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上的中国
201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志彪，郑江淮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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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000
中国加入WTO后以制造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活动的程度越高。拥有的资本形成越多，其中FDI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的后向溢出效应和负的前向溢出效应。但是，过于廉价的劳动力与技术出口国资产泡沫的形成存在着联系，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也发生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本书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出，应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必须改变把开放战略的着眼点和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的、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发展方式上的做法，大力创造、吸收和利用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这是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的战略性选择。
本书论证了简单地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很难实现产业结构的自动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的上下端攀升，中国应该采取策略性产业政策。本书指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必须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走规模化和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创新性人力资源要素在核心区的集聚优势。后发国家及其代工企业可以通过逆向研发外包、发挥本土优势、规范用工制度等战略路径克服后发劣势，进而实现品牌升级，发展自主技术能力。制造企业与零售企业应全方位合作，以自主产业链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以自主分销逐步替代外资低价采购，以自主品牌逐步替代贴牌生产。
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利用中国低研发成本因素，又将对本土企业价值链升级进一步产生挤出和互补效应。本土企业只有采取恰当的专利保护。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利用城市群发展总部经济，提升企业竞争力，才可能顺利实现价值链上的攀升。
刘志彪，1959年7月生，江苏丹阳人。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近年来针对长三角地区和经济全球化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成果。现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共江苏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刘志彪教授是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首批入选者、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江苏省首席中青年科学家、江苏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其科研成果多次获得教育部和江苏省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郑江淮，1968年10月生，江苏盱眙人。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近年来针对服务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现任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江苏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科研成果曾获得江苏省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1章 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代序)
一、问题的提出
二、融入被“俘获”的GVC：高粗放性和弱主动性的发展方式
三、突围被“俘获”的GVC：构建基于NVC的产业转型升级机制
四、构建NVC的中国“链主”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式
五、主要的政策建议
第2章 价值链上的“馅饼”与“陷阱”：策略性产业政策
一、前言
二、加入全球价值链是一个“馅饼”吗?
三、加入全球价值链是一个“陷阱”吗?
四、政策建议：策略性产业政策
第3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
二、已有研究的简要回顾
三、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资本形成扩张现象
四、价值链分工与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一个新的解释
五、价值链分工与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基于
产业层面数据的经验验证
六、结论
第4章 价值链分工、人力资本流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二、理论与文献
三、内涵与现状
四、统计与实证
五、结论与建议
第5章 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
一、引言
二、理论分析和假说
三、实证分析
四、结论
第6章 外资代工：竞争性挤出效应抑或技术溢出效应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
三、研究方法
四、实证分析
五、结论及启示
第7章 逆向研发外包与中国企业成长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三、模型
四、案例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第8章 长三角地区廉价劳动力与资产泡沫的形成分析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
三、一个两部门模型
四、实证分析
第9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与国民收入分配
一、引言
二、价值链嵌入与收入分配的特定要素模型
三、价值链嵌入与收人分配的经验分析：以苏州
和温州为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10章 双边交易平台下国内价值链的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二、分析与假设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发现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11章 后发劣势与中国代工企业品牌升级
……
根据本章的相关研究结论，采取切实有效的知识产权国家战略，从而维护一国的产业安全必须平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解决好保护本国创新成果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两难困境。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吸收更多的产业转移，但同时会阻碍本土企业适应性创新的努力。我们认为应该基于本国技术和国际前沿技术的互补性关系来设定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中国通过早期代工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其技术性成果需要通过出口的方式进一步得到国际市场消费者的认可。在此基础上，需要同国际上掌握着前沿技术特别是互补性技术的企业展开积极的合作，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吸引相关技术“为我所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性格局。摆脱两难困境的另一项政策建议是建立本国市场驱动型的自主创新机制，从根本上摆脱对全球链主的依附性。即便建立起了研发能力，如果没有国内市场作依托，极有可能在技术创新周期中被全球新的技术型链主取而代之。因此需要通过架构创新的持续努力，逐渐整合全球最前沿的创新要素，并根据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需求规律在GVC上有效配置资源。 其次，协调好产业升级阶段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由贫困化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对于经济发展并不那么重要，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Correa（2005）认为Trips协议的推出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保护其全球商业利益的结果。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经吃过日本的亏，日本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模仿，最终创造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本国产业升级处于产品和工艺升级阶段时，大量模仿和反向工程等适应性创新是主要的创新模式，应当实行相对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同时应当构建与外观设计和部分实用新型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本国适应性创新的成果。当本国产业升级由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向功能升级跃迁时，需要采纳相对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例如对实用新型和专利的申请和授予制度构建需要逐步完善。伴随着中国产业的逐渐高端化，这样一种渐进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构建必将有利于本土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
这本书是个论文集，内容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