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
2009-1
福建人民出版社
黄一兵
460
三十多年前初秋的一个夜晚，一列火车徐徐地驶过我的身旁，不经意的瞩望间，发现整列整列的车厢上写着各色标语和口号，其中最醒目的就是“打倒王、张、江、姚”，这四个姓的上面都画着大大的红色的叉。这辆涂满标语和口号的火车在不远的车站稍作停留后，又徐徐启动，在浓浓的江南秋夜中远去。我不知道这列火车带来的消息是否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于我，最初是一阵疑惑和诧异：“王、张、江、姚”是谁“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毕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标语和口号是太多、太平常了。我和我居住的那个江南小城的许多普通人，就是这样懵懂地与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相遇了。直到数天之后，报纸上刊登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江南的这座小城也才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欢腾起来。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但也的确是单纯的，对一场政治斗争胜利的祝福远远超越对严重现实的关注和改变命运的期许。然而，人们终究要面对现实，而现实中的一切都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生活再也无法简单地回到从前了。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这些年研究改革开放史，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与十年前相比，抑或与更远的二十年前相比，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启动的研究越来越从满视野的政治交锋和斗争中转移出来，越来越展现出民族史的丰富性、社会史的深刻性。毕竟，历史的是是非非最终是要以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来裁判的。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历史，更多的人、更多的事由此进入历史，而这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使我们由衷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不愧是我们民族的奋斗史、复兴史。
《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的目的在于探讨，三十年前的历史转折最终是怎样促成改革开放形成和发展的。内容包括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和困、“徘徊中前进”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邓小平复出前后党内思想理论状况、社会和解氛围的初步显现、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和形成等。
黄一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课题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独立和参与撰写专著6部，翻译著作l部。《振兴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01年获第七届全国优秀青年图书奖一等奖。参与编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200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参与编写的电视文献纪录片《杨尚昆》2008年获第二十四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纪录片“特别荣誉奖”。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史》。参与主持编写《杨尚昆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参与编写《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中圄共产党二十八讲》。在《入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报刊上发表论文30多篇。
第一章 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和困境一、“抓纲治国”的提出和阐发二、揭批运动的实践展开和理论困境三、经济领域：“大批判”的新内容四、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最初努力第二章 “徘徊中前进”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一、“两个凡是”提出的背景和实质性危害二、中共十一大与“徘徊中前进”格局的确立三、欲速则不达的“治国”方略第三章 邓小平复出前后党内思想理论状况一、邓小平复出与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党内思想理论状况二、对“全面整顿”工作的肯定和接续三、“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第四章 社会和解氛围的初步显现一、教育界“治乱”首倡“拨乱反正”二、早春：科技界知识分子的“解放”三、突破“文艺黑线专政”论与文化生活的复苏四、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各级组织机构的调整和恢复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和形成一、对极左理论和政治纲领的冲击二、对理论禁区的挑战：从哲学到经济学三、超越“学术批判”：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四、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第六章 对外交往与改革开放思想的萌动一、对外交往活动的活跃开展二、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和任务第七章 工作重点转移任务正式提出前后一、“纲”的转变任务的提出及演变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任务的正式提出三、反思农业问题和探讨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四、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第八章 历史性转折和全局性影响的呈现一、邓小平的思想演变和“宣言书”的形成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播和拓展第九章 来自基层的“实践突破”一、农民的制度创造：农村改革兴起二、“试点”模式的突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三、在集体经济名义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十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一、改革开放政治基础的阐发二、“中国式的现代化”与经济改革总体设想的提出三、经济特区的设立：改革开放政策的总体性呈现参考文献
从思想体系上看，“四人帮”的思想理论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主体上看，“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粉碎“四人帮”，却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就使随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对“四人帮”的批判和揭发，是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呢，还是最终走向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 其实，这种忧虑从一开始就萦绕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心头。 1976年10月6日夜至7日晨，中共中央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宣布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会议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一致同意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报中央全会追认。 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对揭批运动的政策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10月8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揭批“四人帮”斗争要注意政策，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本身，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