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
2007年4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朱维铮
397
无
作为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朱维铮教授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多元的探索视野和妙语连珠的流畅文字，在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连贯的发掘探讨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对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作出了独到地阐述，从而充分显示其不仅把握中国历史昨天、前天的学术修养，更体现其关怀人类社会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 本书二十年前初刊至今，影响持久不衰，亦曾被译为英文，广泛流传。现经作者校订原作，增补大量内容，并从更能彰显历史时空连续性的角度，调整编次，从而成为较初刊更加完整精到的名家名作。与本书相关之《走出中世纪二集》也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
朱维铮 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 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与龙应台合作）、《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和《孔子思想体系》（合作）等。
增订本小引初版序英文版序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匪夷所思——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利玛窦在中国 楔子 一 利玛窦圆梦 二 怎样“劝化中国”？ 三 是“拓荒”么？ 四 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 五 “慢慢来”的策略 六 目的与手段的倒错 七 关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利玛窦与李卓吾徐光启和晚明史 晚明的西学领袖 何以不能称学派？ 利玛窦和徐光启 晚明“天学”的轴心 技术救世的成败 附：《历史上的徐家汇》代序给魏忠贤“造神”“红夷大炮”南明史的一部力作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 一 “空白”引出的疑问 二 答疑的难点 三 古老学术史的倒演 四 王学与西学 五 尊朱抑王的奥秘 六 南国汉学家的反应 七 汉学与西学的相关度 八 中世纪特色的回光返照 九 隔膜的心态汤若望与杨光先 所谓《不得已》案 满清首任钦天监正 帝师生涯 杨光先发难 传教士内哄 满洲权贵支持更愚昧一方 南怀仁怎样告倒杨光先关于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真理学”、“清官”与康熙“一介不取”？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年羹尧与汪景祺 附：汪景祺《功臣不可为》戮心的盛世 附：上引《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部分译意和砷案 附：清嘉庆四年正月十五宣布和坤二十大罪的上谕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讲史小说岂是信史？ 满洲文盲权贵的教科书 荒谬的关羽崇拜 由清宫到民间的“三国戏” “你能抵挡他么！”马纯上和匡超人 《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初说 “以公心讽世之书” 马二先生说“举业” 文坛流氓匡超人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跋几份“反洋教”揭帖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 一 假孔子与真孔子 二 近代三种假孔子 三 “假作真时真亦假” 四 信言有征见真实阳明学在近代中国——由晚清至民国的政见史札记关于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 《明独》 《读书后》 《译书公会叙》 《视天论》 《茵说》 《公言》 《原变》 《与梁鼎芬绝交书》 《匡谬》 《征信论》 《驳三书叙》 《》 《序》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原学》 《革命之道德》 《无神论》 《论诸子学》 《衡三老》 《悲先戴》 《哀后戴》 《与人书》 《复吴敬恒函》 《代议然否论》 《序》关于晚年章太炎——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世纪将复归吗？——《知识价值革命》提出的疑问跋
初版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其实是近几年我撰写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部分文稿的结集，包括若干篇短论，若干则随想，以及少量已刊或未刊的论文。 除论文外，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稿，当初所以撰写，或为自己弄清问题，或为准备别的论著，本来没有想到成书出版。同是文字，写给读者看和写给自己看，当然有不同的要求。既然为了写给自己看，而且多半属于平素随想随记的断片，那就必须在成书时进行整理。 这番整理工夫，费时就达一年。因为我的时间早被切割成许多断片，怎么硬挤，也没法保持做同一件事而连续几天不致中断。用断片时间来整理断片文稿，那结果可想而知。这部著作，无论从全书看，还是从单篇看，都呈现出若断若续的面貌，便是直接的证明。 篇章虽然若断若续，但涉及的问题却似乎不少。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从晚明到晚清，那三百多年间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多种课题，都曾是我关注的对象。因而，思潮，学说，人物，事件，在本书内纷然杂陈;经学，宗教，科技，文学，在本书内也脞然丛集。我所以会去扫视如此宽泛的历史田野，除了同我关于文化史分类的认识相联系，仍然也出于为专题研究作准备的需要。但因此也使本书的部分篇章，主要是那些短论和随想，显得过度的凝缩，凝缩成没有论证过程的结论或疑问。有几篇论文，可能也给读者以太简约的印象，则是由于撰写它们原为提供同行专家讨论的缘故，另外也由于我自己不爱喝掺水太多的或酸得牙疼的劣酒。 本书讨论的对象，从晚明到晚清的思想文化的历史，在我看来属于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侧面，这个过程就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的过渡过程，我称之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关于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其实早已开展，不过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名义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名义本身的限制。 这场讨论，从我还在做大学生的年代便已开始，此后时断时续三十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三十年。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这场讨论，固然如有的学者所批评的，存在着一大缺陷，便是先立论，后求证，但也立下了一个功劳，就是将中国中世纪史的研究，推进了，深化了。 推进与深化的表征呢?明显的一点，就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主要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去探究从中世纪向近代的历史的过渡，已不限于中国经济史的专门范围，正在多种学术领域内展开。 讨论仍在继续，迄今为止还难下结论，在可以望见的将来或许依然难下结论。若干问题，包括中国中世纪社会内有没有可能孕育着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样的重大问题，在海内外学者中间继续被提出，被研究，被争论。那有什么关系呢?一切学术问题，总是通过反复研究，反复争论，才有可能由异趋同，或者竟不可能趋同，但无论如何都有益于揭示历史的底蕴。 比如说，十七世纪中叶前后，中国社会发生过剧烈的震动，那是谁都承认的。但从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次震动的解释，虽然异说纷纭，却不是落进王朝治乱史的陈套，便是陷入观念决定论的旧网。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于承认，至少从晚明起，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轨的变化。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然而，在我看来，这场讨论还受到名义的限制，因而造成了讨论的麻烦，也框住了讨论的视野。 好用模糊的但是流行的概念，应说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一种常见病。时常可见这样的学林大战:参战双方或三方，拿着术语相同或不同的概念，争论得一塌糊涂，把读者闹得稀里糊涂，最终却不了了之。原来，谁都不注意概念的涵义的精确性，使用的同一概念可能是“同名异实”，使用的不同概念倒可能是“异名同实”，争论成了“聋子对话”。更不幸的还有呢，那便是大家都用一种概念进行操作，对概念的涵义即名义的理解也不错，因为它具有流行的权威性，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来，却被限制在这种概念所表现的狭隘观念之内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便可归入这么一类。 不是吗?多年间，有种意见相当流行，就是以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母子关系，苗土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胎儿或幼苗，好比圣母玛丽亚无夫受孕而生下圣子耶稣一样。关于商品经济的这种模糊概念，是旧式苏制教条，明显背离马克思关于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的见解。然而，它被引进以后，在我们这里变得更加模糊，似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同一个白骨精的两个化身，岂止一棍子打不死，十棍子也打不死。对商品经济“来了”的惊慌，在实际生活中造成怎样的混乱，由那十年内乱期间把堵鸡屁股眼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壮举，至今还在农村留有“鸡屁股银行”一类好听的术语，便可见一斑。 人们在谈论“史学危机”，在评估传统史学，而往往集矢于清代以来的历史考证学，甚至称它为封建史学。我以为，如果寻找中世纪史学传统的踪迹，那么找到历史考证学，起码是找错了主要对象。研究历史，不是首先研究历史本身，不是首先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历史事实，而是首先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时样和流行色，再据以剪裁史料，编织史著，涂饰史评，这不正是中世纪晚期的“正史”学风么?这种在近代屡受冲击的传统，一度以“左”的形式复活，给史学造成巨大伤害，不是更值得痛定思痛么? 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虽然也被迫中断很久，但作为史学界盛开过的一朵花，无疑也不能不受风气影响。 比如，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封建关系的解体过程，不外是劳动者同他所有的劳动条件分离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反复论证的。但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总把眼光盯住商业和手工业史，审视商品经济的活跃程度，这就不能不说是受到以前那种流行意见的感染 〔1〕 。 又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过程， 给人以强烈的整体感。与这个生产方式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往上的政治关系和法的关系，以及更高层次的宗教、哲学等，都逃不出他的法眼，从容自如地信手拈来补充主要论证。因此，他的分析和结论，即使反对者也不敢轻易否认，而以为那属于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体系。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呢?除了辛苦地在搜索商品经济的材料，便是在计算剥削程度 〔1〕 。这些年情况已有改变，商人家族和手工业行会的系统研究，已开始受到重视，但暂时还处于材料清理阶段 〔2〕 。这也不能不说受到以往狭隘观念的限制。 因此，我们的萌芽史，即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史，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但显示只在史料的搜集，个案的研究等;而存在的缺陷也引人注目，主要就是整体研究徘徊不前 〔3〕 。 为了理解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本来就需要多角度的研究。道理很简单，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个整体，是个全局，是个时空连续体。要再现这个过程，倘只从一个角度去考察，即使钻研得很深很细，那也只可能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从这个要求来说，萌芽史的研究，不过只抓了一个角度，而从这个角度看到的侧面还很不完整，怎不令人失望呢? 相形之下，从其他角度进行考察的工作，除了思想史 〔1〕 以外，似乎更难令人满意。把政治当作历史的主干，是我们史学的一大传统。照说从政治史角度去探究由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过渡，应该受到充分重视，至少明清史的研究应该如此。然而直到近十年，把清史当作一个过渡过程打通考察，才正式提上研究日程。至于从文化史角度去考察，则起步更晚，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我就置身于起步很晚的一个行列。我认为，从文化史角度讨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不仅是为了填补研究的一个空白。研究历史同研究任何问题一样，有时只消变换一个角度，便能获得新的发现。近几年，我们的研究，纷纷越出自造的雷池，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般精神的高度，去俯视那些时代的各个领域的精神文化及其物化形态，很快就在研究中出现若干突破，就是例证。 但起步终究是起步。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文化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这不是说理论不重要，而是说不能用文化学代替文化史。我完全同意，只要有利于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妨尝试各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所以能够获得最佳的成果，无非因为它能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通过详细占有材料，探寻出存在于历史本身中间的种种实际关系。假如不先弄清“是什么”，便急于回答“为什么”，那么这种回答无论说得怎么头头是道，却总不免令人怀疑这个“道”，只是心造的幻影。 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当务之急正是要多问是什么。本书也就是一个反证。有些文稿，原先毫无想写的意思。只因校书注书，需要查考某人生平或某事真相，往往遍索群书，不是毫无所获，便是徒增疑惑，只好自己动手，从材料辑集考订等起码工作做起。那结果时常大出意外，或者发现通行说法不合实际，或者发现所谓原始记载本不可靠，或者发现貌似小事的后面大有文章，于是便拣了几个问题做成文章。我的经验自不足道，所得也无非一砖一石。但我想，建构宏伟大厦总要从一砖一石砌起，要不然便至多一张蓝图而已，这点经验也许可算一个说明。 因此，也就有了本书。内容呢?当然不过是散砖碎石的集合。既是集合，就该略显秩序。于是，在结集时，目录稍加分类，序次依时排列。全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两篇，都是随想和短论的缀合。前一篇五十则，多半讨论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化问题，也说到了十九世纪，同时还时而回溯中世纪的其他时期。后一篇则是关于晚明至晚清有关文化人物的随感录，共写了四十三人，主要是些学者和思想家。无论问题还是人物，我都看作走出中世纪过程里不同色彩的文化表现 。 第二部分十篇，属于若干具体历史材料或文学作品的考证。它们几乎全是过去校书注书的“副产品”。现在择出并合为同类，除了敝帚自珍外，还由于从中可见那个时代，某些古旧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遗存，给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带来的种种困扰。 第三部分九篇，大都在考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以后，在走出中世纪过程的不同时期，在中国引起怎样的碰撞和变异。不过主要限于思想和学术。其中五篇论文，曾分别在刊物或论文集内发表过。本书所收文稿，不但篇幅长短不一，风格差异颇大，而且体制也不一律，特别是引文出处有的加注，有的则不加注。这是原稿的撰写目的和撰写时间都不相同的缘故。虽然我自信在材料的别择使用上是严谨的，但因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则应深表歉意。 马克思曾就宗教史研究说过:“要由单纯分析找出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之反过来，要由当时现实的生活关系进而阐述它们的天国化形式，是更容易得多的。但是只有后者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 〔1〕 我以为文化史研究也应走后一条路。本书这些零星文稿反映的就是我的尝试。 本书因为在讨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因而就取名《走出中世纪》。 1987年7月8日于复旦大学
走出中国的“中世纪” 《走出中世纪》提炼了1930年代以来的明清史研究，浓缩了中国近代从晚明到晚清的波澜壮阔之进程 南方周末 2007-08-16 14:39:13 ■每周一书 □李天纲 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20年后再版，又一次获得读者的赞誉，可见有价值的思想和学术，原来是可以历久弥新的。回想起来，《走出中世纪》初次出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1986年，本书以深入凝重的笔调，触动刚从“文革”过渡出来的人心，在“思想解放”的学术界引起热议。一位经历运动、变得激进的老先生说：中国人自己是走不出中世纪的，只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出中世纪”。稍后，另一位中年先生则相反，拿了一把西方“经典”尺度，丈量一番后，说中国古代根本不曾有过“中世纪”。说不要“西方中心”，自己拿的尺度却还是来自西方。1980年代的思想学术界，光谱很宽，色彩很丰富，对于《走出中世纪》的议论，是一个例子。 对于有着“文革”共同记忆的好几代中国人来说，十年噩梦，一朝醒来，惊怵之后，“中世纪”确实是一个容易唤醒的概念。经历过那一时期的好几代中国人，在东方的“文革”和欧洲的“中世纪”之间找到某种关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走出中世纪》在20年前就不是一本可以拿来当作时髦谈助的“伤痕”类书。它非常耐读，是专业书，主要的读者还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复旦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朱维铮先生是校园内最为恪守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教授之一，无徵不信，无稽不谈。通观全书可以发现，《走出中世纪》提炼了1930年代以来的明清史研究，浓缩了中国近代从晚明到晚清的波澜壮阔之进程。 《走出中世纪》确实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其中的观念和史实，编织得非常细密，需要相当程度的思想兴趣和学术训练才能慢慢进入语境。当然，一般读者也能凭着人生的阅历，从本书饱含热情的文字中悟到些什么，但要领悟到更深的意义，先要熟悉近四百年来的明清学术史。书中“匪夷所思”一篇，是周围很多朋友都喜欢咀嚼的，每一条文字都约到最简，其中包涵的学术意蕴，需要自己用功力去发掘。例如，第一条“徐光启”说：“他（徐光启）向利玛窦问了西方政教，便想赴欧洲亲自考察一番。没有成行，那不是他的过错。假如他真的去了，又回来了，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史，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呢？”在“文革”后的学术界，这是个很突兀的问题。要知道，1983年国内学术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的时候，很多学者还在回避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掩盖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连徐光启从上海到过澳门，见过西洋人的事实都加以否认，生怕一位中国的爱国者，和西方天主教会扯上后就有损形象。 整个1980年代，朱维铮先生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年学者合作，恢复了1930年代十分兴盛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各项教学和研究。从“文化史”角度，突破“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传统学科中意识形态的限制，马上有清新可喜的气象，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纷纷响应，一时涌起“文化热”。 讲授就是写作，用写作的精神来讲授。这种精神，注重探讨，不计功利，古人称之为“述而不作”。如今，这种古人精神被计算“论文数”，强调刊物“权威”、“核心”级别的学界所抛弃，却还在《走出中世纪》这样的“札记”类著作中保留着。《走出中世纪》瑰集的多是真知灼见的“笔记”、“断想”和“考证”，没有一篇是高头讲章式的“论文”。出版后，在一次“谈学”中，我问过朱老师，“在今天动辄以大部头空头著作唬人的年代里，（《走出中世纪》的札记体形式）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学风问题，您如何看待？”朱老师戏称这样的高头讲章，就像是个虚假的“大头娃娃”，不过就是晃来晃去而已。 最近20年里，学术界的“论文”产量大幅度提高，学术行政单位所属各级学术刊物的学术声誉却渐渐破产。因循、重复、剿习、抄袭、卖版面、吃作者、榨基地，各种各样的丑闻层出不穷，究不胜究。相反，倒是出版社、报社和一些公众型的刊物为了兼顾读者面和发行量的考虑，刊发着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像朱老师这样的前辈学者，完全置身于当代“名利场”之外，仍然不加入这场无规则的游戏，还是一如既往地“述而不作”，写着自己的“札记”，在几家遂合心意的刊物上发表。朱老师的《走出中世纪》，和他以后的一系列作品，都是这样写作的。如此境界的“述而不作”，鼓励了很多有志于学术的后辈。 转眼之间，《走出中世纪》出版已经二十年了，离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年代的结束，也已经三十年了。这二三十年里，好几代的学者努力“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语），“走出文化封闭圈”（张隆溪语）。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换了人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社会既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都不言而喻。但是，变化的方向是否真的如当初学者们的设想，当今中国的现状是否真的已经不再“封闭”，是否真的完全不需要再对“中世纪”怀抱忧虑，这些都是大可怀疑的。 中西悬隔，时空跨越。一种历史，比如说“中世纪”，不可能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中重复开展。换句话说：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中世纪”天然不同，拿欧洲标准量世界，保持“西方中心论”，当然都是肤浅的。但是，以中国历史学问为根基的学者讲“中世纪”，天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必由“反西方中心论”者来提醒。朱老师的学问，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处出来的，他在《走出中世纪》中讨论的，当然是“中国的中世纪”，不是欧洲标准的“中世纪”。其实，只要真正摸到历史的脉络，讨论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欧洲历史的概念，如“中世纪”，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借鉴，而“标准”、“定义”都退居次要。正因为如此，在《走出中世纪》这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从晚明到晚清的近代历程中，看到很多人性和社会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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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世纪（增订本）》是作者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文稿集，从文化史的视角对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述。其研究方法、思路与敏锐的思想省察，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影响力。《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使用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
接触朱维铮先生是因为陈旭麓先生的一本书中提及，说他的《走出中世纪》应当改为“轰出中世纪”。在文章中对自晚明以来的近代史尤其是社会的思想改变以及底层的民众思维转变，做出了深刻的批判，读他的书犹如一次思考的升华，对于近代历史新的不同的见解
走出中世纪，印刷精美，字迹清晰，纸张很香啊 好好好
这本书你很难用一个概括性的语言来描述，虽然已经是作者好多年前的本子了，完了现在也只是修订一下重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看到过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触还是感到很有冲击力的。这本书的特点在于用立足历史真实的方式，对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进行新的发觉和分析。给我们基本是一种全新的感触，但是作者并非二元对立式地去否定一切，即便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架构基础的马克思唯物论历史观以及马恩著作本身，作者也是运用自如，有用来说明问题而基本不使人感到反感的，有用原典来驳斥对马克思的过度使用的，都是神来之笔。同时，这本书所提到的大量台湾海外汉学著作非常特别和重要，很多书好看又实用，而且都是扎根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的传世之作。虽然这些作品未必是我们所习见的，但是确实给我们以很大的开阔视野的作用。这本书绝对是一本好书，一本超级特别的书。有的地方，用不知多少拍案惊奇都不为过。他的书，基本不像如此年龄的人所写，激情澎湃，论据论证论点都是那么到位。所以，确实期待他的“二集”！！！
朱维铮先生的东西，不错
朱维铮作品本来就不错，和重读近代史一起看，很有启发
先生是治史学，经学的。书里有这样一句“愚民必致自愚，篾视历史必受历史嘲弄”页199.
此书初版了十几年，始终不见再版。我找了好久找不到。现在有了新版，拿在手里，真是开心。对清末学术及至政治的评述，见解精到，个性鲜明，将那个戮心的时代，揭搂得鲜血淋漓。此书的学术价值也许更高，我看中的却是思想价值。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的作品，值得一讀
非常好的一本书，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诗化的历史写法。朱先生的思想相当有深度啊。
这本书真能够使我们长见识！我认为，朱老先生的书，比那些论坛上的历史帖子更有深度，读完这本书后使我坚信，以后坚决不买那些论坛、讲坛方面的书籍
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是历史老师指定要的一本书，很好。值得阅读。
让我们重新看历史事件
教授已经走了，不过书真的值得看。特别是经学研究。
语言平实，但是处处都透露出了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非常值得一读。
还没有看完，但是觉得书中有点见解还是挺深入的，对研究思想史的还是很有帮助的
两个观点很有意思。一、清朝经学的兴起背后是一班伪道学。二、明末陆王心学把西学知识作为自己学说的补充而热情接纳，而非现在的传统和现代知识的对立或取代或反向从属关系。
买这本书是看到朱先生去世的消息，一直很敬仰老先生的治学，买此书一来为纪念，二来为感受先生之思想。
还没读这本书，书很完整，无破损
真正的好书，视角新颖，观点独到
今天收到，卖相不错，很干净，没有损坏，和在书店选书没有什么差别，包装也不错。
朱先生，人已走，但茶还未凉，我一直对纪实频道的“大师”节目情有独钟，在安静的背景下，听着解说人娓娓道来，这份恬淡不正是现代人缺少的吗？为了纪念先生，买了他的这两本书。
很好的书，可惜作者已经驾鹤西游了
怎么说呢？只能说，百分子八十以上是和我现在的思想潮流一致的。
需要反复读的书。
是需要好好拼读的书
怀念朱先生，非常喜欢朱先生的著作。
纪念朱先生～
好书啊。朱先生大作！
老先生的之严谨可钦佩。接触过朱先生几次，投射出来的是谦虚却也严厉
这个是我们老师给的推荐书目，还没有看完，但是有些观点很新颖，读起来很畅快，不错，推荐
观点精辟，论述有据，惟一的缺憾是行文风格比较独特，读起来有些绕。
读其文，如其人！傲骨，冷静，甚至近似冷酷！呵呵不过偶蛮喜欢这“老头子”（尊称）的！
比以前补充了内容，经典
印刷、内容俱佳
一下子买了十多本书，还没有来得及看了！
朱老呕心沥血之力作，必须拜读，同时还有这本书的续集。
书是很好，但被快递弄的很皱，边角还破了，很遗憾
可以,等了几年的,一直不降价,这次总算等到了,狠下心买下咯.
买给老公的，老公说不错，很有深度，不愧是大师的作品
收藏先，慢慢看。
朱老的经典之作
书号，物流也及时
是我老师推荐的。看看。
为了其中几篇文章买的，比较值
有深度，印刷、装订均好。
第一次看朱维铮是什么时候？忘了，读《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时终于记住朱维铮，因为他的导读，感觉是：好大的口气！这本书有札记的性质，不是很成体系，刚看时有些不耐烦，放在鞋柜上，有时出恭时抓上。作者的意识形态是吸引我的首要原因。作者对经学史有深入研究，对理学和朴学整体持批判态度，认为“阳明学”被后人刻意贬低，尤其是阳明学自身颠覆性和开放性正是走出中世纪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王氏学人对利玛窦和西学抱着推崇切磋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近代阳明学又被挖掘的原因之一。说到王阳明，高中时我乱看了不少书，王守仁立德立言立行可谓不朽，王阳明临终时，学生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指指心口，淡然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们这一代在课本里学到的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多有趣的哲学，被那些傻B搞得没劲。作者还有一个观点我是极力赞成，就是，所谓有清一代的康雍乾“明君”，实际狭隘、阴暗、卑下，适时的“理学名臣”几乎都是伪君子。“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 ……盲从是奴隶的唯一美德”，卢梭的判断无比正确，列宁也说过，奴隶是虚伪的，其实还要加上“奴隶主同样虚伪”，由此可见，作者的结论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扯了这么多，有两个问题要提到，一是满清是一个民族压迫、隔离且蒙昧、愚民的专制政权，为什么那么多人无知无视？二是，如果说上层体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为什么现实生活的颟顸官僚仍然像活在三百年前？是否我们夸大妄想了现实的经济结构？
朱维铮先生身受周予同先生的衣钵，对旧时代的经学深恶痛绝，是典型的启蒙学者，此书是朱先生最为经典的文集，值得看上一看。
对朱维铮先生不可过誉，思维方式很朴素。
作者已经去世，这部作品文字洗练，回顾历史，启人心智。
这本书很适合非历史专业的学生读。
中国近代史
作者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视野还不够开阔，只能算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吧！
这本书有思想,读了以后给人以启发
朱先生这本书是我一直想要看的书，对于我的论文的写作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先生文革时走过弯路，以后一直引以愧怍，不像某些人，做了还不敢承认。
真的是一册好书，值得认真读哦
书是好书，朱老师的大作，值得看，就是送来的书都褶皱了，给个四星吧
看着很轻松，很有智慧
看清楚了黑暗，才知道什么是光明
现代性话语框架下如何写中国历史？
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不错
虽为中式纪，实为中国之中世纪，借指清末民初的一些事情，都是些杂文，可以在床头扩展一下知识。
买的有点后悔 当然作者的很多观点今天还是站得住的 不过已经不新鲜了
本书压轴的是第一篇文章，写于80年代，提出了很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可惜接下去一篇不如一篇，有的非常课本气，有的文不对题，通病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建议感兴趣的朋友，站在书店读完第一篇文章就行了，买回去太亏。
质量很好，内容自然不用说啦！
就是个论文集
名气很大
学术性强，看得有些费劲。不过是本好书。
有的文章只是凑数的。
感觉本书的编者在编书的目标上希望立意高远，对书的自评也是大开大合；可是实际上的内容总让人感觉是一隅之叹，难以在普遍层面上获得真正的认同。当然书中文字学术和文字水平都是高过我这个读者的，这样来看当然是有收获的。
怀着很大的期待读这本书，所获甚少，这本书已经过时了，感悟式的东西太多，没有理论的深度。相当失望。
扎实的学术著作，准备细读
朱维铮先生的著作
真正的知识人的作品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
怀念一代学者
一本厚重的文化书
朱维铮先生治史注重整体认识
非常好的历史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