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
2009-3
浙江大学出版社
聂振斌
208
无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六卷遴选六位中国现代美学家——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丰子恺、朱光潜的相关论著组成。将中国现代美学卓具代表性和成就的名家作集中的文献整理，迄今可能还是第一次。 《文丛》所说的“现代”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并以此区别于通常的“近代”、“当代”两个概念。这50余年间，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中西古今思想文化大撞击大交汇的时代。异族入侵与古老帝国的衰亡，洋务派师夷长技、戊戌变法制度改良的失败，使得国人应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由被动转向自觉。20世纪初年，梁启超明确提出了“新民”的主张和“学做现代人”的问题，倡导人的革新和“精神之文明”的建设。由此，国民性改造成为进步的文化人士、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人、精神、心理、文化等的变革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课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美学开始进入中国文化视阈，“美学”、“美育”等专门学科术语引入，中西美学思想、观念、方法等撞击融会，走在时代前列的一部分思想家、学者开始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改造更新，并积极试图以美与艺术来启蒙民众、培育民族新人格。这个阶段的中国美学，既有学科建构与理论建设的探索，也有直面人生与关注时代的激情，并由此构筑凸显了自己的某些特点特征，既不同于西方美学，也不同于晚清以前的中国古代美学和建国以后的中国当代美学。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或静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出生于一个不太富裕的书香家庭，自称“中产人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从小中国旧传统教育，以科举考试为前程。十五岁（1892年）考中秀才，名噪乡里。以后，又连续两次应乡试，皆不果。从此放弃了科考仕途，转而学新学（即西学）。但他步人青年时代，家境已很窘困，无资就学深造，出国留学更是梦想。但读书学习又是他的天趣，因而不得不自谋生计，勤工俭学，自学成才。二十一岁时（1898年）离开浙江到上海，经人介绍到康梁改良派创办的《时务报》任司书和校对。他一面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到罗振玉开办的“东文学社”学哲学、文学、英语、日语等。不久，改良主义运动失败，《时务报》被关闭，王国维自然失去工作。但由于罗振玉很赏识王国维的才气志向，便聘请他做自己创办的“农学社”的庶务，照旧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听课。从此他与罗振玉结下不解之缘，罗振玉成为影响他人生道路的长者和朋友。二十四岁（1901年秋），罗振玉资助他到日本留学，学习物理、数学等。第二年秋因病回国，跟随罗振玉相继于上海、南通、苏州等地从事教学工作。在此学习期间，对哲学、美学尤感兴趣。在学西方哲学概论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等人，遂之研读他们的著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批评和教育论文、杂感等。三十岁（1907年）随罗振玉入京，罗任清朝学部参事并引荐王国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之职。其后，又改任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编译，有机会阅读图书馆所藏典籍，并从事中国诗词、戏曲研究。
聂振斌，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蔡元培及其美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
序论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导读王国维及其美学上编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近年之学术界《国学丛刊》序哲学辨惑论性释理原命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汗德画像赞叔本华与尼采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附：叔本华氏之《遗传说》）教育杂感四则教育小言十三则教育小言十则去毒篇论教育之宗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下编论小学唱歌科之教材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孔子之美育主义人间嗜好之研究文学小言《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附录《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清真先生遗事（选录）中国名画集序此君轩记墨妙亭记二田画庼记《待时轩仿古钤印谱》序梁虞思美造象跋甘陵相碑跋宋元戏曲考（节选）译本《琵琶记》序附录《静庵文集》自序《三十自序》一《三十自序》二总跋
上编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日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且夫世之所谓有用者，孰有过于政治家及实业家者乎？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暂之别也。然则人而无所贡献于哲学、美术，斯亦已耳；苟为真正之哲学家、美术家，又何慊乎政治家哉！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同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蒽然以听命于众故也？ 至我国哲学家及诗人所以多政治上之抱负者，抑又有说。夫势力之欲，人之所生而即具者，圣贤豪杰之所不能免也。而知力愈优者，其势力之欲也愈盛。人之对哲学及美术而有兴味者，必其知力之优者也，故其势力之欲亦准之。今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美术，既不能得势力于我国之思想界矣，则彼等势力之欲，不于政治，将于何求其满足之地乎？且政治上之势力，有形的也，及身的也；而哲学、美术上之势力，无形的也，身后的也。故非旷世之豪杰，鲜有不为一时之势力所诱惑者矣。虽然，无亦其对哲学、美术之趣味有未深，而于其价值有未自觉者乎？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且此宇宙人生而尚如故，则其所发明所表示之宇宙人生之真理之势力与价值，必仍如故。之二者，所以酬哲学家、美术家者固已多矣。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 论新学语之输入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人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如上文所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na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是已。夫谓Infinite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Time（无限之时间）日宇日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自概念上论）也。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扦格之虞，二也。（叔本华讥德国学者于一切学语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谓如英法学者亦如德人之愚，则吾侪学一专门之学语，必学四五度而后可。其言颇可味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虽然，余非谓日人之译语必皆精确者也。试以吾心之现象言之，如Idea为“观念”，Intuition之为“直观”，其一例也。夫Intuition者，谓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观念亦然。观念者，谓直观之事物。其物既去，而其象留于心者，则但谓之观，亦有未妥，然在原语亦有此病，不独译语而已。Intuition之语源出于拉丁之In及tuitus二语，tuitus者，观之意味也。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为最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Idea之语源出于希腊语之Ictea及Idein，亦观之意也。以其源来自五官，故谓之观；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谓之念。或有谓之“想念”者，然考张湛《列子注序》所谓“想念以著物自丧”者，则“想念”二字，乃伦理学上之语，而非心理学上之语，其劣于观念也审矣。至Conception之为“概念”，苟用中国古语，则谓之“共名”亦可（《荀子·正名》篇），然一为名学上之语，一为文法上之语，苟混此二者，此灭名学与文法之区别也。由上文所引之例观之，则日人所定之语，虽有未精确者；而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则其不用之也谓何？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然近人之唾弃新名词，抑有由焉，则译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估屈而不可读。然因此而遂欲废日本已定之学语，此又大不然者也。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余虽不敢谓用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不能逮（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而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若夫粗漏佶屈之书，则固吾人之所唾弃，而不俟踌躇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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