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
2008-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兆样
392
无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在强大的持续的内外压力之下，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转型是痛苦的，在本质上是被迫的。在新的世界中，旧的坐标被打乱了，人们不得不放弃一些长期传承的观念与做法，包括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神圣的观念，去了解去接受自己所不熟悉的甚至在最初颇为厌恶的新东西，并重新确定在新世界中的坐标。 作为后发展国家，近代中国的各种转型，都是在与外界的碰撞和交往中发生的。而在直接从事对外交涉的外交领域，其所面临的转型压力应是最先到来的。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无疑是启动较早的转型之一。然而，这一转型的完成，竟用了80余年的时间。由此，也可想见外交转型的艰难。
鸦片战争中西洋人的隆隆炮声将泱泱中国带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外交也在西方列强裹挟下，开始近代化的转型。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以外交体制的演进为先导，以追求国家主权平等、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树立国家外交新形象为路径，以融入国际大家庭为旨归，到20世纪20年代基本完成。
李兆祥，1965年12月生，山东即墨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8年2月，进入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与外交等问题的研究。主持完成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七项；出版《儒家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教材七部，在《光明日报》等杂志发表的论文二十余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次，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
序导言第一篇 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艰难起步（1840—1860） 第一章 清前期中西的外交碰撞 第一节 清朝前期政治结构中的外交体制 一 清朝的外交制度架构 二 清朝前期的外交实践形态 第二节 中西两种外交体制的早期冲突 一 清政府选择广州一口通商的原因 二 清政府对广州通商的管理与中西冲突 第二章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早期变迁（1840一1860） 第一节 传统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属国间关系的演变 一 朝贡体制的制度延续 二 朝贡关系的低调维持 第二节 近代中国外交新体制的萌动 一 中西“条约”与中外交涉体制的变化 二 从广州一口通商体制向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的演变 第三节 蒙昧中的中西交涉与不自觉中的丧权 一 在无知中交涉，在不自觉中丧权 二 广州入城交涉与中国人对世界的态度 三 修约的盲点使清政府丧失了挽回权力的最早机会第二篇 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初步展开（1861—1900） 第一章 近代中国外交视野下的洋务运动 第一节 新观念的产生与自强御侮的路径选择 一 夷夏观念式微与“师夷”观念的出现 二 中外“合作”趋势与清政府自强御侮手段的选择 第二节 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外交的多重作用 一 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和新式海军的组建，为外交提供了支持 二 民用企业，在“求富”的同时，开始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 三 近代教育，在培养技术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专业外交人才 第二章 维持朝贡体系的努力及失败 第三章 新外交体制的饿最初架构及清朝与“互市之国”外交的新动态第三篇 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循序推进（1901—1911） 第一章 20世纪初的中国外交形势 第二章 新型外交体制的初步架构 第三章 维护主权与回争权利的展开 第四章 中国走向世界的尝试第四篇 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基本完成（1912—1928） 第一章 争取国际社会承认 第二章 新型外交制度架构的完成 第三章 追求独立自主外交 废修不平等条约 第四章 中国融入世界结语 近代中国外交转型实现的原因后记
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变化程度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少见的。虽然这种变化与其他西方以外的国家外交的近代化从结果上说大同小异，但是，整体上说，近代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不管是其内容还是跌宕起伏的过程，都是其他后发国家无法相比的。一个自视“天朝”的“上国”，一个有着众多藩邦和属国的泱泱大国，在与“坚船利炮”的西方相遇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席卷而来的西方现代化的浪潮。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民族新生、一个国家新生。这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融人世界的无法回避的选择。浩繁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相关研究文献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描述令人有如身临其境，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和在外交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深深令人无法释怀。悲壮的近代中国外交跃然纸上。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在强大的持续的内外压力之下，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本书就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进行了有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艰难起步（1840—1860），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初步展开（1861—1900），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循序推进（1901—1911）以及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基本完成（191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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