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发现
2011-4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兰君,(美)安德鲁・琼斯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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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学者切入儿童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点。当我们用现代国家民族的观念来讨论社会群体的重组时，国家的概念与每一个个体建立起一种抽象性的关联，在这一关联中，儿童概念的产生就是一系列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儿童话语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国家话语成功地自然化、合理化的概念之一。
编者：徐兰君 （美国）安德鲁·琼斯（Andrew F.Jones）徐兰君,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中国儿童文化史、毛泽东时期戏曲电影及城市文学和文化。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有关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儿童书写的专著Original Subjects:Producing the Chil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 tureand Culture。安德鲁·琼斯（Andrew E.Jones），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专著有《留声中国》（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以及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等，并有众多译作，包括张爱玲的《流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
序言: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达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儿童游戏:中华民国早期的娱乐观念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五四的童话观念与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文心》:1920年代教师作家笔下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风景的发现”与“疾病的隐喻?——冰心的《寄小读者》(1923—1926)与192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抒情现代性演绎殖民儿童:性别,自然,和东亚殖民现代性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儿童形象研究(1947—1949)“卓娅”的中国游记——论建国初期苏联青少年文字的翻译与传播
版权页：20世纪20年代不少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作家都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师，尤其在浙江。罗福林的论文《（文心）：二十年代教师作家笔下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关注到了1920年代中国文坛非常特殊的一组教师作家群体，也即“白马湖作家群”，包括散文家夏丐尊、丰子恺、朱自清和叶圣陶等。因为他们是教师，同时也身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教育界的政治斗争，从而形成一种团体意识；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是把儿童培养成为现代化、思想自由的良好国民，这些又成为他们的创作和教学的焦点。这篇论文以这一作家群的散文、小说和教材为中心，讨论了他们对童年的想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以及在其中交叉表达的某种以儿童形象为理想的道德自然主义。尤其是文章第二部分对《文心》一书的探讨尤其值得关注。《文心》是叶绍钧和夏丐尊为当时中学生（13-16岁）编写的课外教材，以讲故事的方式通过记叙几位同学之间的友谊与他们和老师（尤其是国文老师）的交往来阐释各种科目的学习方法及其相应的写作方式。罗福林非常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书中一些重要主题如用现代教育方法教授古典文学、对现代中国教育进行反思与批评及写作的道德观等，以考察此教材如何诠释了教育、写作、白话文等现代概念。作者在论文的最后提醒我们《文心》提出了一种描写教育的新手法，也即是写“文章”。徐兰君的论文《“风景的发现”与“疾病的隐喻”：冰心的（寄小读者）（1923-1926）与192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抒情现代性》从“风景的发现”、“疾病的隐喻”及“童心的发现”等角度来分析冰心如何把各种不同的话语包括基督教教义、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及中国传统诗词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在她看来可以被孩子理解的情感话语。同时，作者指出，这组名义上写给儿童的书信在当时却多为青年成人读者所阅读，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冰心所建构出来的“小读者”概念不仅仅指称生理意义上的儿童群体，更重要的是代表了1920年代中国还未充分发展起来的非精英的普通读者群。这个概念本身隐含着在当时非常难得的跨越社会等级差别的平等概念，而这也解释了冰心的作品在当时那么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博雅文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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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都只有很短的历史。现代人普遍认为儿童与成人有别，并认定童年是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但这种观念在西方只不过是近四五百年才有。在中国，传统上儿童被视为一个尚未成熟和合格的人，向来“尊老”更甚于“爱幼”，直到一百多年前才重新“发现”了儿童，转而将他们视为民族国家的希望，寄托着对未来国民的设想，“赤子之心”和“天真纯洁”未失的儿童，还促成了对成人世界的反省和再造。
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新理念。细究起来，这本身就源于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古老而沉重的传统已变成前行的负担，唯有“新人”才能开创出新的未来，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已经不再是远古的尧舜时代，而是一个全新的未来。1900年梁启超写下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热烈召唤一个进取的“少年中国”来取代那个没落守旧的“老大帝国”。在这之后，一代代的中国人都将革新、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身上。
这里的“儿童”或“少年”实际上无关乎实际的生理年龄，更多的倒不如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意识，即重视和相信新人将成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并引领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儿童”在那个时代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隐喻，象征着国家由弱小而蓬勃发展的抽象进程，民族的发展被认为有赖于儿童的发展。
本书所论述的主要就是1900到1950年代这半个多世纪中，“儿童”在中国民族国家历史中的特殊形象，它事实上直到今天仍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从各篇论文中可以看出这种种观念是怎样被建构和落实的：从晚清童蒙教育中向儿童灌输现代观念，到五四新文化人喊出“救救孩子”（鲁迅这句著名的口号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指“救救中国的未来”），再到致力于创建现代儿童文学，进而用全新的儿童形象来引领和教育儿童。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早半个世纪很难想像会有政治人物这么强调。
儿童在此前的中国史上从未被如此认真看待过。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童心崇拜”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幼稚”和“天真”这些概念也被赋予了正面价值及崭新的意义。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重要作家都致力于发展现代儿童文学（“专为儿童用的文学”是前所未有的），而拥有“童心”的成年读者也作为一个崭新的读者群同时出现了。
正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下，儿童文学并非一个简单的美学问题，所以并不奇怪的是，鲁迅虽然一向鼓吹改革儿童教育，但他自己翻译的儿童文学，却从未将现实中的儿童视为这些作品的读者对象。儿童在鲁迅作品中几乎都是哑默无声的。他其实是将自己的希望投射到一个抽象的“儿童”身上，希望他来摆脱传统文化的阴影，负载成人已失落的童心，并通过他来落实对未来中国的想像。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儿童”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个个孩子，倒不如说是成人所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这个时代急切地想要用儿童来展示一个“新人”的形象，一个符合成人价值观和希望的的全新公民。从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开始，国家力量开始大规模介入这种对新人进行再教育的进程，而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通过一系列具备公民美德的典型“理想儿童”的形象来让下一代成为符合未来需要的新国民，因为儿童关乎“国民素质”。在1949年后，这些“理想儿童”已衍化为一个庞大的系谱，从草原英雄小姐妹、小兵张嘎到赖宁。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但其实少年英雄其实直到20世纪才大量涌现。
回顾这段历史，最令人感慨的，正如作者之一的徐兰君所言，虽然许多人一再赞美儿童的力量，但儿童的解放却似乎有赖于成人的行动——他们并不是实现自我的主体，而是寄托着成人理想的客体。人们注意的焦点与其说是儿童本身，倒不如说是别的问题。实际上，近代的妇女和劳工大众也是如此：他们和儿童一样，都是原先的边缘群体，都是在近代被“发现”，并被赋予美德和力量，认为是民族解放的基石，都是别人而很少是他们自己发出声音。
更有甚者，正如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说的，一旦“发现儿童”，整个社会反倒在态度上对孩子生出许多要不得的关注与约束，这种特殊的重视可能还比原先的漠视或误解更糟糕。由于太过关怀孩子，因此就不免加意想把孩子塑造成某种理想模型——以前不过是为了“列祖列宗”而教养小孩，现在还加上“社会福祉”、“国家富强”、“中华之崛起”等种种理由，总之人生的意义被设想为是做一个“有用”（常常是“对国家有用”）的人。
当下有孩子的家长几乎无不重视子女教育，有关儿童教育的争论几乎从未平息。如今中国已经没有那种迫切的危亡感，但父母仍然常常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未实现的希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孩子从“民族的希望”渐渐变成“家庭的希望”，从而加剧了那种“从娃娃抓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全民焦虑。如果把孩子视为一个有潜质的、值得尊重的人，那么就不应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一种被塑造、被引导的被动角色。尼尔•波特曼曾说，在现在这个媒体环境复杂的现代社会，童年已经消逝，因为孩子和成人之间难以再有区隔；同样，如果我们把孩子只看作是一个“小大人”，寄托了太多沉重的希望，那么恐怕孩子也将失去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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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p.56：《蒙学学》：当作《蒙学报》
p.105：《中国末代王朝》（Late Imperial China）：从上下文看，这是一本名为《帝制晚期的中国》的学术期刊
p.112：奥布霍科夫（Obukhovka）：似当译作“奥布霍夫卡”
p.223：满洲里：当作“满洲”
人生原本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童年”、“少年”这样的词语其实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给予时间上大致的参考作用，其他也无太多意义吧。
相对于教育手段的变革和更新，保持人生和人性的完整性才是当下教育需要深刻思考的方向，当对小孩儿的教育变得太过功利，便会失去这段时间应有的天真，人生也就会相对的变得不完整了。
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对教育的重视，应当来自于对自然性、人性的基本尊重。
我对弗洛伊德学说很无兴趣。但我认为，要想真正理解儿童，尊重儿童，保护儿童，应该从儿童心理学入手。
我就是小孩，做大哥，做大姐
唔，很赞同这句话：“如果把孩子视为一个有潜质的、值得尊重的人，那么就不应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一种被塑造、被引导的被动角色。”
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好像也是这种观点，儿童是近代才被创造出来的。
今天才发现徐老师竟然在这里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