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
2010-2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
592
唐皇凤,武小凯
无
近年来，对大规模社会变迁的理解激发了对历史研究兴趣的重新复苏，并且刺激了人们对分析变迁过程重要性的重新评价。这种研究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希望更好地理解过去，并相信准确地理解过去可以提供有效地把握当前变迁趋势的深刻洞见①。确实，历史是人类洞察力的源泉之一。但是，由于历史也是一个激发各种关于未来观点的竞技场，所以对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也就是一种党派性事务。因此，在历史中寻求智慧取决于我们对自身所仰赖的历史叙述的精密评估能力，包括这些历史叙述是怎么兴起的，为何它们能够赢得目前这种权威地位，它们是怎么被塑造的，以及它们又怎么依次型构了我们时代和刚刚过去的主要冲突。冷战时代的社会科学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如何抵制社会的无序和革命状态，确保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系，对这个“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①。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在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居于中心的议题，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变得不断地边缘化。在美国，维护秩序和稳定这个“社会问题”依然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但是，调查研究的主题开始以某种方式不断地与历史行动者与社会变迁、阶级与权力，以及基本社会关系的特质等问题联系起来。20世纪的政治发展景观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革命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20世纪40年代遍及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些政治发展景观好像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理论的这一发展趋势。也许塑造美国社会理论这一发展方向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二战”后美国的“发展项目”（development project）。这个项目不仅对美国的社会科学，而且对“二战”后的社会理论普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本书中，桑德拉·哈尔珀琳重新审视了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对近代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研究，质疑卡尔·波兰尼和他的追随者们所谓的19世纪“长期和平”的真实性，提出了解释近代欧洲社会变迁内在机理的新解释模式。她主张，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的真正源头，是欧洲阶级结构的变革，而这种阶级结构的变革则是19世纪和20世纪被各国不断反复出现的内?性冲突所塑造的。通过强调历史性变革中的阶级维度，以及“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作者解释了国内社会冲突与国际冲突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人类社会大规模变迁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作者：(英国)桑德拉·哈尔珀琳 译者：唐皇凤 武小凯
译者的话英文版前言 冷战时代的社会科学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 重新思考大转型 阶级和阶级行动者 欧洲的冲突 本研究的组织 本书的计划导论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的冲突与变迁 第一节 19世纪欧洲的工业扩张：对波兰尼观点的一种批判 第二节 冲突与变迁：一种阶级的视角 第三节 重新检视大转型第一部分 社会力量、工业扩张和19世纪欧洲市场体制的冲突 第二章 第一次转型：19世纪欧洲市场体制兴起中的社会力量 第一节 贵族和“绝对主义”间的冲突 第二节 民族的政治革命和围绕国家而展开的斗争 第三节 社会力量格局的新均衡和欧洲新秩序 第四节 阶级冲突、革命与战争 第三章 19世纪欧洲的工业扩张：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 第一节 导言 第二节 二元经济 第三节 国内市场 第四节 资本循环 小结：二元主义和19世纪欧洲工业扩张中的“依附性发展” 第四章 欧洲的世纪之战：1815-1914年 第一节 冲突和二元的工业扩张 第二节 劳工冲突 第三节 公民权冲突 第四节 种族冲突 第五节 帝国主义冲突 小结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紧缩 第一节 帝国主义和欧洲战争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紧缩 第三节 贵族阶层的衰落 第四节 劳工 第五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 第六节 少数民族 第七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帝国主义 小结第二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 第六章 欧洲社会的两极分化：1918-1939年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挑战和保守主义的反应：1848年的阶级妥协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威胁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众动员 第四节 “一战”后的革命潮流和法西斯的反动 第五节 欧洲社会的两极分化 小结 第七章 绥靖政策和反革命政治：1918-1939年间欧洲的国际关系 第一节 英国的绥靖主义政治 第二节 “绥靖主义者” 第三节 替代性的解释 结论第三部分 大转型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 第一节 欧洲在“二战”后的社会和平与繁荣 第二节 社会结构和战后的欧洲发展 第三节 欧洲的和平 结论 第九章 大转型和永恒的重复——对全球化的再思考 第一节 19世纪的工业扩张：对“大转型”的再思考 第二节 全球化：对“大转型”的颠倒? 第三节 全球化回来了?审视无法通约论 附录一 对欧洲的界定 附录二 欧洲阶级、种族和帝国主义冲突的一个样本(1789-1945年) 欧洲阶级冲突样本，1789-1945年 欧洲种族冲突样本，1789-1945年 欧洲帝国主义冲突样本，1789-1945年 附录三 欧洲(区域内和区域外)的战争、暴动、叛乱、革命、起义、暴力罢工、骚乱和示威游行(1789-1945年)380 参考文献 索引
插图：尽管关税政策在整个欧洲是多样化的，而且在整个19世纪还有波动，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农业都是没有得到充足保护的。土地所有者也能够阻止土地改革的努力，维持对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和政治孤立，并且获得有利的国家税收和价格政策②。此外，通过确保各种形式的合作主义的存活并创建新的合作主义形式，国家为土地所有者和富裕的工业家们提供了接近国家和国家掌控的所有资源的特权。同时，通过大量限制性的法律、社会和土地制度体系，国家政策有效地把工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和经济进步的种种机会之外。国家残酷地压制劳工组织，并排除人民大众获得任何重大的、制度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国家的干预主义政策主要有助于主导阶级的利益。国家政策维持大量限制性的法律、社会和土地制度体系，能够有效地将工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和经济进步的各种机会之外（关于政治投票及其他的限制，参见第三章）。最重要的是，基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欧洲之内的，还是欧洲之外的）的帝国主义剥削，国家支持生产扩张。通过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地理和部门传播，这种生产扩张过程能够确保精英们不断提高产量和利润，同时保持他们对土地和资本的垄断。结果是，欧洲的工业扩张本质上是二元的：国内的抑制和限制；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扩张。正是这种“双向运动”，而不是波兰尼保护和扩张中的一个，成为19世纪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存《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桑德拉·哈尔珀琳质疑卡尔·波兰尼和他的追随者们所谓的19世纪“长期和平”的真实性，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她主张，波兰尼的大转型的真正源头，是欧洲阶级结构的变革，而后者存19世纪和20世纪由各国不断反复出现的内生性冲突所塑造。通过把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安全问题的研究娴熟地联系起来，哈尔珀琳极具煽动性和令人信服地提出，直到这些阶级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消除后，欧洲的经济结构才开始关注内向型增长和国内消费，而不是过去的出口型增长和帝国主义张。哈尔珀琳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进行了波兰尼的工作，使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重新活跃起来，并对那些关于欧洲政治和经济长期发展进程更为正统的解释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极富创造性的、基于阶级的挑战。 ——马克·布早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中，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被归咎于他的冷战偏见，以致他不能看到历史性变革中的阶级维度关于欧洲上两个世纪的社会变迁，桑德拉·哈尔珀琳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连贯一致的和完全文本式的阶级理论研究。她的这本书是多学科学术研究的典范，可以被任何关注我们这一时代政治和经济起源的人所阅读。 ——亨克·欧沃比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无
刚看过，很不错，观点新颖，解释有力！
作为不同观点，可以一读，全面了解当代社会意识形态。
如果愿意，称桑德拉·哈尔珀琳的《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为“历史政治学”似乎更为恰切公允。固然，历史及历史学几乎无一例外呈现出政治的、波澜壮阔的图景，而哈尔珀琳把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聚焦于欧洲阶级结构的变革，比之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更令人信服地展开了欧洲现代模型的细致复原。回避这段沉重的史实，和回避两次大战的惨烈应该给我们的训导一样，毫无意义。我们既关心变动社会之中的政治秩序，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最终与我们的现代历史相构接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运动的媒介，令人极有兴味借鉴于这种特殊的经历。诚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马克·布里什评论指出，“直到这些阶级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消除后，欧洲的经济结构才开始关注内向型增长和国内消费，而不是过去的出口型增长和帝国主义扩张。”没有与经济无关的政治，也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经济，特别在历史的语境下，特别是我们不该低估哈尔珀琳的研究的话。中国读者在第三章中可以找到更有真实感的教益，也许在这部宏篇巨幅的著作中，这章呈示出一种让我们心照的，与我们自己相关的转型路径，虽然我们每每求助于社会分层来施行阶级管理，以冀于免除这种不可欲的危机情境。哈尔珀琳在本章导言中概述说：“通过地方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制度体系，即欧洲协同体和其霸权均势体系，以及帝国主义‘体制’，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在国内加强和维护限制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和垄断结构，同时也在国外推动和维持...一种侵略性的市场扩张。二元主义通过将增长限制在资本和土地所有制高度集中的可控范围之内，从而保留了传统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所有的海外扩张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在国内的势力地位，而帝国主义扩张引发并激发了欧洲列强冲突，两次大战最终推动了朱利叶斯·布劳恩斯所说的，“国际团结的精神被一种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民族团结精神取代了”，因为工人阶级的参战决定了战争局势。对于外向型的经济政治而言，特别对于规避战争或要在稳定环境中保障长期增长的需要来说，对于统治阶级的“国际团结”尚未走投无路的不明朗状态来说，一战后英国《观察报》编辑J.L.加文的评议是乐观主义的良愿：“……史无前例的努力将用于把普通民众提升到一种智慧的、负责的和具备良好品行的完全高水准之公民地位。政府必须不是勉强地，而是充足地和富有划时代成效地信守这些誓言。”（第五章）是拥有足够敏锐性、灵活性，适时作出足够到位的让步性调整，还是在贪婪野蛮中继续热衷于迷乱不能自拔，对于大转型的大社会体而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虽然我们还可以乐观地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战争已经不复需要借助于工人阶级的勇武坚韧来充实军事力量，而且战争一直是诸选项的最后项。哪一种路径成本更低，较之哪一种路径收益更高，这两者有其一确实是当政必须在当下做出的清晰抉择。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