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译丛·第八辑
201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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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既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完成新世纪我国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切实保证。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如何认识和体现出“世界性的眼光”,即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之一,为此,我们需要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做到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论点摘编”、“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二章主要讨论书籍的印刷史。这两章主要延续了西方汉学界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以及技术的革新为何未能投人实际运用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作者以图表的方式详细列举了刻本、活字本和抄本在各个工序上的资费,从而总结出书籍的内容和印数所带来的成本才是决定采取何种方式的主要因素。另外,作者注意到刻本中广泛运用宋体字,由于笔画的标准化程度高,刻写速度大幅提高而资费低廉的诱惑战胜了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喜好,宋体字迅速取代更“漂亮”的欧体和楷书成为最主要的刻写方式。这一例子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中国对活字印刷的冷落并非出自情感因素,新技术从出现到广泛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应列人考虑之中。 第三、四、五章讨论读书人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克服获得书籍的困难。这三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表面上出自个人兴趣的行为给予政抬、经济和文化的分析。一方面,把个人的行为提升为社会的共性;另一方面。对这种行为进行兴趣、道德之外的社会学解释。首先,清中期以前的学者之所以精熟于某几种书籍,并拥有超乎寻常的记诵能力,很可能是因为宫藏、私藏图书的难以接近,令他们对书籍的获得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紧张感;第二,私家藏书之所以不愿意对外开放,除了保证书籍不会在借阅中流失之外,书籍还是家族荣誉、私人投资和知识特权的象征,在科举考试中落败的文人必须通过收藏各种善本来提升自己作为文人的声望,使自己有别于一般的读书人。第三,文人不对外公开书籍,但他们却对外“出售”自己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和收藏书籍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兴趣,而是安身立命的本钱。
论著及文献选译 作为满人王国的清帝国:八旗制的统治结构 对176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附款》的研究 晚清的土产鸦片观念 梁启超与晚清中国“种族”之概念化 百日维新在同乡关系与城市空间中的位置 集汉学家、商人和企业家于一身的米哈伊尔·舍韦廖夫 英国议会文件有关上海法租界资料选译 学术综述 俄罗斯档案馆藏部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全宗简介 图书评介 《景善日记》是伪造的 清代中国的新边疆与亚洲诸帝国的历史编纂学:综合书评 熊远报著《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地域、集团、网络和社会秩序》 论点摘编 明清科举旧问题之新回答清代思想的张力:17—18世纪中国思想中的“历史决定论” 清末中国的日常暴力 丑事:盛清的贞洁政治 晚清的灾荒与意识形态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清史研究现在已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么前面提到的这些探究会有些什么结果呢?学者们注意到清帝国的统治者是满人,他们已不再将研究局限于女真/满族史范围以及八旗的历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是在美国,这已逐渐被许多研究者所普遍接受。①这一研究的特点是学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采用了有关族性和身份的分析概念,并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包括许多没有出版的材料)。他们主要想要说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采用的方法不同于以前那样接受儒家正统观念所做的解释,同时要阐释满人的族性身份,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强调满人的“汉化”,因此关注的重点是满人和满族特性。而在日本,通常是将明清两朝当作一个单独的互为关联的整体来看,因此对清代国家形成的背景及其特性的理解是放在16、17世纪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环境中来考察,在此环境中形成了新的力量。②这些学者将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的政权看作发生在东亚世界边缘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的组成部分,他们探究明代末期边疆豪酋和郑姓海上势力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而统一日本的那个政权也是如此。过去对女真/满族史的研究将满人王国的形成几乎看作一个不言自明的论题,并以此为据主要侧重阐释其各种内在机制的形成和功能,而近来的研究则将清朝的兴起当作一个待探究的问题来重新考察,将其置于当时世界历史的潮流中来考察,这不但对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而且对满一清的历史都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 然而除了这些新的研究之外,还可能有什么研究趋向?回顾美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关注满人入主中原前后的延续性以及清代的特征时,基本可以断定其研究是从对中国前近代史和近代史感兴趣而非对满一清本身的历史感兴趣而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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