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大战略
2008-6
王立胜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06出版)
王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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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战略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传统的特点和优点。当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之后，为贯彻这一路线而进行的战略研究就成为党的领袖十分关注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对于战略问题研究的殚精竭虑，使他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战略的不朽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从战略的高度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之后，邓小平也十分注重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据初步统计，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论及战略问题多达86次，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对各个领域的发展明确了发展思路。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世界公认的两位伟大政治家、战略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两位领导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代表，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道路、战略步骤、发展速度、战略方针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发展战略理论，这套发展战略理论不仅已经和正在指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对第三世界各国发展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时代的连续性和跳跃性以及其他诸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发展战略中这些问题的思考既有着大思路的一致性，又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既有着基本理论的继承，又有着诸多理论的发展。对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理论都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本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作比较研究。
王立胜，1963年生，汉族，山东省莒南县人。现任中共山东省青州市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著有《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论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等10多种著作，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1985年毕业于临沂师专政史系，1988年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91年山东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到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工作，1998年12月任中共潍坊市委副秘书长，2001年1月任山东省昌乐县委副书记、昌乐县人民政府县长，2005年12月到青州工作。兼任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MPA导师，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提出青州“一城四区六大基地”发展战略，财政收入在两年内实现翻番，经济社会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总序引言第一章 现代化与“三步走”一、毛泽东邓小平支现代化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深化（一）“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二）发展才是硬道理（三）“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二、战略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一）“四个现代化”：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提出（二）富强、民主、文明：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继承和发展三、战略步骤：从“两步走”到“三步走”（一）毛泽东“两步走”战略的提出（二）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形成（三）“两步走”战略与“三步走”战略之异同第二章 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一、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选择（一）毛泽东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二）邓小平对现代化道路的论证（三）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道路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思考（二）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三、发展模式：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 赶超战略与适度发展战略一、中国现代化建设高速度推进的历史必然性（一）毛泽东：“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二）邓小平：“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三）毛泽东邓小平的高速发展观与赶超战略二、毛泽东的超高速赶超战略（一）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形成（二）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三）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形成的原因（四）关于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几点评说三、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一）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的形成（二）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的内涵（三）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对超高速赶超战略的超越四、超高速赶超战略与适度发展战略的几点比较（一）波浪式发展与台阶式发展（二）“落后的优点”与“后发展优势”（三）内源性发展与争取外援第四章 战略方针与战略政策一、改革、发展、稳定（一）毛泽东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初步思考（二）邓小平的改革、发展、稳定观（三）改革、发展、稳定与中国社会发展二、先富与共富（一）同富与共富：毛泽东的富裕观及其时代局限（二）先富与共富：邓小平的富裕观及其时代意义
第一章 现代化与“三步走”一、毛泽东邓小平支现代化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深化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人类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性变革。自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走进了现代化的世界性大潮之中。现代化之成为中国的历史主题，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自此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开始了被动现代化的过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同并深化了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的认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在建国以后迅速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的思想付诸于实践。邓小平则在认同和深化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认识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在推动主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担当起重任，响亮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一）“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打破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开始了中国人屈辱与苦难的历史。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何在，成为国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在地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一个是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这两个问题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独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孜孜以求。从林则徐、魏源倡行“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李鸿章等开展的“洋务运动”对物质技术层面现代化的追求，中经康有为等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对政治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向往和根本性变革，再到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对于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的追求。历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力图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虽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痛苦，但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却因此而日益显现。并且这一历史进程也充分反映了历代中国人对现代化认识的一步一步的系统化和深化的过程。这一深刻的认识，为进一步选择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后的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表征为：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以自己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相互之间既合作又斗争，选择现代化道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正是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开始了他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深化的过程。毛泽东是基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抱着寻求匡国救世之道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宏大志愿而走向社会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争取国家富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毛泽东从事社会活动的思想起点。早在1920年从事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就发出了“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的心灵呐喊。因此，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向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赋予他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时候，这种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心理期望就逻辑地嬗变为他追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行动。在毛泽东看来，民主革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他把从事革命活动看成是他的现代化追求的重要步骤和环节。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他针对一些同志认为“政治、军事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一看法，明确指出：在还存在敌人压迫的情况下，政治、军事的确是第一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争，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即使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在政治、军事必须作为第一位的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把政治、军事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手段来看的，在他那里，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发展，还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尽管他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在对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的认同上，在“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上，他都从未有过动摇和怀疑。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一直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作为革命的一个根本目标。早在1938年7月，他在接见英、美、加拿大的世界学生协会代表团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中就说过：“抗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将大踏步地发展，一切企业由政府和人民所有，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将得到自己的土地，一切税收按累进制缴纳，对外贸易将大大发展，并将签订互利的协定。”“在抗战的现阶段，我们必须做的是，为建立新国家创造因素，坚持抗战，以便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把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新中国理解为：“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亦即“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化纲领。1944年8月在致秦邦宪的信中，他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以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告诫全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7年12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他说：“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政治上为现代化的发展清除了障碍，完成了由被动现代化向主动现代化的根本转变，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以后，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主动现代化的历程。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此，建国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就立即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仅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且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还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看来，所有在国内开展的各项运动，无一不是为着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例如，在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他提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以往的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