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方法
2005-4
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
186
无
本书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问题上与学生的对话记录。通过问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在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并阐述了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等问题。本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无论是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极具启发性。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法国奥佛涅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有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等。目前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并多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中、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目前担任全国减灾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顾问等重要社会兼职，是国内外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十几家海外英文杂声的匿名审稿人。
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学问之道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书摘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面加深同学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做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么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的方法。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我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了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群少数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经的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所以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么样提出新的理论上有些体会，我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二十一世纪成为领导经济学思潮发展的大师。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东西被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量减少，所以，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书评在和学生的对话以及其他课程中，我深深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 相信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学者将可以对我国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国将会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我希望这三本对话集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从多青年学子看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曙光并为之努力奋进。
本书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问题上与学生的对话记录。通过问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在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并阐述了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等问题。本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无论是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极具启发性。
无
方法论的学习能使我们更好的掌握事物的一般规律。这本书就是一本很好的方法论书籍。内容大概有三分之一在不断论述本体和常无的重要性和原理。我能从中了解到经济学中的一些假设，原理和理论基础。在以后学习经济学理论上更能事半功倍。而更重要的是以批判和实用性的态度来学习知识。并以学以致用的最终目的来学习才是留学之本。而勤奋的对信息分析方法的练习和娴熟运用才是最终目标，才能有创新的可能。
严谨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自学经济学的，工科出身，哥哥学习的时候，发现以前的专业思维影响很大，一直学习没什么太大的感觉，这本书内容其实也没有多少，主要就是前面的那篇对话，通俗的解释了下 经济学方法论。
对于刚刚接触经济学的人，或者像我这样自学的人，接触一些基本的方法论方面的知识，对理解模型应该是很有好处的，建议读一读
此书是在书店看到，爱不释手，300页的学术书很快就读完了。我是个对方法感兴趣的人，我觉得人类通往智慧之塔顶尖与一个好的方法论是分不开的。林毅夫作为国内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顶尖学者，谈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作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没有不看的理由。本书开宗明义讲了一些基本的道理，即“本体与常无”不看死书，活学活用，站在无的角度独立思考，这个与我不谋而合，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增加了我研究经济的自信。最后他谈到中国还有三十年增长，有三个有利条件：技术差距、高储蓄率和结构升级。还有经济增长的三个必要条件：资本积累、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和正确的观点。此书的不足是，其一因为是分篇谈话录或碎文集结，有很多地方重复。其二，经济大观还不够全面，比如经济周期说的很浅。
总体上讲，本书讲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简洁易懂，逻辑自洽。
久违了，如此清新而平易的经济学方法论！多年以来，学院派经济学家熟悉的方法论语言，统统是西方社会的，从属于那里发生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为了解决那里的问题而发生的流变与论争，以及如此而来的问题意识和基于问题意识的对理论模型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传统的重建，需要在阅读西方理论、以西方语言阐释西方理论、以本土语言阐释西方理论、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对话这样四个环节上同时努力，才可能实现。毅夫与学生们的对话，收录在这里，对我而言，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学家以本土语言阐释的西方理论和以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努力，已经比20世纪末有了更可赞美的进展。
以上所说的那篇“对话”，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另一篇重要的文字，在这本书的结尾处，即2002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2005年刊登于著名的英文刊物Kyklos）。关于“自生能力”概念，我曾在以前对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另一著作的评论中，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故而，这篇评论的重点，如它的标题所示，是经济学方法论，而且是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
人类的知识，根据罗素的论证，不外乎三种来源：其一为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个人知识传统”；其二为间接经验（indirect 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社会知识传统”；其三为内省经验（inspected 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形而上学传统”。罗素此一分类法，略显肤浅，却不妨当做知识理论的起点。这里出现了三个可能的起点，其中，直接经验是最直接的起点。在中国语境里，它被表述为每一位中国人的直接体验。
每一位中国人，只要活着，就有直接体验。注意，罗素原文为“经验”，不包含汉语“体验”所意味的悟性。基于生活经验，每一位中国人都可以进行许茨（A.Schutz）所谓的“二次建构”，即从经验上升为知识的建构，从而形成个人知识传统。知识不同于经验，因为它是一套概念，用来把经验归纳分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后者被装入前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被人们接受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各种经验之间是否相互冲突，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拓展其解释力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就我的阅读而言，叔本华最早意识到这一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各种经验（内容）如何恰到好处地被归纳到我们的各种概念（形式）当中。这就是所谓“判断力”问题，在康德那里，它是所谓“第三批判”的主题。我的理解是，对叔本华而言，它应当是“第一批判”的主题。
也是在判断力问题上，汉语所谓“体验”与英文所谓“经验”，二者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中国思想传统里，身体，是作为经验与领悟的载体而发挥其中介作用的。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传统里，需等到梅洛-庞蒂发表《知觉现象学》之后，才确立其合法地位。由体验而领悟，汉语谓之“体悟”。天与人，知与行，理与心，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原本就是合一的，原本就不是截然两分的。唯其如此，体悟与感通才是可能的。
经济学是西学之一种，其方法论与问题意识当然也就始终沉浸在西方思想传统里，不自知，亦不能自拔。一旦我们需要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原理于中国社会实践时，就遭遇了原本沉浸在东方思想传统里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难免产生冲突。这一思想冲突的经济学表现，就是我们阅读西方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时常有的“隔靴搔痒”之感。从这一个“隔”字，也就产生了中国社会科学传统重建的学术冲动。
毅夫概括的经济学方法，他以“四能力与一心态”要之，罗列在这本文集的67页：（1）行为主体。经济学能力的第一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经济现象迅速辨识其行为主体，即回答“谁做决策？”这一问题。（2）约束条件。经济学能力的第二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主体行为，迅速辨识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及各类方案的机会成本，即回答“成本几何？”这一问题。（3）理论模型。经济学能力的第三项训练是就已经辨识的行为主体及约束条件建构一套逻辑关系，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目标——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可以有多重目标。不仅一石二鸟，而且一石多鸟。因此，如贝克尔反复指出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每一特定场合，指出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目标——回答“哪些变量进入效用函数？”以及“这些变量怎样集结为效用函数？”这类问题。又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约束条件——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受到多层次的条件的约束——包括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无意识世界”的约束，以致我们往往难以判断一项行为究竟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故而，毅夫接受了西蒙教授的“有界理性”假设——在给定的认知约束与信息约束下，对给定的目标和情境，建构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模型（参阅38页以后对盛柳刚同学提问的回答）。关于理性选择模型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当他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对我而言重要到不能忽略的程度时，我的行为是否理性就要依赖于我对他人理性选择的回应是否理性，如此推演，我认为重要的一切他人的行为都应当被视为我的理性行为的约束条件。这导致博弈论框架内的经济行为分析，其特例，就是一般均衡分析，其当代拓展，就是主观博弈分析。（4）数据检验。这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极端重视的能力，也是毅夫所论经济学能力的第四项训练，其哲学基础是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一方面，对遍历陈述的否证在于发现反例；另一方面，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端赖于它是否能够推演出否证自身的检验条件。
以上所论“四能力”之外，在这本书里，毅夫还多次论述了“一心态”——以“常无”的心态对待一切理论。我觉得这一心态十分关键，读者不可掉以轻心，以为不过反映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承接着上面关于理论建模和数据检验两项能力训练的探讨，让我首先引述毅夫在67页的一段阐释：“……但是，能不能从构建模型中体味出千变万化的模型背后共同的东西，能不能将这一部分认识转化为真正存于心里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知道’和‘悟道’的差别所在。……‘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这段阐释，恰与我在上面介绍的中国思想传统的“体悟”、沟通为同一观念。
不要被任何既有理论束缚了视野和思想，这是毅夫阐释的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最要之点：“……‘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之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18页）从日常经济分析和许多具体的理论建模及其数据检验出发，感悟经济分析之“道”。这一黑格尔式的“殊相—共相”辩证过程，被毅夫和他的学生们称为“渐修”与“顿悟”，或者，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过程（65页）。
直觉，西方思想传统里有笛卡尔的几何般精确的定义：从前提推演出结论，每一环节的论证都了然于心，这一过程反复多次，最终可以从前提未经思考而达到结论，就表现为“直觉”（参阅笛卡尔《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笛卡尔的定义，就我所知，实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传统可以提供的最接近东方智慧的定义。当然，西方思想传统里还有神秘主义的潜流，与东方智慧不仅相匹，而且根本上就是同源的，所谓“静以通天下所感”的直觉，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直觉。
但是这一从“渐修”到“顿悟”的过程，若要有所大成，殊非易事。故而，毅夫在140—141页这样论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要成为大师，就必须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对人、对社会的关心中去思索他所处的时代的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个关在书斋中或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汉，即使读破万卷书，顶多也只能达到‘多学而识’而不会成为大师。……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观……”由是，古往今来成就大学问者，诚如静安先生所言，无不经历过求学三境界之第一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受到这一境界的感召，安能坚守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寂寞并且终于获得“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呢？
道之不远人，尤道心之合一也。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如毅夫所论，持“常无”之心态，从“常有”之观察入微，感悟其通理，终可成就对经济学整体的贡献。
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新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纷纷以解体而告终，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当代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而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自亚当•斯密开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直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力。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对他（她）所观察到的真实社会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抽象；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说明一个决策者如何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她）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社会现象。由于同一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或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会变动或是会不同，因此，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
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
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或摒弃
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对理论工作者得挑战，也是一个大好机会
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
“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论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及物质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
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能否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所揭示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在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带有艺术的成分。
大部分人把理论当成了真理
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写在纸上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我接受波普的说法，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
理论不是真理，在决策者是理性的本体论下，每一个决策都会改变下个决策的条件，所以有可能到下个阶段，或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就不能用它来解释了
不能够从约束条件是不是真实本身来说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现象有解释力。
在理论模型中要包含哪些变量，你必须对要解释的现象有深入的了解。
经济学家使用的这种研究出发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传统上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范畴里的许多和人的选择有关的现象。
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模型，甚至任何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模型，都只是人类行为本身的某一侧面的一个剪影，而不是人类行为本身。
任何大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一个不变的终极行为动机为目标，而其他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则是可变的。
临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握、运用那些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学会画大师画过的画。
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关心社会、关心历史。
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但我们不能完全被历史经验束缚，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
儒家的理学里，有“五伦”之说，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朋友之间要有信。
单单有对现象的关注，资料的收集、分析、归纳的“渐修”，如果没有“顿悟”的飞跃，并不一定能够直指人心。
在提出了一个理论后，还要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将这个理论作各种推论，然后看这些推论是否和各种已知的和新收集的经验事实一致
其实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新的经验现象的新理论时，通常是这位经济学家先悟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外生变量，然后才根据这个变量来构建和其他给定的外生变量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靠某些模型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
《中庸》里把“知”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
要达到豁然贯通，必须在心里有一定的追求，要去了解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经济学所学为何，这些问题必须时常放在心里。
如果平常对各种条件、环境、选择对象的特性非常注意，在观察新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从已知之理去推测未知之理，从已知的现象去推测未知的现象
“知道”就是把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悟道”则是把经济学的本体变成思维的方式。“知”是放在口里面的，你会说；“悟”是放在心里面的，“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
不仅学习现有的理论要有“常无”的心态，直接去考察事实时也必须有不受现有理论束缚的“常无”之心。
王阳明在还是小孩时写了一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
只要有心去学，从任何时间开始都不迟，从“困而知之”变成“学而知之”嘛！等到一旦豁然贯通以后，对现象的骨骼和枝节就会一览无余了，就可以掌握全局，变成和“生而知之”一样了。
“三十而立，四是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主张用劫富济贫的方法去帮助穷人，那会牺牲效率，最后穷人也得不到好处
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应该通过对人的理性的掌握和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来倡导一个制度环境，使每一个人的理性选择也同时达到社会理性的目标。
穷人可以用来赚钱的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而富人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资本
我国有句成语“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对穷人的救济、扶持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只是扬汤止沸，我认为经济学家的最大良心在于推动一个让每个人的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的增加的时候也同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制度环境。
《老残游记》当中有一句话:"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必须从改变决定内生变量的外生变量着手
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收入分配等
在外生变量中还要分可变动的外生变量和不可变的外生变量，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只能从可变的外生变量中着手。
一个变量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并非一直不变，必须根据要分析的问题以及所在的环境、条件等而定。
把别人的理论学得再好，顶多也只能成为一位好教授，无法成为一位领导世界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
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理论，或是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
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
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
历史纵向归纳法即《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某一具体工作岗位上的专业技能。
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会跟着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起来叫文化。
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
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导致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就不会有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也就没有公司治理的问题。
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
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
没有比较优势、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尼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
按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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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13042645
页数: 184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丛书: 影响中国·经济学人系列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0
简介如下：
当你翻开两岸三地媒体时，会发现林毅夫这个名字无比的熟悉。
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推出了“2009中国最具影响力40人”榜单，林毅夫赫然在列。
在中国大陆，他是媒体的宠儿，“中国高级智囊”、“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如此多的响亮的头衔和荣誉，让他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在在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他却有两极化的评价，积极的评价认为他是“台湾之光”，负面评价称他为“叛徒”、“逃兵”，以至于在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的今天，他返回台湾祭祖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林毅夫做出的选择总是令人匪夷所思，无论是从台湾大学投笔从戎，还是放弃“明星军官”身份“叛逃”大陆，亦是选择北京大学读书，或者是留学美国归来后选择当学者而不是从政……但是事实又每一次证明其选择之明确。
在两岸三地媒体眼中，他的经历或许是两岸关系中最传奇的旅程。
应该是2004年的仲秋前，林毅夫到济南，晚上五六好友有共进晚餐的机会。当时《论经济学方法论》还没有出版。
晚餐开始，大家虽有些拘谨，但因为林毅夫的谦逊平和，对他人表达时的专注倾听，很快气氛便轻松起来。
读过林毅夫的许多书和文章，对他颇深的传统文化功底很意外，后来知道是我们断了，台湾一直接续得很好。也许应该意外的是林毅夫：大陆怎么这么没文化。我认为，对传统文化谙熟，对林毅夫的治学帮助是很大的。他表示认同。
他向我询问了山东经济发展状况。我报了些总量、结构方面的数字，与江浙做了对比，谈了些自己的看法。特别讲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他均表示赞同。
第二年看到了《论经济学方法论》，很受启发。
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不讲方法、不讲规范，天马行空、自言自语，自以为是、肤浅势利。可笑、可悲到了极点。
也是被乌和之众宠坏了。票友水平不高，演员也就可以放肆了。应该反省的不只是演员。
林老师的《论经济学方法》说做人和做学问的共同点就在于“学与思”。这一本书在教给我了一些经济学方法的同时，再次给我上了一堂做人的课。他强调自己“授人以渔”，那么我就不能只得到“鱼”而已。
关于经济学理论
读一本经济学的教材，并不是就能学到经济学。什么是“经济学”？教材中讲得大多是理论，而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且都不是真理本身。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却又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学经济学，要面对的除了现有理论外，还要面对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的情况。取舍和创新才能让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
关于经济学的本体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林老师认为“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这个定义有非常严密的限定，首先是“做决策时”这一特定的时点上，然后“可作的选择中”这一客观局限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一主观局限。理性是相同的，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以及机会成本都是不同的。或许这就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
关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数学是工具，不是目的。虽然林老师有这样的言语，可是他是在对经济学的掌握到了一定高度以后作出的对数学这个工具的评价。作为还没有跨进经济学大门的人来说，数学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只有掌握好数学工具，才会比较容易被一流的经济学刊物所接受。另外，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经验实证的一个主要方法，也必须掌握。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或者计量模型或许有一些难度，但是，讲现象背后的逻辑理清楚却很简单。所以在掌握数学和计量工具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对理论逻辑的清除认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的不断交替转换，才能真正的把经济学理论从“知道”，变为“悟道”，才有可能有实际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正如林老师所言，理论的提出时一个从“渐修”到“顿悟”，从“顿悟”再到“渐修”的过程。也正如林老师所言，做人的过程也不过如此。我正在渐修中。
林老师是个相当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生于台湾，却为未来能全力与经济学的发展特特以台湾军官的身份偷渡大陆，最后得以成为一代北大名师。（哈哈，不管真的假得，国人在搞真人崇拜的时候，给加上点神秘的色彩是惯用手法，不过名师倒确实是名师。）
第一次在21世纪经济报上读到林毅夫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观点”的访谈，立即被他缜密的逻辑推论吸引，尽管只是一篇访问，但不管是什么问题，林老师总能最终归到中心上，像个太级高手。（这个不是说他像政客般说话啊，是赞美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偶然得了这本小册子，更是从中获得了不少林式思维法，受益非浅，想想还是要整理成笔记，以强化记忆。
孔子说“忠恕”，老子说“无为”，释迦牟尼说“空”，那么林老师就说“一分析，三归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用一个观点贯穿思维方式的全部方面。所谓一分析就是，按照现实情况，分析经济现象中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的特点，决策者目前面临的约束，假设在其实现理性选择的条件下，决策方案有哪些，各个方案的具体机会成本是多少。三归纳则是将经济现象放在历史中，放在同类事件中，以及放在与其共生的各种现象中去分析归纳。而由此出发再衍生到一个重要的治学精神就是“常无”，从前识中了解治学的方法，在现实中使用理论研究方法再得出“可道之道”，再用观察现实以求理论不被“证伪”，暂时接受不被证伪的理论，但依旧保持其“道可道，非常道”的心态，而在实际变化的社会中不断观察各种经济现象，保持从“渐悟到顿悟”再从“顿悟到渐悟”的生生循环的研究过程中去。
以上是我从林老师的方法论中吸取出来的精髓。
至于，具体的各个闪光点，就用摘录的形式摘在下面了……
治学就应该是“谨勤缓和、古今中外、博大精深”，我认为林毅夫在这方面值得学习。
给了三星。并且看似 怀疑 的眼光？为何呢？
下面在哪？
下面没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