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201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彭泽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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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从近三十年我所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中选编的一个专题汇集，收入的文章，内容比较集中，具体地探讨了19世纪后半期即从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期问的中国财政和经济问题。这些论文广泛涉及了当时的工农业、商业、外贸、财政、货币、金融、地租形态、行会制度以及社会各阶级等方面，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一些综合性的研究，重在阐明：（一）为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它的革命性质，提供基本论据；（二）清朝政府为镇压起义加紧财政搜刮，进一步引起国民经济恶化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三）太平天国运动后，封建关系的变化反映在城市方面，即手工业、商业行会重新恢复整顿的过程中，它同封建官府、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日渐兴起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联系和矛盾。总的说来，想通过这些方面深入地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过程中，封建经济危机和阶级关系激化的状况和特点。这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值得研究的课题，也是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书中各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以档案和文献资料为依据来进行分析研究的，力图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中去探索基本的历史联系，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质量和学术水平，我以为在加强理论修养的同时，不能忽视对有关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甚至还要切实花点力气去做。这是因为详尽占有资料，乃是研究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条件。这次编集除了对银贵钱贱、财政危机和行会重建三篇加以增补外，其余只就文章的个别字句稍作校改，基本上保持原貌，提供研究参考，敬求指教。
本书所收论文，以档案和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广泛涉及19世纪后半期的工农业、商业、外贸、财政、货币、金融、地租形态、行会制度以及社会各阶级等方面，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重点阐释了在战争赔款和镇压人民起义军费双重压力下，清朝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及其搜刮政策，而清政府的竭蹶搜刮，进一步引起了国民经济的恶化和阶级矛盾的加剧。附录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一文，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更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彭泽益（1916-1994），原籍湖南常德，生于湖南安乡。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43年考入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专攻中国近代史，1945年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历史系助教。1947年初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分册副主编。著有《太平天国革命思潮》、《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编有《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等，另有论文数十篇。
论鸦片战争赔款 一、英国殖民者勒索赔款的三个项目：烟价、行欠、战费 二、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偿还赔款的罗掘 三、战争赔款加重人民的负担鸦片战后十年问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 一、银贵钱贱问题的形成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二、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 三、银贵钱贱促进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加剧成丰朝银库收支剖析 一、收支规模变化 二、银钱比重和实银出入数 三、发行票钞和铸钱收入 四、岁计盈亏和库贮银数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 一、滥发通货强制通行 二、新发通货从流通“壅滞”到崩溃的过程 三、银票、宝钞和铜铁大钱贬值的趋势 四、银价物价上涨的幅度 五、通货膨胀是统治阶级掠夺劳动人民群众的手段清代成同年间军需奏销统计 一、镇压太平军军费部分 二、镇压捻军军费部分 三、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军费部分 四、镇压西南及两粤闽台各族人民起义军费部分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 一、国库空虚与财政危机的状况 二、战时财政措施和搜刮方式 三、各种搜刮收入对筹措军费的作用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 一、行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趋势 二、重整行规对市场竞争的抵制 三、行会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附录一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附录二 彭泽益著述目录附录三 彭泽益传略
插图：这些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虽然大多是沿着旧有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而继续生产，但是，由于战后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新危机，其进一步的正常发展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因银贵钱贱而造成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的状况，不仅打击了原有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同时还导致了农村生产力的萎缩，并促使田价一时趋于低落奇廉。而商人在当时社会里几乎是唯一的积累资金并利用它来扩大自己收入的阶层。问题十分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是难以也不可能吸引和刺激商人及其他富有者对工矿事业投资的兴趣的。即以矿冶业而论，曾经有人就当时云南的情况指出，“云南素产五金，乾隆嘉庆间，天下殷富有独出百万资本开山者，逮道光时，已不多得”，“只知求田问舍，并无出资数万，独请开山者”①。广东在战前也曾是矿冶业较发达的地区，到了战后虽有官府倡导鼓励，但“由于人情之不可强”，富商大贾则多已不肯投资开矿采冶。据1849年广东官府报告中分析其原因说：“至于富商大贾，坐拥资财，向有恒业，每遇市价低昂，尚且锱铢必较，动防亏折，岂肯舍可凭之厚利，姑试于未定之[开矿]新章？”②事实正是这样，当时的富商大贾宁愿使它的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用来重利取息，并购买土地坐而收租，或从事其他有“可凭之厚利”的经营，这都远比投资新建或扩建工矿企业及改进技术装备的基础，来得有利而又有保障。不言而喻，这对18世纪20、3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内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进一步成长，实际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结果，也就不能不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进程起了阻碍和延缓的作用。这样，在鸦片战后期间，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尽管在原有的基础上仍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技术基础落后，远不足以吸收那时破产失业的人群去当雇佣工人。因此，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因“民穷失业”而浮现出大量的过剩人口。马克思在当时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因而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点，在1850年初，他即深刻地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③。
详尽占有史料和精湛经济理论相结合，使本书实际上如一个金融家的分析。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一个转折点的论著中，彭泽益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论据。 ——美国《亚洲研究学报》，44卷第3号，1985年5月它对于所有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人们来说，是必读的论文。 ——日本《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17卷，1985年7月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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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作于1960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是1949年以后大陆晚清财政史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彭先生早年任职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治太平天国史与中外贸易史，1949年以后曾主持编辑多种近代工商业史料，在政治史、经济史、财政史多个领域都有建树。《财政与经济》一书大量利用了经济所所藏的“清代钞档”，虽不免仍受成书年代“以论代史”风气的影响，使该书在1960-80年代的同期研究中显得格外瞩目。如今此书再版，添补了附录以及彭先生的传略及著述目录，使我们对其的生平与学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遗憾的是，如此力作，我们的近代史学界似乎缺乏相关的批判性书评，以致再版时需要引用1980年代仍是博士生的臼井佐知子（现为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评语来“装点门面”。迄今为止，彭先生的“知名度”与他的学问仍是不匹配的，或与他门下弟子不多有关。
经济史研究的必读书目，里面的史料价值确实是高。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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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功底扎实，值得一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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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丰富，质量很好！
好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经济研究方面非常有借鉴价值。而且书的质量非常好，快递很给力。
这本书原来再版了啊……看的还是80年代老版的，当年的价格是1块8啊，30年间的通货膨胀……
该书涉及了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若干经济问题。譬如战争赔款、银贵钱贱、财政亏空，都是关节性问题。史料上也相当之详细，尤其是所作若干统计，是遗惠后学的。然而，由于已经有一大的框架作为预设，即外来侵略者摧毁了本土经济，以及太平天国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因此对于战争赔款的影响，特别地强调。而对于太平天国战争之前一时期地方社会的矛盾情况，所评估也就特别激烈，事实上，有些话，不同时代的人反复地说，未必道光时代就更为激烈，道光时代是否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当地所无法忍受的程度，90年代之后的研究当然是不断地予以否认的。但是，反过来说，由于90年代之后政治语境、学术路向的变化，80年代一批有关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之后几乎可以说完全被忽略，其中所包含的相当多值得延续积累的知识也随之中断，甚至若干年后要“再发现”，是不能不为憾事的。
也不算什么憾事了，毕竟时势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王尔敏就不写非主流史家了。再说了，翻看史料的过程本身就是再发现的过程，历史学家就是不断地知识考古~哦，我的移动硬盘要是有这样的功能就好了，省的我“再发现”已经下载过的东东~
就研究结论来说此书有些地方可忽略，但是经济史研究方法和计量的问题在哪个年代都是不能忽略的，这方面彭先生的论述很精彩，像他这样踏踏实实翻史料做表格数据考订的，如今这年头已经没几个了啦，感叹一下
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咸丰朝和通货膨胀这两篇，扎实得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