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评传
1998-12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东方朔
417
307000
无
刘宗周是明末的一位著名的儒学大师。 明代中叶以后，以阳明为统领的心学弊陋日显，以至流为空虚，宗周生逢其时，对王学末流之诟病勉力匡挽，思以补偏救弊，其学说远承近接，提清诚意，归约慎独，由阳明会通程朱，并反溯《大学》、《中庸》，而独出义理规模。应当说，王学末流之病，经由宗周的一番着力扭转，学风逐渐趋于健实和客观。 宗周一生，主要是学者的一生，虽然他很早就走上了仕途，但他一生实立朝者却只有四年半，其余大部分时间勤于著述。宗周思想推本于濂溪及程朱，而与程朱又皆有龃龉；得源于阳明，而为说又另立系统；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切磋于高景逸、陶奭龄，而其思想迥非高、陶所能和同。人们认为，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此说当不为过。 本书系统地描绘和评述了宗周一生的思想发展，尤其对宗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宗周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了说明，力图呈现出宗周思想的整体面貌与基本性格，并藉此展示出儒家心性学说的规模与特点。
东方朔，原名林宏星，1963年6月生，江西省寻乌县鹅湖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曾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参与编写论著多种，著有《刘蕺山哲学研究》等书。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前言第一章 生平与业绩第二章 “天下之大计、终不外乎人心”——宗周的政治主张 一、批难现实 二、弘扬圣政第三章 “始于主敬，终归慎独”——宗周思想的发展第四章 “盈天地间一气”——宗周的理气论 一、“理即是气之理” 二、“离器而道不可见”第五章 “心性不可以分合言”——宗周的心性观念 一、“喜怒哀乐以四德言，非以七情言” 二、“天非人不尽，性非心不体” 三、“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第六章 诚意与良知之辩——宗周的诚意学说 一、“意为心之所存” 二、“诚意即慎独” 三、诚意与良知之辨 第七章 意念之辨——宗周的化念主张 一、意念之别 二、养气与化念归心 三、心意知物第八章 “良知即是独知时”——宗周的慎独理论 一、对良知教“始疑中信”的机缘 二、“慎独一著即是致良知” 三、“天之托命处即吾心之独体”第九章 “独即在静存”——宗周的工夫法要 一、摄省察归存养 二、“君子见几而作” 三、“诚敬即夫破绽”第十章 “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宗周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附录 一、刘宗周简谱 二、主要参考书目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后记
一、“喜怒哀乐以四德言，非以七情言” 已发未发讲的是人心中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活动。这对范畴最早来源于《 中庸》上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此可见，已发未发所涉及的 内容与中和、大本达道有关，而这些问题到宋明时期成为儒学家所讨论的心 性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已发未发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它也关 涉到人的心理、情性等，许多学者将“未发”看作是“寂然不动”之体，将 “已发”看作是“感而遂通”之用，这又与《易传》中的“易无思也，无为 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关。这样，已发未发便不仅与中和、 情性相联系，而且还被赋予动静、体用，具有形上学的性质，例如有些儒学 家以为喜怒哀乐之“未发”便是指禀然自然的天地之性，而已发则是人的喜 怒哀乐之情。由此可见，已发之情乃来源于未发之性，所以未发之性是不偏 不倚的，故谓之“中”，而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亦即发而皆契合于“中” ，便谓之“和”，宗周对这些问题皆有他自己的见解。 总体地说，在已发未发问题上，宋儒虽各有所论，但大多数认为未发为 性，已发为情，并将喜怒哀乐四者认作是已发之情。宗周不同意此说。宗周 首先将喜怒哀乐收归于独体所有，视作超越层而非经验层，如此一来，喜怒 哀乐便不属于情，而属于性或性之德，与仁义礼智处于同一层次，是专指四 德而言，而不以七情而言；七情在宗周那里另立说法。喜怒哀乐既然是属独 体本有，那么，套用已发未发之说，则它属于未发也显而易见。但说喜怒哀 乐为未发并非指喜怒哀乐不曾表现，或空无一物，而是即无而即有；而且未 发也并非专指静或不动，而是即动而即静。由此，即有即无，动静一理，存 发一机，中和一性，基本上表达了宗周在已发未发上的独特持论。宗周之所 以有如此之持论，又与其理气论密切相关，在宗周那里，喜怒哀乐之所以属 性之德，乃源于一气流行的气序，而七情即是这一气序的错杂，故而喜怒哀 乐就天道言即是元亨利贞，化之为四时即是春夏秋冬。宗周这些说法都与前 人不同。 我们曾经说过，宗周为学的基本性格即是以统合为特征，也就是说，宗 周对先儒所讨论的大多数正反的哲学范畴皆采取统而一之的方式加以处理， 将对立面加以消融(注意不是取消)，如羚羊挂角，了无痕迹。而已发未发及 其所涉及的中和、情性等等问题，宗周也作同样处理。所以，宗周反对朱子 等人在这些范畴、概念上作过细的划分或作相互对立的处理，同时又将他一 贯注重工夫的特点表显无遗。宗周说： 朱子以戒惧属致中，慎独属致和，二者分配动静，岂不睹不闻与独有二 体乎?戒惧与慎独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复有致和之功乎?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气象，正要人在慎独上做工夫 ，非想象恍惚而已。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正恐人滞在气象 上，将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 宗周上述二条语录大体作于天启六、七年间，而此时正是他大谈慎独之 说的时候(天启五年正式有慎独之说)。显然，在宗周看来，朱子将戒惧与慎 独看作两种工夫，且两者分配动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朱子有关已未发的观 点本身十分复杂，其间还有以他三十七岁为界的中和新说和中和旧说之分； 在中和旧说中，朱子主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性体心用说；中和新说中，朱 子却提出了心体用说，心本身就兼赅形上形下，已发未发，“心无间于已发 未发，彻头彻尾都是，那处截做已发未发?”但确乎实情的是，朱子已发未 发涉指了体用性情等关系，这种分别的说法，宗周却并不同意。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宗周认为不睹不闻就是此独、或此“独体”，但这一独体即是中 道，如是，中道、独便是此隐且微处。依《中庸》的说法，戒慎与恐惧于此 不睹不闻之中与慎独(此“独”乃就作独体说)其实就是一个工夫。这样，慎 独工夫既是致中，亦复包涵了致和。在宗周那里。以“独”或“独体”收摄 不睹不闻，又以“致中”来收摄“致和”，致中即是致和便成了他在已发未 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的突出之处就是本体与工夫呈向里收，并将 各种分别对立的范畴加以消融统合，达到一体而化。 宗周之所以这样处理问题，必须返回到他的思想历程中来分析。我们说 过，宗周此时正是全力述说他的慎独之论的时候，他不仅主张慎独当作一个 重要的工夫，而且提出独体，要将慎独阐发为一种理论系统，这是宗周的内 在用心。所以当他在天启六年(1626)读书于韩山草堂时，一方面明言慎独的 首功在于静存，另一方面则常藉静坐以澄心，思考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 年谱》记宗周在韩山草堂时“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久之勿忘勿助，渐见 天地浩然气象，平日严毅之意，一旦消融。”可见，宗周在体验已发未发问 题时总是与他的学说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依宗周，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并 非将此气象作一物看，而要在慎独上做工夫，若忘却慎独工夫，人们便难免 落于神思恍惚，将体验未发气象看作是揣磨和想象。宗周言已未发总是紧扣 他的慎独论，他担心的是人们将未发之中当作一物。这样，已发与未发便有 割裂的趋势，如果任其下去，便会走向朱子(按宗周所理解的朱子)那样把戒 惧与慎独当作两种工夫的路数。更有甚者，若热衷于体验未发之中，并将中 与和相对立、相分离，那么，所谓未发之中便难免落于想象和空寂，及其至 者，便与佛说无异。因此，宗周认中为隐微之地，而又通于他的独体，将未 发之中与已发之和两相收摄，融于一体，如是，人们慎独(也自然包括戒惧) 便是致中，也是致和。宗周说： 隐微者，未发之中；显见者，已发之和。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为中 ，为天下之大本。慎独之功全用之于立大本，而天下之达道行焉。此亦理之 易明者也。 隐微即是中，然而，这个隐微之中既是未发的天下之大本，又是已发的 天下之达道，这样，学者如能存此中养此中，那么已未发皆全被着力一贯， 这种存养的工夫便是慎独，所以慎独工夫既是致中，又是致和。 宗周如此立说，固然圆了他的学问上的统合特性，不过，宗周内心的隐 忧却总是无时不已。这一隐忧便是人的喜怒之变常常活泼不已，如果人们体 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没有切实的工夫，那么，胡思乱想不着边际也可能被 认定为这种气象，这样，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道也就不成其为中道。宗周用 隐、微说此中道，其实内心里的确包涵了某种警励在其间，要人们刻刻警励 于未发之地，使喜怒格于中道。宗周说： 喜怒最易呈，鲜有能中其节者。人试于喜怒已发后，返证未发之体，方 知实有不中节处，若就事理衡量，则毫厘千里矣。 人的喜怒是时收时发的，这种收发很难中规合节。但人们如果以为在喜 怒已发之后来证其是否合于中体，那么这种做法便显然是事后诸葛之智，但 这种事后诸葛只能说明工夫未做到实处，实在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 要纠正这种偏差，依宗周，就是要人在未发处用工夫，在喜怒未发前用力涵 养，即已发时会自然合于中道，如此就能达到大本达道的境界了。 P128-133
其他版本请见：《刘宗周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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