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始末
2012-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陶恒生
502
无
“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
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他们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以自己的行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也给还留在抗战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以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就是死路！
本书《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在书中力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将整个
“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作者一家人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
《高陶事件始末》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陶恒生，1931年生人，高陶事件主要经历者陶希圣之子。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10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序
第一章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
第二章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侵略行为
第三章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第四章 抗战初期的和平运动
第五章 董道宁、高宗武密访东京
第六章 “重光堂协议”与汪精卫出走
第七章 河内的困境
第八章 “梅华堂”的谈判
第九章 高陶揭露密约
第十章 再看汪日谈判会议
第十一章 香港两年
第十二章 二次脱险
第十三章 高宗武回忆录问世
第十四章 结语
第十五章 陶希圣致何兹全书信集
后记
增订版后记
附录一 日华协议记录
附录二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
附录三 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
参考书文目录
无
汪精卫时期的好书
帮爸爸买的书，他很喜欢！
史实！
挺有意义
第一难得之处是，本书作者本身是工程师出身，并非纯粹的史学工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父亲留一个“正名”。以儿子写父亲，责怪他有主观倾向性总是容易的，但读完全文也可以发现，他倒也没有回避父亲“随汪”的事实，但细化了其心路历程，竟然也是“大义凛然”的，是为国家民族求生存的，只不过事后发现在日汪协议并非“和议”，而是全盘投降之后，“憣然悔悟”，始有“高陶事件”，揭发汪日密约。
第二个难得之处，是重返重庆后，国府方面对陶家的宽容。以陶的身份，背离官方私自随汪议和，即使不算投敌，也迹近叛变。事后高陶二人“脱汪”，陶家寄居香港，想必也是内心有愧，并没有兼程归国，直到日军攻占香港才不得不重归国府。而重庆方面对陶家分外优容，高官迎来送往，十分照顾，又不得不让人联想，他的“随汪”是不是确有相关高层人物授意？！只不过现在没有档案能够证实，陶之子也没有在书里刻意附会。试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毛身边，陶家不灰飞烟灭才怪。
另外，本书在写作上，其实比较凌乱。提到陶希圣时，一时用原名，一时用“父亲”，夹叙夹议，穿插很多文件及家庭日记信函。坏处是叙述散乱，读者不得不从各种角度穿插理解，好处是很多文件日记是原始资料，最真切的反应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读起来如在昨日发生一样。日汪会议记录原文和陶家逃离香港的记述，最具历史价值，家国患难，尽入书中，完全值得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一读。
在中国现代史上汪精卫是最大的“汉奸”，这毫无疑问，然而他当汉奸的动机却困扰着研究者。汪乃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年轻时刺杀摄政王而名满天下，孙中山遗嘱也出自其手。投敌前，汪身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可谓牌子老、声誉佳、地位隆。因此，其他人做汉奸可归结为“卖国求荣”，但说汪精卫也“求荣”，就太缺乏解释力了。
那他究竟为什么做汉奸呢？陶恒生先生的《高陶事件始末》，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高陶者，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曾随汪精卫出逃，和日本人谈判，参与筹组汪伪政权。不久他们识破真相，逃到香港，并向媒体曝光“汪日密约”，造成轰动中外的“高陶事件”。陶恒生是陶希圣次子，耗十年之功撰成此书，近年又推出修订版，叙述了汪精卫附逆及高陶二人迷途知返的来龙去脉。具体过程书中已详述，不赘言，我只谈谈读后对汪精卫的新认识。
我以为，汪精卫有“四不知”。
首先是“不知己”，过分低估己方（中国）的决心和能力。抗战初期，形势对中国的确不利，仗才打了一年多，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重镇相继沦陷，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1月长沙大火，使汪精卫强烈质疑“焦土抗战”政策，更对抗战前景丧失信心，萌生“和谈”的念头。判断中国无力抗衡日本的人其实还有不少。知识界的胡适、陶希圣、张君劢，政界的陈立夫、周佛海、高宗武等都主张忍耐、妥协，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胡适把中日战争定性为一个中世纪国家同现代化强国的较量，几无胜算。据杨天石先生考证，七七事变后，他甚至劝蒋介石不惜承认满洲国以换取和平。
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汪精卫为主战派辩解道：“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当然，低调、主和不等于汉奸，也不意味着必然投敌。胡适旋即出任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为抗战竭尽全力。这是因为实际情况没那么糟糕。中国虽大片国土沦丧，却也迫使日本陷入长期战争，武汉会战期间，其本土仅剩一个近卫师团。国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总体上成功了。同时，经数十年内忧外患，民族主义大幅度发展，人们的现代国家意识逐步苏醒，抗战成了不折不扣的“全民抗战”，其广度、深度远超蒙元、满清入主时由前朝士大夫构成的抵抗力量。
更重要的是，对国际形式胡适有着清晰的判断。他认为，日本在远东独大会引起美国不安，“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一旦美国参战，局面将好转，故此，中国应“苦撑待变”。换言之，不亡国就有救。蒋介石亦认准此点，再困难也坚持。相形之下，汪精卫对国际形势缺少敏感，只一味觉得中国陷于孤立，毫无前途。这是他的第二个“不知”。
第三，“不知彼”。据陶恒生研究，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二次声明”，提出“只要国府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透露出和谈之意，打动了汪精卫。于是，汪方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商谈《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大致内容为“尊重中国之主权、撤消日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不要求军费赔偿、两年内完成撤兵”等。条款看上去很美。
按计划，汪精卫先从重庆飞昆明，日本政府发表和平条件，随即汪飞河内发表声明呼应。云南王龙云则与川军将领通电，拥护汪组建新政权。汪精卫等人如法炮制，抵达河内，近卫文麿内阁果然发表第三次声明，孰料汪翻了半天，居然没找到“撤兵”字样。他被日本人耍了！事已至此，龙云等亦撤回支持，汪转瞬间进退维谷。
事实上，妄图和近卫文麿内阁和谈，已表现出汪精卫对日本政治的隔膜。从1920年代起日本政坛持续动荡，政府已管不住军部，军部也管不住中下层军官。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诺门罕事件……每一次都是中下层军官挑事，内阁指示“不扩大”，而前线军人置若罔闻，最后内阁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颜面扫地。七七事变也如此。当时近卫文麿组阁仅一个多月，本身就处于弱势，即便签订停止协议，军人也未必听从。1939年初近卫内阁总辞职，鹰派上台，看着很美的“日华协议”遂鸡飞蛋打。
到这一步，汪精卫仍可全身而退。国民党撤销其党籍，暗中却劝他转赴欧洲，不问政事。这是保持名节的最后机会。陶希圣、高宗武亦认为，万不可到日本人的地盘上去。但周佛海一派力主靠日本扶持。此时，军统特务暗杀汪的机要秘书曾仲鸣，促使他愤而北上。抉择关头为泄私愤而置大局于不顾，被情绪左右且顽固到底，足见汪精卫绝非政治家。
情绪深处则是情结。汪死后，胡适评价道：“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的分析很到位。汪精卫晚年的诗词充斥着自怨自艾，大吐不为世人理解的苦水，其实，这份“委屈”就源于由烈士情结导致的第四个“不知”——不自知，即对自身能力的高估。
谈判是要筹码的，可党政军大权握在蒋介石手中，汪拿什么和日本人换手呢？辉煌经历吗？但他忘了，自己的声誉恰恰来自对异族统治的抗争，如今投身异族，等于自毁长城。而日本人无非是看中其显赫身份，拉拢他打击国府的抗战信心，利用完，价值也就不大了。
汪也驾驭不了日本人扶持的几个伪政权。它们虽名义上隶属汪伪，但并不受控制。实际上，连自己的干部汪也无力掌控——陈公博、周佛海哪一个没陷入权力斗争？最近戴笠档案解密，显示周佛海于1943年就找好后路，做了军统卧底。汪熟读史书，却不知越是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内部就越离心离德，内斗也越激烈。他妄想自我牺牲以救国，而无视政治的龌蹉，陷入魔障还在替魔鬼数钱！
因此，所谓曲线救国、烈士情结，不过是汪精卫的自欺欺人，而结果是骗不了别人，害死了自己。陶希圣说得对：“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不知己不知彼、不知国际形势，最致命的是不自知，有此“四不知”，这毒酒汪精卫喝得很无畏。
已刊登于5月6日《信息时报·悦读纪》
蒋可谓是知日、知共、知苏俄，到后来也是不知己。支撑八年而辉煌一时，三年即失败。
汪精卫是激情澎湃的革命家，却不是冷静算计的政治家。
文人、军人都有自己短处。还有一个夫人干政。
还有体制因素，国共就像一对兄弟。谁赢了也不代表历史的进步。在台湾的国民党算是脱胎换骨了。
事后诸葛亮，这谁都会，lz文章对汪刻薄了。汪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不为所谓的汉奸，谁为汉奸
ls所言差矣，我已经尽量避免“事后诸葛亮”了，而多从彼时彼地所能和所应掌握的信息出发进行讨论。别的不说，仅1920-30年代日本内阁管不住军部的乱象，只要平时多关注报纸就能知道，汪身居高位，应不难获得这类信息，他却懵懂，做着跟近卫达成和平协议的迷梦。
及至迷梦破碎，劝他迷途知返的人不是没有，如高、陶，汪却因遭暗杀的私愤而北上，又何谈大义呢？他被“烈士情结”误一生，后人又何必陷于他自设的虚妄之中。其情或可悯，其行则无可恕。
之前也听说过汪其实是一心想救国的，无奈他不是一个阴谋家。风雨飘摇，有人上台了就得有人下台，有人做狼就得有人做替罪羊。于时于政，汪最后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了。
某党躲在暗处的作法实为异曲同工，与日、汪都没断过关系，手段高明些。当时的中华民国独立支撑危局，民众愚昧，友党拆台，苏俄与日本结盟，美国隔洋观火，欧洲自顾不暇。蒋中正当时在浴室撞墙嚎啕，可见危局之甚，汪党之流也是为国民党在轴心国买张门票。现如今很红火的缅甸民主斗士的父亲昂山将军为了缅甸独立驱逐大英帝国，也与日本人合作过，后来反戈一击。印度的钱德拉鲍斯也组织一支印度国民军，意图借助日军驱逐大英帝国势力，与甘地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现在印度国会议事堂前照样挂他的头像。盖因印缅国人宗教信仰、历史观、正义感均与大汉民族不同。
七七事变后，何应钦在南京与日本武官打赌，中日战争结局就是中共盛，国民党衰，日本败。老毛不也对田中角荣感谢日本开战？相对于这些历史当事者，抱老师不算事后诸葛亮。
某党躲在暗处.......
不惜代價追求名義戰勝國虛榮，甘願承受社會解體及極權主義代價，即為國家主義價值觀體現。價值觀決定史論，無關於考證。
北美独立，英軍武裝黑奴，俘虜弗吉尼亞独立領袖约瑟夫•哈金斯，為英王陛下政府制止。英帝國若能破壞戰爭規則、施行超限戰及社會革命，不難毁滅殖民者。美國存在，即大英帝國維護費厄潑賴超過戰爭勝利結果。
同樣，梯也爾政府畏懼社會革命超過戰爭失敗。
1914年，法蘭西甘願為名義勝利付出社會解體代價，戰勝國處境不如戰前及戰敗國。
1928-1936年，國府以國家主義--革命外交為革命政權合法性唯一依據，放棄滿蒙為國府唯一生路，然而等於證明國民革命錯誤，實質構成政治合法性自殺。
條約體系、五族共和為中華民國和平建國基本前提。破壞條約義務、撕毁憲法契約，自身已經對國際社會及滿蒙各邦進入革命程序，自然不可能取巧逃避代價。
日本支持滿蒙独立、以戰迫和，以條約體系維護者自居，“痛懲暴支”，並無直接危險。其後有色種族革命、驅逐帝國主義，構成國際體系破壞者，方至召亂侮亡。然而，日本失敗不等於中國勝利，更不等於國府勝利；日本犯規不等於中國守法，更不等於國際社會為中國犯規背書。其間道理事實，一目了然。
基本價值觀決定命運，種瓜不能得豆、自作終須自受，自欺不能欺人、欺人亦不能避免實際後果，因而辯論純屬冗餘。
确实是一本好书。但对汪的分析，我觉得，林思云先生那篇汪精卫传已经写得很经典了。
汪就是个热血上头的理想主义者，可是玩政治需要有冷静的算计
事实上，妄图和近卫文麿内阁和谈，已表现出汪精卫对日本政治的隔膜。从1920年代起日本政坛持续动荡，政府已管不住军部，军部也管不住中下层军官。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诺门罕事件……每一次都是中下层军官挑事，内阁指示“不扩大”，而前线军人置若罔闻，最后内阁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颜面扫地。七七事变也如此。当时近卫文麿组阁仅一个多月，本身就处于弱势，即便签订停止协议，军人也未必听从。1939年初近卫内阁总辞职，鹰派上台，看着很美的“日华协议”遂鸡飞蛋打。
日本支持滿蒙独立、以戰迫和，以條約體系維護者自居，“痛懲暴支”，並無直接危險。其後有色種族革命、驅逐帝國主義，構成國際體系破壞者，方至召亂侮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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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照神恩，德尊位显，万世仪表，礼义之邦，教化华蛮，劳苦功高，不蒙感戴，反遭噬诬，嗟彼扶桑，何冤之亟。
评论写得真好，就是为啥没法推荐呢？
呃，不会吧，文章下就是推荐丫
对中日国力对比的判断，知日派普遍都是短期悲观的，杨联陞回忆钱稻孙在77之前上课时说过：日本是可以灭亡中国的，但是肯定其统治中国的时间比蒙元还要短。这是他们昧于国际大势的变化，还以古代世界一国对一国灭国的历史经验揣度，这个念头一旦怀揣上了，只要有机会一放松，就容易采取投敌策略。个体的生命毕竟有限，在历史大趋势面前有时候自觉无足轻重，未必一定要逆流而上，明清易代，文人多是如此
当然，汪是自以为可力挽狂澜者，所以不能知机守时
数卷老师的话让我想起港剧《大时代》里刘青云对另外一个剧中人物的话，大意是你不要以为别人是坏人，你自己就是好人。我觉得在政治上，绝大多数汉族都可能根本没有这个常识。
我和lss不是一个人！
陶先生为了给他父亲平反，花了不少心血，其实他虽然是做历史研究的，专长却不是近代史，不过本书出版后，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接着，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也整理出版了译本。
高宗武的回忆录好像出过啊。
某党躲在暗处，这句妙啊
高陶事件是有争议的，有种说法是蒋汪之间曾经有密约，蒋为其易，汪为其难。又云高陶实乃蒋诱使汪上钩之工具，实受重庆指示。
汪对战后的决策也未必不对，台湾传记文学曾有回忆文章，汪认为抗日一旦兴起，则东南经济中心必将毁灭，而西北势力必将引俄兴趣，这个判断其实也是不错的
判断中国无力抗衡日本的人其实还有不少。知识界的......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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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君劢的依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