓指示的是非仍然存而不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胜利结束。结束“文化大革命”，深得党心民心，但结束而称之为“胜利”，结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结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发展，这说明，十一大仍然在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不想解决，但仍把它限定在毛泽东说过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框架之内。这样的路线，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需要，不能引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造成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毛泽东20年来一直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宣布撤销，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接着，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龚育之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重新担任他在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被撤销的全部职务。这是他“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中第三次升起。由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逐渐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是不是在“非毛”邓的升起，是不是意味着“非毛”？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国人中，一时成为议论的一个中心。“非毛”，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语言。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有它的道理。毛与邓有很深的关系，而这关系又有很复杂的方面。固然，邓的“一落”是因为被教条主义目为“毛派”，邓的出任总书记是毛提的名，这是他“一起”的顶峰，可是，邓的“二落”却是因为毛发动了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邓的“二起”，是毛的战略安排，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重新起用邓来主持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对邓曾寄予厚望，可是，邓的“三落”又是因为毛对邓的整顿能否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丧失信心，因而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在1976年4月提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批邓撤邓时的毛泽东，已然是一个老迈而孤独的、被“四人帮”包围、对实际情况和群众情绪全不了解的重病之人。毛另外指定了接班人。但是，对于接班能否顺利，毛并没有信心。据说，毛在逝世前不久向人说：一个台湾问题，一个“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头号人物刘少奇得到平反。中共中央还着手起草文件，准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的重大历史是非作出系统的清理。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中国在“非毛”的声浪甚嚣尘上。以至于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在她对邓小平的长篇访谈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许多尖锐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中国是不是在“非毛”？纠正和继承的结合：独特的超越的第一层含义邓对法拉奇的问题，没有回避，没有躲闪，而是坦率地做了回答。邓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谢的过程中，同党内同志先后谈了十来次话。作为起草决议指针的这些谈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邓深知，不纠正毛晚年的错误，中国就不能从现实困境和历史阴影中摆脱出来大踏步前进。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再也不能悬置或者含糊了，必须把它作为从理论到实践的长时期的全局性的错误而加以否定。对这以前的重大错误（在历史决议中追溯到1957年以后十年中的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还追溯到1955年的反胡风、反潘扬和批邓子恢右倾）也必须明确地作出结论，不然就不能分清历史的重大是非和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这错误，用文件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错误，好比桥身，1957年后的十年中的错误，则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引桥还在岸上，还不在河上，但岸上的引桥，却是引向河上的大桥桥身的铺垫。
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杜润生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么！——万里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出访前，他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我们出访的汇报，指示我们：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当时我理解，小平同志对于实行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我深感这次带团出国考察责任重大，因此出去之后一直“马不停蹄”。——谷牧由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逐渐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邓的升起，是不是意味着“非毛”？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国人中，一时成为议论的一个中心。——龚育之当时，我们就要了蛇口两平方公里的地方。后来，蛇口与深圳发生土地之争，丁宁宁说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顺口将整个南头半岛要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要不敢要的问题。在一片荒滩上开发一平方公里，总投资就得l亿元。如果我们当时铺开一个大摊子，一下子开发几十平方公里，很有可能就陷进去拔不出来了。那么几十亿的债留给谁来还呢？——袁庚
《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的回忆者大多都是相关改革及部门的主要领导和负责人，通过他们的生动回忆，读者可以立体地并且细节地感受这段即将逝去的历史。
无
30年前，农业改革面临众多的困难，万里、杜润生等改革者更多不是大刀阔斧式的推进，回忆的都是改革的艰难和不易。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很顺利地通过新的农村改革，但是，此顺利和万众一心确确带给我的是隐隐的担心和忧虑。这时候读这书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