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
2009-10
武汉大学出版社
江枫
332
无
未来的文学翻译史，不知会怎样回顾和评述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文学翻译的理论形势而言，如果要同中国历史上某个朝代、某种状况进行类比，在一定程度上，很有点五胡乱华的味道。 我国翻译理论界，很有一批热衷于充当海外理论二传手的所谓“纯学者型学者”，特别热衷于传送而不论传了些什么，他们天真地或故作天真地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所有世界各国各族，似乎全都沿着一条直线前进，都走一条路，就是欧美人走过和正在走的路。 所以，不论什么观点和主张，西方有的，中国就该有，没有，就该补。于是，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时纷至沓来，铺天盖地、气势汹汹，影响最大的，当数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的解构主义、未经消化的解构主义，略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解构主义，形式多样，生熟俱有。 最初登场的是“多元互补”，然后是“文化转向”，直到公然呼喊“解构忠实”和直言不讳地提倡“创造性叛逆”。 究其实质，是一场极大的误会，是我们热心的二传手，把国外比较文学中涉及“翻译”的“研究”，一概当成翻译学的翻译研究引进。
未来的文学翻译史，不知会怎样回顾和评述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文学翻译的理论形势而言，如果要同中国历史上某个朝代、某种状况进行类比，在一定程度上，很有点五胡乱华的味道。我国翻译理论界，很有一批热衷于充当海外理论二传手的所谓“纯学者型学者”，特别热衷于传送而不论传了些什么，他们天真地或故作天真地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所有世界各国各族，似乎全都沿着一条直线前进，都走一条路，就是欧美人走过和正在走的路。 所以，不论什么观点和主张，西方有的，中国就该有，没有，就该补。于是，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时纷至沓来，铺天盖地、气势汹汹，影响最大的，当数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的解构主义、未经消化的解构主义，略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解构主义，形式多样，生熟俱有。
江枫，原名：吴云森，1929年7月30日出生上海，祖籍安徽省歙县，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2月参军，历任记者、编辑、政治教员、研究员；1951年当选为江西省文协首届常委；1956年入北京大学，参与创办《红楼》并任副主编；1962年入北京编译社；1978年在密云创办《寸草》并任主编；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成为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创始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91年获得国务院社会科学突出贡献特殊津贴；1995年成为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惟一得主。1996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暨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汉语诗坛》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荣誉顾问；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顾问。
译难，评亦不易卞之琳的译诗理论：以似致信，形神兼备——卞之琳先生追思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怀念卞之琳先生——一位伟大的翻译理论家傅雷，一位被误读了的语言艺术家——读傅雷译作部分评论有感ULYSSES是不是天书——萧乾、金隄两家译本抽样致《书屋》欺世盗名侵权之风不可长——读《世界诗库》二、七两卷反批评也该实事求是——答飞白和吴笛的诽谤就英诗汉译形似与深思答许渊冲先生答吴笛所谓“商榷”“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学术有假，不可不察——读许渊冲的《文学与翻译》答谢天震先生——对一种伪翻译学反思的反思先生，水已够浑，幸勿再搅——驳谢天震先生又一谬论湖畔诗魂——序杨译《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史沫特莱 不朽的战士——《中国的战歌》译序《不够知己》译序就《布谷》译法致德豫一览众山小——序曹明伦著《翻译之道》风格，即其人——序周建新博士论文关于郭沫若译雪莱的讨论答Hongxiuxiu问就《暴风雨夜》译文答辜正坤先生朱生豪的话，未必就是真理公正，是一切评论的道德底线——读商瑞芹《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实践不同的成果
所以，卞先生的主张似乎可以概括为：“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我很高兴，卞先生对这样一种认识没有表示异议，今天，我要说我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永志不忘。检阅我国的文学翻译成果，无数的实例可以证明，这是文学翻译要取得成功的必由途径。谁相信，谁就有福。事实上，任何严肃而有抱负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论起步何处，迟早都一定会在某个岔路口汇合到这同一个方向上。 当我经过一段摸索，终于体会到“译诗，必须力求形神皆似”，甚至，“形似而后神似”，当我把这样的体会形诸文字时，曾以为是我独特的体会，而当我为了写文章祝贺卞先生八十华诞而仔细读了他的相关著述时才发现，卞之琳先生早就说过了对于“形式近似”的“刻意追求”。 卞先生有关“破‘信达雅’说”之说，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贡献，毫不亚于“‘信达雅’说”提出之初的历史功绩。中国的文学翻译已经成熟到能够而且必须理解，所谓“信、达、雅”，对于文学翻译，并不是三个对等并立的原则或标准。而严复提出的，恰恰是他认为对于翻译是同等重要的三个标准。无论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还是逻辑学或进化论，也无论原作的语言风格如何，他都一概要求译文雅驯，因为他认为只有雅驯的语言才能把他相信是有助于救亡图存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之命运所系的庙堂。 但是，对于文学翻译，特别是对于诗歌翻译，等同地对待“信、达、雅”或是追求原作以外某种独立自在的“雅”，全都是不可取的。很有一些错误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全都发端于“信达雅说”，或是以“信达雅说”作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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