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201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
438
无
本书选择以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为背景，通过对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代表的“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文化心态的描述，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第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30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导言 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 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 二 “西潮”、“古学”与“新知” 三 走向专门家之路 四 章、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第一章 求是与致用 一 “学在求是，不以致用” 二 “殚精考索”与“兴起幽情” 三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第二章 官学与私学 一 “劝学”与“学隐” 二 “学在民间”之自信 三 书院讲学的魅力 四 救学弊与扶微业第三章 学术与政治 一 参政与回向 二 保国或著书 三 讲学复议政第四章 专家与通人 一 古老命题的现代诠释 二 “具有广博学识”的专家 三 “博学的人”与“国人导师” 四 从“开山斧”到“绣花针”第五章 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 一 从“大胆假设”到“小心求证” 二 双线文学观念 三 历史演进法 四 《红楼梦》自传说 五 整理国故思潮第六章 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 一 “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 二 《庄子》的挑战 三 清儒之得失 四 章、胡之戴震论 五 对于“汉学”的推崇与超越 六 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第七章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一 游侠之“逍遥法外” 二 “中国之武士道” 三 对于流血的崇拜 四 暗杀风潮之鼓吹 五 联络会党的策略 六 大小传统之沟通 附录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章太炎的学术品格第八章 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 一 被压抑的“文艺复兴” 二 逐渐清晰的文学史图像 三 师心使气与把酒赏菊 四 乱世中的“思想通达” 五 “谬种”与“妖孽”的不同命运 六 千年文脉之接续第九章 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 一 学者为何自述 二 自传与自定年谱 三 “我与我的世界” 四 “诗与真”的抉择 五 “忏悔录”之失落 六 “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主要参考书目人名索引书名、篇名索引后记
可与王说相发明的，不妨举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而衰落期中，必有豪杰之士崛起，其推旧与创新，即导入“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接引西方学术、回归经世之学，实际上将其视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如此自我定位，目光所及，在于“开来”，而不是“继往”。正如梁氏所称，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在于“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但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足证其绝非只是“清学的殿军”。 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在我看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即便如此，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仍能找到不少喜欢“从晚清说起”的知音。 认准“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的钱穆，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康有为专列一章。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对康氏着墨甚少，因其认定“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的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这一思路，在其此前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有所体现，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其贡献在于“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如此立说，表面上相当谦恭，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康、梁、章、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
无
正在预读中，将现代学术史娓娓道来，不觉鼓噪，可见作者文字功底深厚。
陈平原先生的经典力作。
文字叙述的很美，易读不枯燥。
初翻此书，立刻让人觉得这是一本严格且严肃的“述学”之作，没有陈平原力戒的“背后有‘影事’”之弊，不过联系此书写作的社会环境和陈平原的学术随笔《学者的人间情怀》等，陈平原恐怕醉温之意不在酒，他用“求是”的学术表达着隐含的“致用”，书中弥漫着他自己一再强调的“压在纸背的心情”。
《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的选题源起于现实关怀。90年代初的文化界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危机。外部来自社会的世俗文化和反智主义的冲击，学者地位相对沦落。学术界内部一方面则面临着“学风空疏”的问题，“这是一个‘观点走红’的时期，不需要太多的学术涵养和知识储备，就可能由于思想意识的极端化而引起文化学术界的‘轰动效应’”[ 许明：《研究逻辑·学术规范·知识增长》，《学人》第一辑第4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学风不正，各学科专业化之规范尚未正规化，一些“学者”随意入他人领地漫肆批评，且笃信“耳食”胜于“眼根”，无坚实论证之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道统、学统和乃至整个文化价值的失落触发了一种源于清末的久远的隐痛，80年代的反传统的西化意向是否需要更改，这成为一个问题。
在转型的关键时候，陈平原接续其师王瑶先生从事学术史研究，有其深意。他自陈“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页。]联系《学者的人间情怀》等随笔，总结陈平原研究学术史的目的至少如下：一是发挥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剖析潮流，来获得方向感；二是一种“自我训练”和“自我反省”，在探讨前事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确定自己的学术路线，提升学术境界；三是通过专业规范的学术专著的形式，对80年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与浮躁进行纠偏，为学术新规范提供样本；四是为建立新的学术权威、显示新的学术规范，因为“当在描述和评价某种学术进程时实际上已正面或反面凸显某种学术规范”[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赘言甚多，但是只有了解这些，恐怕才能进一步接近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真正立意。这本书确实是一本严格的“述学”之作，书中对章太炎和胡适的学术、思想的写作都很严谨，遵循了严格的学术规范。但是“经世”也可以借重学术，个人觉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陈平原对正处于“混沌”状态的八、九十年代学界转型的箴言，他在书中提出了对于中国学术界之后该往何处去的有益的见解。
陈平原的箴言又主要体现在选择以章太炎为主要个案之一这点上。选择胡适作为个案是因为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处于中心地位，海外学者余英时在七十年代写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时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分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学术典范意义[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现代学人与学术》（《余英时文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点已广为学者所认可。如果说选择胡适是必然，那么选择章太炎可能就是陈自己的“自作主张”了——而且在我看来，陈平原对于这二人，他恐怕是爱章太炎更多些，这不仅是来自行文措辞间的难以言说的微妙感受，更是因为有充分证据显示，章太炎符合陈平原的性情和学术倾向。
章太炎是晚清一代的学者，被梁启超称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界被“五四”范式所笼罩，陈平原选择晚清一代的学者作为个案，这显示了他“走出五四”，“从晚清说起”的目的。陈平原曾概括“五四范式”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 陈平原：《走出“五四”》，《学者的人间情怀》第70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很明显，80年代的学术主导“范式”是“五四范式”，陈平原放弃了这个，将眼光向上追溯到晚清，重新梳理20世纪初的文化系谱，发掘出以往不太被人们所关注的思想资源和学术可能性，发掘出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和另一种的可能性（比如章太炎的“述学”传统）。不仅止于此，陈平原还通过章太炎和胡适的交谊，以他们为代表凸显了“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6页。]，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强调现代与传统的延续性，这是对现代化范式的一种异议。
具体而言，选择章太炎，陈平原至少看重了以下三点：首先，章太炎作为晚清代表，其教养、经历、学识、才情与五四代表胡适均有明显的差异，由于知识类型不同，而发展出大有差异的文化策略。这便于发掘陈平原所欣赏的传统，寻找被压抑的声音；其次，借助于掌门弟子的勾连，原本可能产生代沟的章、胡及其代表的两代学人，获得了某种理解和沟通，章氏弟子如钱玄同、周氏兄弟、沈兼士、黄侃以及其朋友刘师培等进军北大讲学，完全改变了北大的历史，新文化运动大规模展开且大获全胜与此也有关。再者，章太炎虽然与胡适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二人的“共同话题”，属于同一话语系统，在提倡国学、争持墨辨、尝试白话文、写作哲学史等方面，二者通过一系列的勾连，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 参考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2页。]
两代人的“共谋”与“对话”实则可以体现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一是政学分途的演变。书中的前四章“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用了大篇幅来写近代学术的整体趋向——政学分途。在中国传统社会，政学一体，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著述无关世用，恐怕于自己都不会安心。但是进入20世纪，“士”这一角色明显分化，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置政治于何种地位，如何发泄由来已久的“经世”情怀，这确确实实成为重大的问题。康有为、章太炎开启的“求是”与“致用”之争，应时而生，且贯穿了整个世纪。
陈平原考察了章氏独特的致用观：首先章氏坚持政学分途，不以“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或曲学干禄，不以学干政或以政干学，他认为学术和政治各有其内在理路，各有其操作规则与评价标准，不能混为一谈。最理想的设计是述学时讲求是，议政时求致用。但是现实是，这种政学截然分立、互不干扰的局面难以存在，章氏往往是表现为特殊的“致用”观——在“求是”基础上“致用”，“治世必须借重学术；求学不必讲致用；求是之学为无用之用”。这种将史学研究作为切入人事经世途径的做法，颇得陈平原所欣赏：“（史学研究）与具体操作时严格遵守学术规则结合，只要选题恰当，求是之作也能产生致用（发思古之幽情），而致用之作必须符合学术规则（上通故训，下谐时俗）……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特殊方式统一起来。”[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51页。].
正因为章太炎主张政学分途，反对定思想于一尊，所以从发展学术的角度，身为民国元老的他才居然公然反对官学，提倡私学，主张“学在民间”，“他考虑的不是整个国家教育的战略决策，而是在思想史学术背景下，如何保存国学来保存国性，抵抑西化狂潮。”[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08页。]陈平原对私学的代表书院制悠悠道来，书院重“眼学”，重学问贵在自得，重学术自由，重学术境界和人生精神的培养，这些都给人以无限的羡慕之感。陈平原的“纸背的心情”也表露无遗。
进入胡适的五四一代，之前的政学、仕隐与朝野的简单两极对立有所变化，出现了一批非仕非隐作为朝野之间过渡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学优而不仕，自甘于政权之外，通过创造和传播思想观念来影响社会。”[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22页。
]在五四一代，政学分途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四种选择：一是弃学从政；二是弃政从学；三是托政治于学术；四是讲学复议政。蔡元培选择了第三种，他不以学术存之于人心，但是他的功绩之大已不消我们来评说。胡适则选择了第四种，在政论中体现其政治意识，在学术著作中严守“求是”。但是哪有这么简单的“之间”状态呢？徘徊的人一向不太潇洒，第三四种选择的学者他们内心的纠结和紧张恐怕非常人能体会，看看胡适，一生都想“鱼与熊掌兼得”，有着“率性与做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若干二律背反的取向，虽然不知晓他真正的心思，但是这样诸多的难以协调的杂糅，我一直觉得他活得比较累，活得比较纠结，太多的选择也会迷失自己吧。陈平原分析了胡适的政学齐头并进影响了他的治学途径，胡适三十年代学术转向，从主张“通核”讲求“义理”，到推崇“据守”只求“考据”，这与其参政议政有关，因为越是靠近政治，为突出学术的“纯粹性”，胡适在学术上就离义理越远。陈平原这点分析的精彩。
可以看到，从传统社会的政学不分，到晚清章太炎的政学对立，再到五四一代的更对选择，学者虽然已经在身份上专业化，但是心理上还没有摆脱传统“士”的精神。陈平原其实以此也在主张自己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政与学，合则两伤，分则两利”[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学者的人间情怀》第32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可以在选题上下功夫，求是也能致用，这明显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这是他对当时学界专业化后学人如何自出所开出的关键药方。
转型之二是学术路径的转向。主要在第六章“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中体现，章、胡在争持墨辨、对于《庄子》不同解读、对清儒之得失的评价、对戴震、“汉学”的评价等当面有些诸多差异，这些实质上是旧式治学和新式治学的差异，陈平原总结，一是胡适重在“科学”，突出历史眼光、系统整理和比较研究，注重各科学共同的“科学方法”；而章太炎重“会心”，讲“凡例”，区分经、文、哲的不同路径，注重各学科的特征。二是胡适关注文本产生的历史，而不是文本自身；章则主张“识大体”，不满只专琐碎；三是关于中西文化观，胡适主西化论，章则主张多元文化观，讲究“齐物哲学”——“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可以看出，胡适的“科学”和条分缕析等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但是陈平原却对章太炎“相对古老且正在被遗忘的‘述学’传统”，表现了更多的“同情的理解”。他认为章氏的注重研究时的“个人体味”与研究对象的论学宗旨，能为当今学界纠偏；章氏的多元文化观能唤起对传统文化的关注。陈平原在发掘被埋没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正被遗忘的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述学”传统。
综上，可以看出陈平原之所以爱章太炎的原因了，“压在纸背的心情”终于可以释放了，因为章太炎的路径是陈认为对当时学界有指向作用的路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于20世纪90年代学界转型的箴言，一些他认为可行或者期望的道路。
我认为有如下：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学术研究中政学分途，不能以政干学或者以学干政，这不仅是为学术的独立，同时也是为政治的有效运作，因为政治和学术有着不同的运作规则，只有专业化的人操作才能达到最优化。以中国的近况来说，以政干学恐怕是要严重的多得多，而专业化的倾向现代无疑已成风尚和事实，但对于它的批驳之声也风起，一时有一时之秋。
二是提倡“求是”之风，踏实做学问，建立规范的学术机制。[ 对于规范学术机制，陈平原、旺辉等所主编《学人》第一辑重有诸多文章，很有启发。]这一点是针对80年代“学风空疏”的状况提出的。做“求是”之学，哪怕是做“致用”的“求是”之学，都要勤恳、严谨、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这一点是当今也该大力提倡的优良之风。
三是“学在民间”，关注民间的力量。90年代初期，《学人》等一批民间刊物兴起，着实有一种革新之意，但是国家审查制度加强已使辉煌不再。至于私学，只能是我们在相关著述中缅怀的对象了。
四是学者何以自处的回答，学者要确定学问之地位，首先“把做学问作为一种职业工作，这样可以解决很多人内心深处学问与人生的矛盾”，“学问不等于人生，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不只体现在这些学术论文上；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有情趣的‘人’。”[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22、23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这等于将学术拉下神圣的平台，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它，但同时“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只是求知或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39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这被李书磊称为“一种很诚实的矛盾态度”，本人尚未入史学门径，难以体会其中之真意，暗自揣度这是不是陈平原自身对于学术态度的徘徊。其次，对于学问的态度还可以把它当做心灵的一种慰藉，陈平原写到章太炎在因苏报案限于囹圄时，研究佛学来聊以自慰；而胡适则在他心最摇摆不安时，借专注《水经注》考据来“解决思想苦闷”，这种心理调节功能怕是学术的魅力原因之一吧。陈平原还提出了学者的人间情怀，“这是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予的‘责任’”，“这是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的‘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效果。”[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35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陈平原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一条，是一家之言，以后生之学来评价尽显纰漏，但是《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所体现的学术主张——“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和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123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我认为就学术发展而言，是很有裨益和眼光的。
陈平原先生的书，大都具有强烈的可读性，比如《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千古文人侠客梦》以及风靡一时的“大学三书”，这本《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也不例外。究其缘由，乃因陈书大都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爬梳文本细节而构建出有理有据的文章。文章有脉络有筋骨，有内容有血肉——不是奉承陈先生，而是当今如此之类的学术著作毕竟太少太少了。
这本书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两个具有典范性意义的人物——章太炎和胡适——为主要论述对象，通过剖解这两个最能体现晚清以至民国时代的学术范本，把握其思想脉动之源流，分析其思想展开之路径，并揭示出那个时代学者所面临的窘境或矛盾，从而从细部指向清晰可感的宏观论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揭示了学者常常会遇到的几个困境，那就是在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之间的抉择。或许，学者在“官学与私学”之间的挣扎还不是那么普遍和明显，但是，古往今来的中国学者，着实是被其他三个具有张力的概念给折磨的死去活来。
好吧，你是个学者，那么，你的“学术”有什么用呢？孔子就屡次声称自己不能做一个“系而不食”的匏瓜，但仍然摆脱不了回归著述的境地；而庄子则被惠施讥刺为“大而无用”，而庄子呢，也只能是以“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来饰说。如果是在清季，出于学术的内在发展理路也罢，因为外在严酷环境的震慑也好，学者还可埋头书斋，做一些“求是”的考据工作。那么，在民初的社会局势下，学者则没有那么好的涵养可以坐视乱世而不顾了。所以，发掘章太炎和胡适的心迹，还是颇为有趣的。学术不仅仅是纸端的真知灼见，更是有关世道，有关人心的精神历程。
这样，我们姑且承认学术是“有用”的，那么，在哪方面有用？你总不能说学术对于调整个人的精神、锻炼个人的思维有用吧？在一个政治主导一切的国度，这种用途必须得在政治层面呈现出来才行。所谓“内圣外王”，“外”所指涉的就是“王”。学术与政治，这是历代学者致力于统合的两个层面，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统治者以政治威慑学术也好，还是学者以学术影响政治也罢，都是企图把对方融进自己的轨道之中。在国难临头的民国时代，学者们一开始呼吁的是政治层面的改变，但学者毕竟是学者，老认为这个世界的主心骨是“学术”，学术不明，政治难变，学术是内，政治是外，所以，他们就逐渐把眼光转移到学术的建设上。
这样，经过一番“正反合”，学者回到了学术。但问题又出来了，你做学术，是要做专家，还是通人呢？也难怪，中国思想一直是在两个相反的概念之间撕扯。同时，学者也总是想把相反的两个极端整合起来，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章太炎和胡适的学术历程也清晰的呈现出这种两极之间的苦恼。无论是在自己的建树还是在对后代学人的培养上，章太炎的学术贡献自不待言；所以，在分析这个层次的矛盾的时候，陈先生着眼的是胡适，这个拎着开山斧，拿着绣花针，而充满了矛盾的存在。
那么，陈先生有没有解决这些成对出现的矛盾？没有。我们只能说还是去欣赏陈先生的分析过程吧。实际上，这几个矛盾都还是属于中国学术自身的，与社会环境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至于后几章的内容，因为都是属于文学史的范畴，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只是草草浏览。陈先生的文章总是一副面目，前几章能让你看得非常过瘾，但后面的内容就显得有点疲累了。我觉得这可能与陈先生的研究特点有关：陈先生在确立了研究框架之后，是以单篇论文的方式写成每一章，然后再把单篇文章缀连起来形成一本书，所以，在书中我们很难看到逻辑的推演和流畅的论述，让人看到最后不免觉得重复与冗杂。
看了一小部分《千古文人侠客梦》，大致感觉相同。
“后面的内容疲累”，应该是因为读者自己对所看的内容没有研究的兴趣导致的。这说法应该算是客观的吧？
我也觉得疲累，所以也只是草草浏览，但这无法否定陈老师的研究成果。
这个，呵呵，问题是啥是学术，熊以为，那些不是学生，社会科学还不是科学，不能量化，熊见
可以换成＂学说＂嘛，观点不变。
学术与科学又不相同。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