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革命与改革
2007年3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韩敏
313
陆益龙,徐新玉
无
这是建国后关于皖北农村社会巨变的第一部民族志专著，也是关于汉族农村社会最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之一。作者以李家楼的李氏宗族为主线，展现了清末、民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通过对近三百个人物的采访及其口述，生动地记述了不同的性别、年龄、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的人对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本书追踪并揭示了有六百年历史的李氏宗族的延续和复兴的机制，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宗族类型。书中也讨论了土地所有权、权力结构、婚姻和姻亲关系、礼物交换、基督教复兴等内容。这个多维度的李村民族志，为革命后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的理论角度，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对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
韩敏，1993年获得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95年开始历任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讲师、副教授。2000年至今在日本人类学最高研究机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任副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作为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作学术考察。研究方向：（1）汉族的民族志研究。考察家族、女性角色、民间信仰等问题，是《生机的大地——中国风水思想及实践》（2000）的编者之一。（2）旅游人类学。在湖南、云南等地考察旅游现象的生成，是日本第一部旅游人类学教科书《观光人类学》（1996）的执笔者之一。（3）革命记忆的人类学研究。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中国的社会变化和再构筑——革命的实践和表象”课题组。
中文版自序 导 论 一、主题概述 二、中国农民研究的历史回顾 三、本书的意义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第一章 萧县和李家楼概述 一、黄河故道 二、李家楼的经济与社会特征 三、萧县和李家楼的教育第二章 晚期帝国时期（1369—1911年）的李氏宗族 一、李氏宗族与中国宗族的三种类型 二、洪洞传说：明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 三、开基祖和老六房 四、李遥巴（J2）和七个后期分支——小七房 五、李氏宗族的整合与延续 1. 李氏宗族的分布 2. 墓地、土地、祠堂和年度祭祀 3. 族谱 4. 官僚和文化精英——李氏宗族带头人和推动者第三章1912—1949年间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 一、李家楼的五个“院” 1. 创业：李广应（N3）和他的三个儿子 2. 分家 二、科举制度废除后三个“院”的社会流动 1. 后院 2. 前院 3. 西院 三、村庄生活的经济基础 四、家庭及其构成 1. 家庭的分类 2. 居住和生活方式 3. 传宗接代 4. 家长的地位 5. 女子的地位 6. 财产继承 7. 虚拟收养 五、村庄内外的政治 1. 民国时期的保甲 2. 日本侵华期间第四章社会主义集体化中的李家楼 一、土地改革 1. 建立新型行政机构 2. 划定阶级成份 3. 斗地主 4. 实现“耕者有其田” 二、集体化运动的第一步 1. 互助组 2. 初级社 3. 高级社 4. 供销社的成立与社会流动 5. 统购统销 三、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大跃进” 1. 人民公社的建立 2. 天灾还是人祸 3. 人命关天的一封信 4. 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四、农村地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变迁 1. “文化大革命” 2. 学雷锋和学大寨 五、集体时代的组织 1. 三级核算 2. 干部与社员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第五章 家庭生产责任制下的李家楼 一、始于安徽省的家庭生产责任制 二、地方政治的变化 1. 行政改革 2. 干群关系的变化 三、经济变迁 1. 家庭生产责任制下的集体经济 2. 科学种田和机械化的普及 3. 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走向多元化经济 四、新经济体制下宗族的重建第六章 性别、婚姻和姻亲关系 一、从提亲到结婚的诸过程中，嫁方与娶方交涉模式的变化 二、嫁女与娶妻：婚姻支付关系的变化 1. 1930-1980年间高额嫁妆的基本模式 2. 嫁女者优越于娶妻者的新模式 三、婚姻模式的变迁机制 1. 1980年以来收入的增长和消费观念的改变 2. 妇女劳动力价值的提高 3. 性别比的不平衡 4. 年轻一代消费观念的变化 5. 信贷劳动力交换中的姻亲关系 四、婚姻市场的受害者 五、外来妇女和妇联第七章 改革开放后皖北基督教的发展 一、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 二、教堂、聚会中心和家庭聚会点 三、宿县地区基督教的传教方法 四、基督教徒快速增长的原因 1. 宗教政策的改变 2. 经济改革和人民公社的解体 3.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信仰的比较 五、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第八章 仪式的复兴与族亲和姻亲网络的重建 一、族亲和姻亲之间的礼物交换 1. 礼物交换的传统 2. 集体时代的礼物交换 3. 家庭生产责任制下的礼物交换 4. 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礼物交换 二、重续族谱蔚然成风 三、为三百年前小七房的始祖重立墓碑结 论 一、社会与文化结构有延续性吗 二、如何评价集体化和去集体化的影响 三、变化中的妇女地位 四、他们对未来的叙述附录一 田野工作附录二 本书的人物简介索引人名索引参考文献
华南型宗族是以福建、广东为代表的宗族（Freedman 1958；Baker1968；Potter 1970）。这一类型宗族的特征是宗族拥有大量的共有土地或其他形式的物质财产，而且这些物质财产是凝聚其成员的必要条件。因此，华南的宗族对宗族内部的家庭产生重大影响。 长江下游型宗族（Beattie 1979; Ebrey 1983；Hazelton 1986）也被伊沛霞（Ebrey）称作桐城型宗族。长江下游的宗族特征之一是宗族拥有少量的公田，仅可满足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以及维持祠堂和墓地的花费。这是与华南宗族的最大区别。长江下游型宗族的第二个特点是，宗族活动是以文人和官僚的精英为核心展开的。在宗族内部，编撰族谱、支谱的责任主要是由宗族内的文人和官员以及他们的直系后代来承担的。 华北、西北型宗族以纳奎因（Naquin 1986：210-244）研究的河北省永平县的王氏和罗斯基（Rawski 1986：245-273）研究的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的马氏为代表。这类宗族的主要特点是它们是非社团化的，他们缺乏强大的宗族，甚至没有祠堂和祭祖用的祭田。虽然他们拥有墓地和族谱，但是墓地的开辟与族谱的编撰看起来并不是宗族集体行动的结果。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关系和地位，而不是资源。他们的宗族认同来自于族谱的继嗣关系、共同的辈字，有时也来自于共同的墓地。 武雅士与哈扎尔顿两位学者的宗族分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他们都看到了汉人社会宗族因其规模、内部结构、财产运营等不同而产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两者都把在广东与福建的宗族作为最具有宗族特征的第1类型。在第2类型中，与武雅士不同的是，哈扎尔顿强调了文人和官员的精英在宗族活动中的作用。武雅士和哈扎尔顿的宗族分类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认为第2类型和第3类型的宗族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没有地域性。而哈扎尔顿则指出了强调了宗族类型的地域性，并以地区来命名宗族类型。 在笔者看来，就本书的研究相对而言，两者的分类似乎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但却不能很好地解释皖北的宗族。按照武雅土的分类，本书的研究对象皖北李氏宗族具备所有的九个特征，似乎应该属于第1类型，即广东一福建的宗族典型，但实际上皖北的宗族与华南的宗族在宗族公田的规模和经营方式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李氏宗族虽然有公田，但是很少，仅104亩，那是为了每年的祭祀开基祖而设。武雅士仅仅根据是否拥有公田来区分宗族类型，而没有注意到公田的规模和公田运营方式的区别。 在这点上，哈扎尔顿除了根据是否拥有公田将华北、西北型宗族与华南型宗族、长江下游型宗族中区分开之外，还根据公田的规模和用途又将长江下游型宗族从华南型宗族中区分开来。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动态的、更有效的分析框架。然而，按照哈扎尔顿的分类，地处皖北的李氏宗族从它的宗族特征来看应属于长江下游型宗族。哈扎尔顿的宗族类型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地域性。 皖北的宗族，包括本研究中的李氏宗族，与哈扎尔顿分类中的第2种类型相似。李氏宗族作为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族谱、从开基祖到开基祖的儿子及其孙子、前三代祖先的墓地、以及辈份命名体系。到土改为止，李氏宗族的各房代表每年都要聚集到开基祖定居的村子——老庄子，一起祭拜他们的祖先。为了支付一年一度的祭祀、维护祠堂和墓地所需的费用，他们将104亩土地作为公田。由于这块土地仅仅用于支付年度祭祀的费用，因此它通常不会被出租。皖北宗族公田的规模和经营目的与广东的宗族公田迥然不同。在广东，宗族是一种法人式的集团，他们通常拥有大量的公田，他们的成员是作为佃户在这些公田上耕作的。根据陈翰笙的报告，广东省35%的耕地即42 00万亩的耕地为各个宗族所拥共有（陈1936：35）。广东省的大部分农民都是作为佃户在他们隶属的宗族公田上生活着。 ……
本书是关于现代中国的代表性民族志之一。这部富有安定感并耐人回味的民族志的诞生，主要来自于作者遵循了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进行扎扎实实地参与观察的社会人类学基本原则。本书通过细腻的描述，在弥补了华北地区基于定点观察的民族志的不足的同时，还通过安徽李村的事例分析，阐明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在步入社会主义制度后的变化过程。此外，本书的另一个独到之处是，作者在日本掌握了在欧美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除了忠实继承欧美人类学重视理论构筑之外，更尊重对事实本身的强烈关注和记述，故本书在许多方面也体现了日本人类学的特色。
无
“本书是关于现代中国的代表性民族志之一。这部富有安定感并耐人回味的民族志的诞生，主要来自于作者遵循了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进行扎扎实实地参与观察的社会人类学基本原则。本书通过细腻的描述，在弥补了华北地区基于定点观察的民族志的不足的同时，还通过安徽李村的事例分析，阐明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在步入社会主义制度后的变化过程。此外，本书的另一个独到之处是，作者在日本掌握了在欧美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除了忠实继承欧美人类学重视理论构筑之外，更尊重对事实本身的强烈关注和记述，故本书在许多方面也体现了日本人类学的特色。”此书是人类学理论、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好书。
本书是对淮北一个村庄的人类学田野考察报告，原版本是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作为世界知名大学的博士论文，人类学田野调查上的训练有素在本书得到了体现。但是，本书的缺陷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
理论深度不是太够，观点有点陈旧，因为相关的论著太多了。
书还没看，但看到皖北二字就已经让我有读的欲望。粗略的浏览了一部分篇章，里面记述的人和事对我来讲再熟悉不过，我的前18年就是在皖北农村度过，哪里是我父母、祖辈生活的地方，我记忆中的18年都比较熟悉，书中讲的历史比较悠远，虽听父辈们聊过只言片语但总是没有什么系统同性的表述。这本书也可以说是让我重温先祖们足迹、经历！
我看这本书有点是抱着读村落历史的态度，呵呵 愿更多的皖北人看看
人类的思维决定人们所做的事情，人们所做的决定人们怎么想的。
历史的延续性，没看这本书前，从来不晓得有人类学这门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学科，出生于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结束了理想、混乱、亢奋和封闭，国门再次打开，真实、理性和秩序再次回归，父一辈的人都说我们这一代，衣食无忧，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相对于他们充满饥饿的童年记忆和不分昼夜、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从现代的角度看像是愚公移山式的劳作同时智叟被封住了话语，相较于他们造福子孙而作出的努力和奋斗，小时候我们所过的童年生活可以称得上蜜罐的生活。中国的农耕大陆国家，农历的历法一直延续至今，节日和风俗与田地里的播种、耕耘和收割息息相关，我常常混淆二十四节气，取而代之去是阿拉伯数字、阿尔法、贝塔和拼音字母，“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看来就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面在上空招展的旗帜，在那面旗帜下，不用参与日出而作、日落，记忆中睡在母亲的背上跟着去浇菜、施肥、锄草、喷药，更大一些跟在父母后面，开阔充满土壤的农田和水渠，游戏的空间如此开阔，完全不像如今钢筋混泥土的城市森林，门隔绝了外界，窗也加上了护栏，如今的孩子孤独地被框在其中。再大一些，城市向外扩张，农田和住宅也被政府征用了，修成了公路、铁路，一切都还在继续进行，原来的村大队部越盖越华丽，原先挺大挺热闹的卫生所却跟着变小直到最后消失，取代它的是药店和装着白卦的私人诊所，只剩下很少人还依旧忙着耕耘土地，社会在快速地进步着、变化着，有人成功，有人迷失，有人奋斗、有人堕落。喧嚣非凡的世界，对于出生在80这个特别年代的我来说，前面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真空，历史的延续的，但自己去不知道该去继承着哪些，去改变什么，电视里热衷于播放热闹非常的国外和台湾的政治闹剧和八卦新闻，当我们把目光从电视机里移开，发现周围的世界有时变得如此陌生，有时又是死水微澜，我们希望对父辈和更上一辈人的过去有所了解，从运动不断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他们，或许运动幸存下来的经验让他们集体禁语，让集体失忆，作为后辈，确实很想了解他们的困境是什么，困难和苦难的日子他们如何克服和扛过来的，以及他们当时的想法，但所能知道，也只是语文老师口中饿到吃牙膏和父辈偷摘集体果树的童真记忆。
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人类学这门有意义的学科，它记录了皖北萧县李家楼，李氏宗族从封建帝国的晚期、解放前的民国、集体化生产时期和去集体化时期，宗族里的人们生活和方式之变迁和延续，这是一部民族志，历史书最珍贵的就是真实的，这世界最可贵也是真实。田野调查，详实和仔细的记录，让80后的笔者能读到更多真实历史和经验，人类学是一门相当有意义的学科。在书中看到，科举是一项国家制度，但如此平等的门槛，不分贵贱，古代中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城市和农村，科举则提供了农村的人向上流动的机遇，尽管它的道路如此漫长、枯燥、压抑、狭窄，秀才、童生、生员、贡生、监生、举人、进士，但科举对于宗族而言意义非凡，政治、经济影响和地方上的地位都决定于此，科举对于宗族似乎是长久的事业，直到甲午战争日本人将得益于洋务运动清政府仅有的一些海上国防力量击沉在黄海，维新变法运动，科举被众人取消，李家楼却失去了原本向上流动的机会。接下来的现代化改革和革命大多发生在城市，由城市精英们发起，农村和城市变得更加泾渭分明，农村似乎被现代化改革的人们遗忘掉，却支付着现代化巨大的成本，国家的负债、连年战事的兵源、粮饷来源，学校、工厂、医院让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和县城。抗日战争胜利后，身处在大西南的民国政府到光复区大肆地收回统治权，大量军队和腐败了很久的官员分散开来占据一个又一个大中城市、铁路和公路，结果却让这些城市成为一个又一个孤岛，战争的失利让腐败无能的政府更加急切继续压榨着用双手耕耘、靠天吃饭却总是被遗忘的农民。解放了，农民当家做主，真正扬眉吐气，宗族的血缘和父系社会的李家楼开始变化，阶级成分、出身的好坏决定了人们的命运，但农村和城市还是隔绝的两个不同世界，极少人因为出身好得到向上和城市流动的机会。集体化和军事化管理的劳作，人民公社的建立，兴建水利和灌溉工程让后代有益，但依旧缺乏现代化设备农业生产严重缺乏劳动力。
这是严谨和科学的书籍，80后有机会读书却不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历史的了解总是有限，但书开阔更广的视界，这本书也需要多看几遍，真实来自于亲身的体验。
时常梦到一个场景，暴风雨来临的日子，我来到火车站，外面阴雨绵密，天黑，压得很低。车站卖票处，卖票处明显高出好多，常常、参差不齐的队伍，我从最后面望去，前面就剩下黑的一点。卖黄牛票四处兜售手中的票，暗处的小偷隐身人群中，排队的人们等待着队伍向前挪动的同时也时时提防着他们。小孩的哭闹声、嗑瓜子、烟味、人们相互寒暄话语、以及不满对方的吵闹声充斥在卖票处，零星的几个身着制服的人在走动，执行着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经过漫长的等待和锻炼大腿的站立运动，我在队伍末尾慢慢地排到卖票口，被告知只预售提前三天的车票。第一次如此，等待了两天，第二次又被告知卧铺票也售完，回去，执意并且顽固地去第三次，又是漫长的等待，这一次，出去的希望被彻底封堵，暴风雨的来临让火车停运几天。机遇和命运，对于规矩束缚的人，一次失去却似乎永远地失去，时代的延续，我们却对之前的人们生活的历程却如此无知，自由是什么，翻开历史却看到那么多的禁锢，土地养育了生活在上面的人们，也困住了他们，一条裹脚布绑住了帝国一半劳动力锁在家中，让另一半人更加如此勤奋和艰苦却还是如此贫穷，改革和解放改变了多少，生活无疑是延续着前面的路在继续。书能告诉我们这些后来者，很多很多。
1938年冬，中国战场烽烟四起，远在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片厚重古老的土地。在中国生活了40年的美国人赛珍珠（Pears. Buck）以一部安徽宿县农村为原型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折桂，获奖理由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诚然，作家赛珍珠独具敏锐观察的女性视角，代言的皖北农村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一切细节，但毕竟是小说家言，“史诗”二字，未免显得溢美。然而广袤的中华大地，尤其是极具地方特色和社会历史意义的中国农村，却一直是外国人类学者进行田野研究的诱人场所。赛珍珠的前夫卜凯（J. L. Buck）就曾在美国农业部出资支持下，于1930年主持金陵大学农学院师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事后形成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英文报告（后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农家经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恐怕除了学术使命、兴趣使然，还跟夫妇俩在宿县地区以传教士身份生活多年，经常走访郊外农家，熟悉中国农村密不可分。
也许有点巧合，时隔60多年后，旅日华裔学者韩敏也选择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人类学研究，并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革命与改革的政治语境固然是作者关注的“题眼”，但她更希望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些事实：尽管社会经历了无数变迁，但在其结构中仍能看到延续性；农民并非总是被动的，仅仅服从于统治者，他们能运用自己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资源，从而使来自外部的政策变得对自己有利；此外，人是拥有长久记忆的，人们的记忆往往要比政府的政策持续得时间更长。
整本书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谨慎谦虚的研究态度。首先，结构的每一步安排都有理有据：从晚清帝国时期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再到改革开放，从李村的宗族结构到生产关系再到民俗风情，每一个章节的安排无不体现一种严格的学术作风。其次，作者自己的推论都基于客观详实的数据和事实，几乎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由于研究的内容涉及中国几十年来农村社会的几次主要社会变迁，浸淫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在谈到相关问题时，字里行间常常不免强烈的情绪色彩。韩敏一以贯之的客观原则，一方面是其局外人的先天优势，一方面也体现了她所接受的严格人类学训练。
很多研究细节中，不难发现韩敏的方法学功底。如为了让村民不把自己看作“非我族类”，韩敏穿朴素的农装、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学习并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又如在帮助李家宗族编纂族谱重修祖坟后，她敏感地意识到这一事件很容易让人觉得自己跨越了研究边界、涉足了研究对象的世界而使得结论失真，故而特意在最后讨论并澄清了这一问题。此外，韩敏的行文也十分内敛克制，对很多容易吸引眼球的事件从来没有无故的夸张和强调。下面的例子也许能够说明这一点。
基于赛珍珠夫妇曾在宿县传教的历史渊源，作者专用一章篇幅表达了对改革以来皖北农村基督教形势发展的关注。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一直是个相当忌讳的话题，也是为海外众多“中国问题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敏感话题。这或许是对作者能否坚持人类学客观立场的一项考验。通过面对面采访信徒、牧师、传道者，走访教堂和家庭聚会点，分析基督教与佛、道、萨满（巫术）等其它信仰的比较，作者总结道：“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改变为基督教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根本前提。而经济改革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所引起的贫富差别、道德败坏等社会问题是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社会背景。为人们解除现世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并给予来世的承诺，不需花费就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来世的永生与现世享乐主义的并存，合法的法律地位等基督教本身的特点是该宗教在此地比其他宗教有人气的原因。”
由此可见，虽然整本书几乎都是在讲述韩敏的研究对象——李村，但对事实准确的处理和小心的推论，仍能时时让人感到是种对对象、对学术、对读者的谦卑恭敬和认真负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本书都不失为当代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一个范本。
把这本书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的另外一本——《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放在一起，不失为一组有趣的对照。后一本书的作者罗丽莎也是一位女性人类学研究者，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和美国从事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上都非韩敏可比，或许是因为有良好的理论功底，罗丽莎对自己研究的“前见”似乎相当自信，文中理论建构和事实评判的篇幅远远高于韩敏。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主要技术含量，就在于怎样有效地融入当地，在适当介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体会和保持距离以求客观描述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和把握，使研究既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又尽量确保这些信息的客观性。同时，人类学研究毕竟是研究而非评论，所以在基于所得信息进行推断时，抵制妄下结论的诱惑也是必要的素质。韩敏的研究从头到尾一直牢牢把握着这一尺度，相比之下，罗丽莎更喜欢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主观理解。把两本书的目录做一对照就可以发现，韩敏的章节安排以中国现当代社会变革为线索，而每一部分具体论述的内容也基本上遵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分类原则；而罗丽莎的结构线索是自己的内在思路，“生产力诗学”、“社会主义怀旧”、“后毛时代的语言”等感性的政治字眼出现在一本人类学学术专著中已经足够吸引眼球，连标题“另类的现代性”也是当下最时髦字眼的组合。至于副标题，虽为“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但整本书都是在讨论中国女性的性别化渴望，字里行间也能清楚地听到一颗强有力的女性主义心脏在搏动。两本书迥异的风格，恐怕不仅是两位学者个人特色的投影，更是整整两代人类学者在立场、方法，乃至研究技巧上差别的体现。人类学在二十世纪末的发展和走向，可见一斑。
韩敏著：《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徐新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24元。
[美]罗丽莎著：《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24元。
【读品】罗豫/文
1938年冬，在中国生活了40年的美国人赛珍珠以一部安徽宿县农村为原型的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
诚然，作家赛珍珠独具敏锐观察的女性视角，代言的皖北农村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一切细节，但毕竟是小说家言。然而广袤的中华大地，尤其是极具地方特色和社会历史意义的中国农村，却一直是外国人类学者进行田野研究的诱人场所。赛珍珠的前夫卜凯(J.L.Buck)就曾在美国农业部出资支持下，于1930年主持金陵大学农学院师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事后形成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英文报告(后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农家经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恐怕除了学术使命、兴趣使然，还跟夫妇俩在宿县地区以传教士身份生活多年，经常走访郊外农家，熟悉中国农村密不可分。
时隔60多年后，旅日华裔学者韩敏也选择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人类学研究，并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革命与改革的政治语境固然是作者关注的“题眼”，但她更希望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些事实:尽管社会经历了无数变迁，但在其结构中仍能看到延续性；农民并非总是被动的，仅仅服从于统治者，他们能运用自己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资源，从而使来自外部的政策变得对自己有利；此外，人是拥有长久记忆的，人们的记忆往往要比政府的政策持续得时间更长。
整本书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谨慎谦虚的研究态度。首先，结构的每一步安排都有理有据:从晚清帝国时期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再到改革开放，从李村的宗族结构到生产关系再到民俗风情，每一个章节的安排无不体现一种严格的学术作风。其次，作者自己的推论都基于客观详实的数据和事实，几乎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由于研究的内容涉及中国几十年来农村社会的几次主要社会变迁，浸淫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在谈到相关问题时，字里行间常常不免强烈的情绪色彩。韩敏一以贯之的客观原则，一方面是其局外人的先天优势，一方面也体现了她所接受的严格人类学训练。
很多研究细节中，不难发现韩敏的方法学功底。如为了让村民不把自己看作“非我族类”，韩敏穿朴素的农装、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学习并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又如在帮助李家宗族编纂族谱重修祖坟后，她敏感地意识到这一事件很容易让人觉得自己跨越了研究边界、涉足了研究对象的世界而使得结论失真，故而特意在最后讨论并澄清了这一问题。
基于赛珍珠夫妇曾在宿县传教的历史渊源，作者专用一章篇幅表达了对改革以来皖北农村基督教形势发展的关注。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一直是个相当忌讳的话题，也是为海外众多“中国问题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敏感话题。这或许是对作者能否坚持人类学客观立场的一项考验。事实上，基督教对农村社会变迁构成的隐性张力，早年就已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先驱们所注意。杨懋春在其代表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就将村内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基督教徒形成了特殊的群体，而他们与非基督教徒之间“都抱有偏见，所以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这个结论似乎稍显草率。韩敏则通过更多面对面的接触，总结道:“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改变为基督教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根本前提。而经济改革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所引起的贫富差别、道德败坏等社会问题是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社会背景。为人们解除现世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并给予来世的承诺，不需花费就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来世的永生与现世享乐主义的并存，合法的法律地位等基督教本身的特点是该宗教在此地比其他宗教有人气的原因。”
把这本书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的另外一本《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放在一起，不失为一组有趣的对照。后一本书的作者罗丽莎也是一位女性人类学研究者，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和美国从事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上都非韩敏可比。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主要技术含量，就在于怎样有效地融入当地，在适当介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体会和保持距离以求客观描述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和把握，使研究既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又尽量确保这些信息的客观性。同时，人类学研究毕竟是研究而非评论，所以在基于所得信息进行推断时，抵制妄下结论的诱惑也是必要的素质。韩敏的研究从头到尾一直牢牢把握着这一尺度，相比之下，罗丽莎更喜欢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主观理解。把两本书的目录做一对照就可以发现，韩敏的章节安排以中国现当代社会变革为线索，而每一部分具体论述的内容也基本上遵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分类原则；而罗丽莎的结构线索是自己的内在思路，“生产力诗学”、“社会主义怀旧”、“后毛时代的语言”等感性的政治字眼出现在一本人类学学术专著中已经足够吸引眼球，连标题“另类的现代性”也是当下最时髦字眼的组合。至于副标题，虽为“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但整本书都是在讨论中国女性的性别化渴望，字里行间也能清楚地听到一颗强有力的女性主义心脏在搏动。两本书迥异的风格，恐怕不仅是两位学者个人特色的投影，更是整整两代人类学者在立场、方法，乃至研究技巧上差别的体现。人类学在二十世纪末的发展和走向，可见一斑。
看你的评论真能获益不少.
很感谢你.....
评论的非常棒
怎么感觉更为接近社会学的著作
我就是安徽宿县人，赛珍珠在宿县的掌故通过一些文献查寻了解了不少，这本书刚面世，我就很欣喜，希望尽快看到这本人类学著作。
我是安徽淮北的，也很期待尽快阅读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