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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史

[日] 吉川幸次郎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1-12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

[日] 吉川幸次郎  

译者:

章培恒 等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吉川幸次郎氏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泰斗,在国际汉学界亦负盛名。不仅著作等身,且多独到之见。就这部书来看,无论是他对诗人、诗篇的论述抑或他所展现的中国诗歌发展的脉络乃至中国文学的整个历程,都跟我们熟知的颇不相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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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日本人研究汉学的论文集,书中对于中国诗歌和诗人的评论也是公正和客观的。这本书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喜,但是由书中的观点所引发的一些思考还是蛮有裨益的。最近几周理论哥的课上一直在讲诗言志这个观点,我想,我的思考大抵和它相关,或许和它无关。
   文人和仕人
   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人大抵不得志者多,得志者只是极少数。于是乎,我们经常在诗句里读到“冯唐易老,贾谊难封”的不满,经常听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抱怨。这可能是不得志的文人的一种集体声音,将自己不得志的原因归结于无圣主、乏明时,却很少将原因归结于自己。报国无方,投路无门,将满腔的不满和抱负从胸中涌出,大抵澎湃豪放,诗言志了,可有几个审思过自己。儒家说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志,这就是最高的信仰和使命。可是仔细思考,圣人似乎给了我们共同理想和最高目标,却忽视了教我们怎么去应对这纷繁的世界,怎么去经纶事务,怎么去处理国家大事。别说君君臣臣,别说君使臣以礼,别说臣事君以忠。儒家的思想不过是一遍又一遍地去占领道德的制高点,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于是乎,那些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怀着这满腔的修齐治平的热血,便以为个个可以成为经世的能人。可惜粥多僧少,可惜官虽有,权高位重不多。没当上官的不得志了,当上官没居要职的不得志了,居要职却受制皇帝和他人制肘的也不得志了。这些文人觉得有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必然要有治国平天下的位置,可是他们习惯的忽视掉了自己到底有木有治国平天下的能耐。他们抱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于是,文人在没有成为自己希望的“仕人”的时候,顺利成为了诗人,并在自己的第二产业上发扬光大。其实,我总在想就算给贾谊之类的书生以把控天下的职务,也不见得能真正治出个盛世。就算让他们处于当权者的位置,不一定比那些人做得好,甚至很有可能做的差。因为文人大抵是好人,却不一定是治世有用的人。
   诗人与酒
   我总觉得,这两者必须要结合在一起,而且一定会永远结合在一起。以前如此,今天如此,以后更是如此。酒是催化剂,可以让欢乐得到发泄,更可以让忧愁得到发泄。如果说不得志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常态,那么酒发泄愁的作用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常态。阮籍喝酒可以醉60天,陶渊明写下了《饮酒》的组诗;连矜持的老杜也在郁郁寡欢的时候写到“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李白更是大呼“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寂寞的不只有,圣贤,还有一批又一批的诗人。诗人是孤独的,孤独在于无人懂其志,无人成全其志。于是浊酒一杯,两行清泪,愁似无还有,孤独似去更还。孤独是诗人的集体心态,可是落实于诗歌的反映去不太一样。“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在孤独的世界里,阮籍思考的是人生的存在和轮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孤独的世界里,陶潜抛开尘世,反而去享受这孤独。“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在孤独的世界里,李白依旧是无畔无羁,我行我素。“安得广厦千万间,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孤独的世界里,老杜总能想到天下黎庶的生存。这四种不同的态度,大抵代表了诗人们对待孤独,对待世界的四种声音,只可惜曲高和者寡。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可惜我们学得会饮酒,体会过孤独,却很少有人能做到审思宇宙,超于尘世,无羁无绊,博爱无私了。
   诗言志和社会的声音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大二时打辩论的一个辩题:我们时代还需不需要鲁迅有人曾经说过,别看现在我们那么推崇鲁迅,如果他能活到新中国也还会抱怨个不停。我相信,鲁迅如果活到新中国,一定也会有诸多不满,一定也会抱怨。因为这是文人的共同特征和不可抹去的印迹。我们时代还需不需要鲁迅,我想,应该是需要的,不仅需要鲁迅,更需要所有的文人能去用国事家事天下事的态度去思考问题,用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用犀利的语言去痛击问题。这应该是知识人的常态。那么诗言志和儒家的修齐治平也应该是有用的,没有修齐治平,文人岂会那么热心国家大事,没有在心为志,又怎么发言为诗呢。文人的抱怨应该是一种社会常态,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做好,但是他们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文人的声音,或是诗人的声音,也是时代的声音,社会的声音。如果文人失声,这社会也一定会失声。


  日本学者看待中国诗歌确实有别样的味道,与本土的分析评论家的角度不同。每篇都独具慧眼,站在一个生僻的峰上看待历史及历史下的诗。当然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文学史入门级读物,文中只是简单列举各朝代最富个性和艺术特性的人物。对于宏观把握中国文学史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有一种情感,在蓦然之间会成为终生温暖的回忆。没有偏见。大学时一个晴好的下午,在图书馆静静地看完了这本书。到现在仍然让我怀念。
  
   吉川先生在中国历代群星璀璨的诗人中最深切尊敬和爱戴的杜甫。那是因为在杜甫的作品中,其内容的真诚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先生通过杜甫想要说明的是,就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使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之宝——这种真诚的精神,在人们心中复苏。“人类的拯救不能靠神,只能靠人类自己”,先生把此作为中国精神的基干加以阐明。
  
   在回答本国的答问时,先生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认为世界上作为人道主义的重要源泉之一的那便是中国文学,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它弥补了欧洲包括古希腊和基督教方法所带有的所有的偏向。中国的精神不应当作为那种特殊的东西来读,而是应该作为普遍的东西去读。不要从从狭义的立场去阅读,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人类的广泛的经典作品来阅读。”
  
   先生的话,我不禁想起国内那些挖自家文化墙根的所谓学者们。希望那些人早些闭上高贵的西瓜嘴。
  
   “这种对人类的广泛的关心及爱,可以认为是作为中国文学的使命延续下来的东西。”先生如是说。
  
   先生对魏晋唐宋文学的研究颇为精彩,对陶渊明的研究,对阮籍咏怀诗的解读,对唐宋文学精神的传统,让我读者不觉神思飞扬。比如先生这样说道:“唐人诗最得意之处是对无限制的‘不确定的东西的描绘。新发掘的题材形成此类题材的效用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是有意识地挖掘和表现的。春风之喜悦,秋风之感慨,飘浮于中国春天天空之柳絮,夕阳的美和悲哀,月光的忧郁,全都是唐诗之中常用的形象,实际上这些实际上到唐诗才成为昭著而广泛吟咏的风物的。自然界已不是一般的感觉的对象,而是心情的象征。这些也是到唐诗才确定下来的。西北沙漠地带,西南未开拓的地区都成为达到膨胀极点时的国土,得以自由旅行期间。人事方面的描写也深入到生活的细部,而且都是有意义的细部,唐诗都获得了以前诗歌所长久探询的东西,大诗人们的自觉是到诗或文明这个时期自己存在的……”
  
   文字背后,我读到一个真成为中国的学者真诚而宽广的心胸。那里,没有民族的仇视和偏见,没有盲目的本土文化论,没有狂热,没有政治,没有美国。更没有西方的学术妖魔。
  
   这种精神还不可贵吗?一位日本学者,用他这样的精神,感动了我,让我感到一种身处异乡的乡愁,一种异乡逢知己的温暖的亲切感。
  
   先生让我明白的还有那种认真的态度。做学问,自有它的深趣,我的心,平静多了平静多了。
  
   我曾经对日本文化的认识真的正确吗?
  
   现在越来越鄙视厌烦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偏执狂,带有暴力倾向的伪道者,他的叫嚷,只能叫出他的可鄙,他做人不纯粹背后的杂烩,他的学识迟早成为他自我毁灭的深渊。
  
  
  
  


   对于中国诗的研究,日本学界有两位当仁不让的大师——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巧的是,他们都来自京都大学。中国诗史置于日本学界的视域之下,呈现出诸多国内学界的不曾有过的新鲜。
  
   我读的这本《中国诗史》是台湾明文书局版于1983年由刘向仁先生翻译的筑摩书房本。国内尚有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两个版本,其实是一前一后,皆有章培恒先生翻译。因为是台版,所以在翻译的章目上与大陆版稍有不同,文风上也比较的谦和(大概也跟台湾文风有关)。无论是读小川君(港版)还是吉川君(台版),都能感受到日本学者的谦逊,永远都是求教的态度。不似国内的某些大家,咄咄逼人。
  
   原本以为会是一本外国学者的文学史,吉川君作为早期的日本学界的汉学泰斗,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个鸿篇钜制的,但是读过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关于中国诗史的专题论文集。既然如此,就不必苛责对于文学史的脉络把握有详略失当之处。整个诗学视野是突出了中国古诗的人文精神,在处理天人关系上的主观能动性与人际关系上的和谐协作,都是作者的重要着眼点,并且在有意间比较中日古典文学的异同上,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全书诸文论点略摘如下。《诗经》是中国乃至东亚诸国最早的诗集,与《楚辞》共同初现人定胜天的意志的端倪。颜回之死对于孔子天命观的冲击。项羽《垓下歌》中人难违天、天予兴亡是后世此类文学之源头。《大风歌》的寓意问题。司马相如对于赋体的精雕细琢的文学史意义以及儒学对于文学的推动(推荐)。司马迁的史学立场。汉乐府短萧铙歌中的炽热情感。曹操对于乐府民歌的文人化的推动。孔融的一生。曹植对于友情诗的开创。阮籍的生存态度。阮籍的咏怀诗之解读及其在五言诗史上的承前启后意义(推荐)。陶渊明的复义性(推荐)。唐诗的积极精神和完美韵律。李杜友谊考。李白谪仙史(推荐)。杜甫有补时弊的政治诗史观对于人类不幸的关心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推荐)。韦应物的清雅。韩愈的奇。白居易的“饶舌”性与浅显诗风的统一。李商隐的唯美探究和青春观关照(推荐)。宋诗特点说。苏轼的达观对个人悲哀的超越和对人生的期待的意义(推荐)。陆游的时事观失衡对于个人生涯的影响及其社会责任感。元好问厚重的诗史地位。高启的不幸。李梦阳的复古文学主张与庶民思想表达(推荐)。王士祯对诗学的最后挽救——言辞的新鲜与古典并存。清末诗概评。
  
   很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之外,诗史上的“重情”说在吉川幸次郎的著作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比重。例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恋爱史,阮籍形象素描,李白的谪仙人形象,陆游与沈园。文学史本是重情重义的繁花似锦,不是一具面目可憎的骷髅,而更应该是动人心旌的。这样看来,吉川君的这本非正式诗史倒有诸多启发。不知道,我们的文学史,什么时候能够突破“渊源-生平-内容-艺术-影响”这样的千人一面的局面……


  《中国诗史》从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认识了中国的文学史,确实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本国人自己的文学史总是有感情的因素,政治走向的因素等等,文学史“史”的成分不那么客观。并不是说别国人看中国文学史就完全旁观者清,对我们至少是个借鉴


  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诗,别有一番风味。以各个时期的作家为主线来写一部中国诗史不乏新颖之处。
  其中明显可看出作者并不谙熟中国文化(如作者坦言不知“归来煮白石”中的白石为何物),但作者的诚挚与谨慎,值得我们赞赏!


  
  这几日在看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吉川称中国文学,是抑制对神的关心只凝视人间的文学,这个民族的文学题材是:人间的事实。此书可与斯蒂芬-欧文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并看。
  


缺少日本学者研究的特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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