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新女性
2007-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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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中所谓“新教育”，指萌动于洋务运动雏形于晚清新政发展至民国初时富于变革性的教育样态；所谓“新女性”，具指五四时期经历“新教育”淘洗，以其鲜明的主体自觉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知识女性。北京女高师，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女子学府，得领五四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对于现代女子教育发展、五四知识女性成长及其现代女性书写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以“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为题，通过大量相关史料的梳理，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其丰富的历史内涵进行了充分揭示，即 ：（一）作为近代“新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女子教育的勃兴与发展，是北京女高师及其一代“新女性”脱颖而出的重要背景。（二）五四时期的“北大新文化”势力的作用，是北京女高师得以成为全国“女子文化中心”的关键，对于新一代知识女性成长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三）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女性女高师学生，具有鲜明突出的人格独立意识、立学立业意识、时代忧患意识。（四）五四文学革命的感召和《新青年》同人的激励，北京女高师校园“书写”极其活跃（五四女作家群中半数以上有着该校教育背景），其书写内容及其书写本身，无不彰显着五四运动洗礼下新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特质。《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适于文学史、教育史、妇女史等专业研究机构与学习者收藏与阅读。
何玲华（1962），广东德庆人。1983年江西师范学院（现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学士；1996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毕业，法学学士；2003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博士；同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
引言一 立论缘起二 文献综述三 研究思路、结构框架及研究方法第一章 历史沿革：从“学堂”到“学校”一“初级师范”时代（1908-1919）（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时期（1908——1912）（二）“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时期（1912-1919）二“高等师范”时代（1919-1924）（一）超贤妻良母主义——“女高师”要旨（二）改革中行进——“女高师”校政（三）独立张扬——“女高师”学生第二章 教改的推进：陈中凡、许寿裳与女高师一 陈中凡与女高师（一）“驱方运动”（二）革新文科二 许寿裳与女高师（一）改革“组织系统”（二）广聘名校师资（三）重视图书仪器设施建设（四）筹划“女子大学”（五）去职第三章 新思潮的传布：《新青年》同人与女高师一 蔡元培与女高师（一）立学立业立人格（二）提倡“白话文”（三）解说“学生自治”二 胡适与女高师（一）《新青年》主将蜚声异常（二）“李超”事件（三）《晨报》启事三 李大钊与女高师（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二）以深切热烈的政治情怀引导学生四 周氏兄弟与女高师（一）相继“西席”女高师（二）先后宣讲女高师（三）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中第四章 “独立人格的生活”：校园“新女性”一 在新思潮的激荡中觉醒（一）质疑传统“妇德”（二）肩领女子责任……第五章 “言说”自我的开始：女高师校园“书写”结语图表索引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历史沿革：从“学堂”到“学校” 中国近代新教育发生时，将教育机构统称为“学堂”；民国建立后，则将其改称为“学校”。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变更，更寓意着教育现代内涵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民国初期，稍具历史渊源的国立教育机构，都经历了由“学堂”到“学校”的历史演进，北京女高师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前者为“初级师范”阶段，后者则发生了由“初等师范”到“高等师范”的变化；更确切地说，1908-1919年为其“初级师范”时代，1919-1924年则为其“高等师范”时代。若对北京女高师的历史沿革情况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其最终得以成为“全国唯一的最高女子学府”，并造就出一批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对现代女性发展影响深刻的五四知识女性，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发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一 “初级师范”时代（1908-1919） 北京女高师建立于1919年4月。其前身是1908年7月由晚清学部鼎力举办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从“女子师范学堂”到“女子师范学校”，前后历经十年，虽然“中等师范”性质未变，但因“共和”国体的确立，男女平等观念的建立，有关女子教育的理念及其与之关联密切的系列制度皆相应发生了变化。尽管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乏种种掣肘，然而在除旧布新时代精神推动之下，新“学校”的面貌，终究异于旧式“学堂”。
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女子学府，得领五四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对于现代女子教育发展、五四知识女性成长及其现代女性书写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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