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刑法体制研究
2006-3
福建人民
薛菁
315
无
刑法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主体。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辈学者即已涉足这一领域，8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取得令人注目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学术界于魏晋南北朝的法制研究似少措意，对其历史地位亦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本著作即是通过专题研究的方式对这一时期的刑律体系、刑法原则、刑罚制度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刑法在中国刑法发展史上不仅仅具有过渡性，而且极富创造性。事实表明：中国历史上许多历千年沿用的封建刑法制度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如《刑名》篇位于律首、刑律12篇的体例、儒家化的刑法原则、封建制五刑体系等等，莫不首创于此期且基本定型。据此，笔者认为：如果说，“文物仪章，莫备于唐”，那么，刑制体系，大体定于魏晋南北朝。
绪论一、研究之缘起二、学术史回顾三、研究方法与思路魏晋律学的发展与成就一、律学的沿革二、魏晋律学的主要成就三、小结肉刑废复之争肉刑废复之争一、肉刑之起源二、争议缘起三、争议之经过四、争议之内容五、争议的影响刑律体系的演进一、刑律编撰成果卓著二、篇目结构臻于定型三、法律条文由繁入简四、法律形式渐趋完备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一、九品官人法的产生与蜕变二、官品占田荫客法的颁布与实施三、“八议”人律和“官当”制度的出现四、国子学的创立刑法原则的儒家化一、“八议”和“官当”原则二、“准五服以制罪”原则三、“重罪十条”四、刑法原则儒家化之成因封建制五刑的沿革一、文景刑制改革二、魏晋南朝新五刑制的探索三、北朝的流刑制度四、隋唐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刑罚制度的改革一、刑罚的起源二、刑罚种类简要化三、刑罚手段宽缓化四、刑罚体系初步定型御史监察制度一、秦汉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二、魏晋南北朝御史监察制度的基本特征三、魏晋南北朝御史监察制度评价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建义二年）癸末，迁肃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内外百僚普泛加一级。曲赦畿内，死罪至流人减一等，徒刑以下悉免。 《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正始元年）六月庚子以旱见公卿已下，引咎责躬。又录 京师见囚，殊死以下皆减一等，鞭杖之坐，悉皆原之。 由上引史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魏的法定刑名为五，即死、流、徒、鞭、杖，此其一。北魏刑名以流徒次死刑之下，又以鞭杖次流徒之下，此其二。可见，北魏时期的“流”（流刑）是位于死、徒之间，即在死刑之下、徒刑之上的固定刑种，实为后世流刑制度之滥觞。北周又创造性地将流刑确定为“五服五等”，即流卫、要、荒、镇、蕃五服，依次去畿内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以五百里为等差，流刑制度正式形成。如沈家本所言：“（隋）开皇元年定律，流为五刑之一，实因子魏、周。自唐以下，历代相沿，莫之改也。” 与后世唐代的流刑制度相比，北朝流刑制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流刑的目的是实边与惩戒并重，将流人徙边为兵是当时普遍的一种形式，这与南北朝时期割据混战导致兵卒伤亡过多、兵源缺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北齐律》就明确规定：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入边裔以为兵卒”。 应当承，在当时生产和交通极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做法无疑具有其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北朝所判处流刑的罪犯主要是迁往北方边境，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边禁松弛，边防空虚，以内地居民移居边境充实边防，无人应命，而今以犯死罪者通过判处流刑以充军边防，既可以将危及封建统治的人物迁徙远方，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此目的亦为后世所继承），又可获得充足的劳动力用于北方极地边区的开发，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达到“奸邪可息，边陲足备”之目的。随着北周府兵制的实施与推广，边地兵源相对充足，而且府兵兵士地位较高，以流人戍边充军既无必要也不合适，流刑实边的这一目的自然消失。第二，流刑的适用范围较为宽泛，这一特点与流刑的目的分不开。既然流刑以实边充军为其首要目的，那么流放地就完全是根据国家的实边需要而定，服役期限亦未作明确规定，因此量刑标准‘很不规范。如《魏书·源贺传附子怀传》云：时有云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而藏窜者悉远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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