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丛书 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2010-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 弗罗洛夫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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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4月27日至28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努力形成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随着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全国各地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的热潮，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全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乘势而上，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力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之中，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取文本分析、思想史研究等方法。如前所述，中国学研究属于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因此，对中国学研究首先必须立足于文本研究，同时必须进行思想史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在具体问题上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话语分析方法中笔者力图突出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 所谓语境就是指话语环境。关注语境在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是学术理路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语境分析、语境关怀体现了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洛夫斯基（Malinowski）便在语言学界举起语境研究的大旗。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理论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哲学界兴起了结构主义思潮。同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也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符号学的发展。结构主义、现代符号学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语言转向”，而语言转向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语境问题。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互为依赖的词的系统，每个词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其他词的同时在场（Presence）。这就是说，语境对于语词的意义十分重要。
韦磊，1976年12月生于安徽六安，200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讲师。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研究特色是立足学术史，从跨文化角度重点研究美国中国学，近年来围绕该研究方向在《现代国际关系》《社会》《世界民族》《人文杂志》《新视野》《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导论史论篇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美国中国学研究 从《当代美国的“显学”》反思美国中国学研究 关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学问题的讨论史家篇 引言 抗战时期来华对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黄宗智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的特点 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背景范式篇 引言 美国中国学的西方中心范式——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为例 杜赞奇的复线历史范式的内涵专题篇 引言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界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后 记
此外，关于费正清的研究，笔者以为还可以尝试进行版本学的研究。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曾多次再版，而每一版本不仅有新内容的加入，而且也融人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因此，对该书进行版本学研究无疑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费正清。笔者在本篇中，专门探讨了抗战时期来华对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影响。关于费正清的研究，笔者以为，还需要将费正清一生分为不同阶段，进行不同阶段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因此，笔者在本篇内也将探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通过研究可见，费正清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时局中对于中国发展态势的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都是有深知远见的。 第二，需要拓展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学家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学家，至多将研究的对象拓展到了保罗。柯文等。但是自中国学创建以来，海外学界涌现了一批批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研究。例如，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看，保罗·柯文以来，逐步形成了广泛的反思潮流。而在反思中国研究的过程中，黄宗智则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学者。他不仅进行历史研究，而且不断地对中国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和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黄宗智的反思是接续保罗.柯文的。保罗.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而黄宗智则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避免“中国中心观”对人们认识中国的束缚。因此，他提出了要走向实践历史。此外，在美国中国学家中，近年来还有诸多代表性人物需要关注。如运用后现代史学研究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就有何伟亚、杜赞奇等人。其中，杜赞奇也对中国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讲，杜赞奇的突出之处，是他试图将人们关于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转变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上来。如果更深入地分析杜赞奇的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观、方法论等方面都受到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影响，并试图走出一条新的中国研究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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