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以后
2006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顾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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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选辑的是作者近年发表或新近撰写的政治法律哲学的论文和政论，围绕民主、法治、公民权利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等当代热点问题，联系中国的现实展开论述。为了探讨基本学理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论问题，其中也有几篇论文专门论述当代研究哲学的基本态度、科学理性精神、学术中立和遵守规范等根本问题。这些论题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涉及对基本政治和法律概念、原则以及对改革根本理念的理解。这些论文的写作乃出自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内心冲动，其中的一些篇章在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可以说是对作者的思考和劳作的最大奖赏。 当代政治法律哲学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正成为人们追踪的重点和热点，因为社会现实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必然强化对理论研究本身的要求。任务的新颖性要求我们先整理、分析、辨别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的现有成果，再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性研究，提出适合现有社会文化特点的改革理论和方案。作者欣赏直奔主题、尖锐泼辣的学风和文风，因而一直要求自己尽量明快而现实地讨论问题。近年试图不局限于单纯介绍西方政治法律哲学，而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亚文化和中国实际作一些理论创新的尝试，有时也附带写一些通俗的政论文和随笔，主观意图完全是为了贡献于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于是便有了这些不成熟的文字，算是给读者的一个小小的交代。
顾肃，1955年生。1981年获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3年至1985年获美国哈佛燕京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杜克大学留学，主攻西方哲学包括法律哲学，1995年评为哲学与法学教授，目前任博士生导师。主要哦出版专著有《科学理性论》、《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自由主义基本概念》、《第四次科技革命》、《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译著有《中国政治》、《自由的界限》、《政治哲学概论》，并在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社主编“政治法律哲学”、“政治学经典”等学术丛书。
作者自序关注生活世界 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致21世纪的哲学家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文化思考关于民主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辨析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论法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现代法治国的基本特征和要素司法审查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如何认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论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社会研究当代西方思潮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趋同正义与自由的不懈追求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重建中国公共哲学的反思与设想全面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个人、社群与人类共识——围绕基本政治理念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当代争论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论社会公正与自由的关系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光荣与缺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反思人文学者精神独立的价值——从海德格尔公案说开去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
自然科学的学术中立性比较明显，尽管做不到绝对的彻底的中立，正如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所说，研究者甚至实验的观察者也总是受到理论的“污染”、暗示或指导，但毕竟还存在较强的相对意义上的学术中立。自然科学家一般不会因为社会利益的牵扯而拒绝进行客观的研究，除非出现像“克隆人”这样的研究直接涉及严重社会后果的特例。各种发明固然也会受利润的间接驱动，但研究本身、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社会价值判断，科学家以揭示真理为根本任务。当然，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信念在科学共同体中也不是历来都如此，而经历了艰苦的形成过程。历史上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等新理论都曾经因为触犯了教会的教义而成为十分敏感的话题，一些人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经过多少代科学人的努力，终于确立了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基本信念。研究就是研究，不必看什么人或集团的脸色，当研究成果有可能推翻现有的成见、结论、权威之言、教条或教义时，也在所不惜。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因为既然是学术研究，就必须实事求是，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否则就称不上是学术研究，而只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围绕少数基本价值观而形成了受利益驱动的信念体系，其推广方式是强制性的，不容置疑和讨论，伴之以特殊的宣传手段，无须摆脱主观情绪的干扰，也不讳言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服务。科学研究则不同，它要求客观、公正、反复质疑、从各种角度考虑和验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鼓励提出新见解，即使一时会令大多数权威或社会多数难以接受，也不忌讳。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提倡多样化，各种观点并存、平等竞争、公开论辩，言者无罪，受到宪法保护。因此，自由争鸣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理想国以后》：波普尔批评自柏拉图以来的各种乌托邦主义，认为其目的和计划是要实现尽善尽美的社会，首先确定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最终目的，因而这是以一种信仰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然而，这种绝对不变的理想固然很吸引人，而且优美动听，但却是危险而有害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的主要特点便是极端的彻底主义，要求人们按照完美的理想彻底地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这种彻底主义所提供的理想蓝图和实现手段根本无法用科学方法来了解和证明，因而也不能用说服的方法加以实现，只能诉诸暴力的压服手段。……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理想社会的蓝图只有极少数所谓预言家才能说得出来，多数人则只能听从这些少数人的安排和说教。其计划也不是诉诸人的理性，而是诉诸人的感情，不是交给人民去自由讨论，而只能从房顶的喇叭来宣布。历来政治哲学家把“谁应当统治”的问题视为根本的问题，但这却造成了长期的混乱。一为对这一问题的阐答是以“最美好的国家”和“最美好的政府”为前提的。……思想家不应受最美好的国家或好政府的迷惑，而应考虑坏政府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和努力建立一些可以防止坏政府干坏事的制度手段。因此，取代“谁应当统治”的问题的，应当是“我们如何组织一些政治制度来防止坏的或不称职的统治者干太多的坏事”，也就是使统治者不断地从错误中学习，通过对政府工作实行自由的批评和讨论，以便对统治者加以控制，不求其总是做好事，但求其不敢或避免做坏事。——摘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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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挺好的，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