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
2008-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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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自发、自觉与自为 弹指一挥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已经有25年，从人生的周期来看，已经进入青年时期，但是对于需要传承、传统，需要积淀、积累的团队建设、学科发展、研究风格来看，25年的时间只是一个起步时间 回首25年华师农村政治研究方法，经历了一次转型、两个阶段，即从自发的实证研究阶段转向自觉的实证研究阶段，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转型，但是转型尚未完成，也远没有达到自为的实证研究方法阶段。 方法论的自发阶段。改革开放不久，已经退休的张厚安老先生老骥伏枥，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学术宗旨，高举实地调查的大旗，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用脚来做学问、，我们坚信，要做好研究，必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现实中寻求问题的求解之道。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心的主要方法：下乡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问题研究是此阶段研究的主要目标。当时并没有考虑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跳跃问题，也没有考虑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没有考虑到分析框架和理论建构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处于一种自发、自然的状态，感觉到做农村研究就是要凋查，但是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的农村调查，事实材料如何使用，如何从实然转向应然，如何连接材料与理论，则鲜有方法论指导，也没有较为规范的研究模式借鉴，处于一种方法论的自发启蒙状态。
《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以建国后的乡镇集市为研究对象，作者通过考察建国以后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以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认为集市作为一个经济交换活动的场所，其规则和秩序的形成既有国家建构的痕迹，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动因。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共同建构和改造着集市，集市的参与主体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国家与集市。
吴晓燕，1969年生，四川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副院长。199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1998年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合作撰写《平原经济：黄河岸边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主持并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
序一序二导论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一）乡村社会研究两种逻辑起点的启示（二）集市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历史和现实地位的考察（三）国家与集市（镇）两类“权力集装器”对接的思考二 文献梳理与研究视角（一）集市研究已有成果的检视（二）公共空间研究疏议（三）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三 核心概念与个案情况（一）主要概念说明（二）个案情况与材料来源第一章 集市兴衰：农民与国家一 传承与恢复（一）市场复苏（二）国家介入（三）场市自治二 统购统销（一）粮油统购统销（二）供销社对农村市场的垄断（三）设置食品站三 自由市场（一）逐步收紧（二）时开时闭（三）全面控束四 “黑市”（一）不可抑制的市场（二）生存逻辑支配的交易五 放开搞活（一）废除粮油统购（二）发展个体商业（三）恢复集市贸易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政治权力第二章 集市规则：利益与秩序一 大政策（一）规划（二）管理（三）收费（税）二 土办法（一）以地生财（二）捆绑服务（三）垄断经营三 潜规则（一）执照的“真”与“假”（二）税费的“讲”与“磨”（三）保障的“虚”与“实”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经济权力第三章 集市主体：更迭与纷争一 “坐贾”与“流商”（一）领头羊（二）挑战者（三）“爱恨交织”二 新人者与原居民（一）新居民进入（二）场市格局改变（三）河水污染之争（四）往昔只可追忆三 “混混”与摊主（一）“不可或缺”的力量（二）“执勤”与“揩油”（三）“身份转换”四 消逝者与边缘人（一）行将失业的媒婆和传统匠人（二）“变味”的民间艺人与算命先生（三）生意红火的砖匠和游医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社会权力第四章 集市空间：沟通与整合一 棚市和店铺（一）生人交易（二）熟人社会（三）关系圈子二 茶馆和饭馆（一）今昔犹存（二）坐茶馆（三）进饭馆三 街头和坝子（一）街坝活动政治化（二）商业和社会空间的回归（三）街头话语的变迁四 电话亭与网吧（一）商情、亲情和友情的连接（二）一线连通大千世界（三）现代信息与权力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文化权力结论与讨论一 基本结论的阐释二 集市政治：延伸的讨论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对集市的研究来自国内外农村研究成果的启示和对国家、集市、乡村社会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考察。 笔者在阅读海内外关于农村研究的众多著作中，产生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海内外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不同起点，也是中国农民基本生活单位的不同观点的困惑：这一生活单位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会有怎样的差异，以至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原点如何确定和调整？二是如果农民的基本生活单位是超越村庄边界的场市，那么在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国家和农民在场市发生了怎样的“对接”和“碰撞”？农村改革后实行家户经营的农民与乡村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初级市场上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会怎样自我调节并形塑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这些问题引导笔者开始关注遍及中国农村的集市，并思考它们与国家建构和乡村社会的关联。 （一）乡村社会研究两种逻辑起点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农业曾是主要的产业，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农村是主要的居住区域。要研究乡村社会，必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政治活动，而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是如何展开、在何处展开，自然成为研究者的课题。徐勇教授认为，国内政治学界1980年代是在制度主义框架下，以宏观国家为研究对象，到1990年代学术中心悄然下沉，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开始关注广阔的基层社会。当中国学者“发现社会”之时，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原点有两种不同的路径——源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假设：“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
《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建国后的集市为分析对象，把乡村集市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指出集市作为一种以经济交换为主要活动的场所，在现代国家出现后，源自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同构造；其规则和秩序既是国家建构的，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 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生长于自然经济的内在结构之中。但在当代，作为农村社会交换空间的集市，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权力和市场社会内生权力相互交汇的特定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