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俄罗斯
2009-1
流云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01出版)
流云
无
《遭遇俄罗斯》里没有伏尔加河上的旖旎风光、没有莫斯科红场上的悠闲漫步、只有异乡漂泊的孤立无助、只有他国生存的辗转挣扎、这里没有柴科夫斯基音乐中的浪漫、没有乌兰诺娃舞步中的轻盈、只有必须面对的现实遭遇、只有抚摸伤痛的沉重叹息等等。
流云，真名实姓读者大可不必知晓，只当他是天空中的浮云一片。生于七十年代，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家庭，白山黑水赐予了他笔耕的源泉和无畏的力量。得益于慈母重恩，自幼偏爱文史，少年便破书百卷，常有作见于报端。虽家贫，但发愤图强，志在四方。即青年，委曲向上，天下为公，换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然仕途险恶，而立之年风云突变，面对人生最大之坎坷。血雨腥风过后，阳光彩虹，自由地，来去如风。放浪天涯数载，直至海棠树下遇一红衣女子，乃从一而终。到如今，虚度三十五岁光阴。遂著书，以记取往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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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期我去布市出差比较多主要是为处理毛振民“间谍”案，那么后期我去布市出差比较多则主要是处理聂玉兰被阿穆尔州外事警察处限期离境案。聂玉兰，辽宁省下岗女工，离异，在国内有一个10岁的女儿，根据法院的裁决归属前夫。1997年，聂玉兰办理了赴俄罗斯自费留学的手续，在布市学习一年后开始在中国人大市场经商。经人介绍，聂玉兰与当地一直打光棍的华侨滕洪亮结合。老滕50岁上下的年纪，为人非常厚道，就是说话有些贵人语迟。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已故的父亲当年曾为苏联克格勃工作过，但他的家境却并未因此而宽裕起来。滕、聂结婚后，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一家专卖中国日用品的小商店，日子渐渐好了起来。2000年，他们爱情和婚姻的结晶——一个男孩来到世间，但美中不足的是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方面的疾病。老来得子、喜出望外的滕洪亮下决心，不惜代价也要把孩子的病治好，为此两口子工作更加努力了。经多方寻医治疗，孩子的病不再是家庭的主要问题，但聂玉兰在申请俄罗斯绿卡时却遇到了大问题。没有绿卡，一年中她总要隔几个月就得返回一次中国，为的是再重新办理签证来俄，尤其有了孩子以后非常不方便。孩子的出生证是俄罗斯的，但由于他远未达到选择国籍的法定年龄，所以个人资料都加注在父亲滕洪亮的绿卡上，母亲聂玉兰往返回国就带不了这个孩子，而孩子在哺乳期内又离不开母亲。为了一家人的团聚，两口子都快把州外事警察处的门槛给踏破了——一次次地去打听为聂玉兰办理绿卡的手续。按照俄国的法律，聂玉兰与已经持有俄罗斯绿卡的滕洪亮结婚就有理由申请俄国绿卡。但外事警察处却以现在正值新旧法律交替、没有新法的表格为由，一次次地把他们两口子打发回去。等新的《俄罗斯移民法》尘埃落定后，两口子又开始一次次地去外事警察处，但对方的态度仍不尽如人意——今天告诉你明天来，明天告诉你后天来；今天告诉你需要一个文件，明天告诉你需要另外一个文件——就是不一气告诉你。滕、聂两口子一打听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一些不符合申办俄罗斯绿卡条件的中国人，只要花上1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绿卡，然后堂而皇之地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旅俄华侨；即使你符合条件、可以正常办到绿卡，也要额外支出三四百美元的好处费。两口子一商量，有这些钱给孩子治病不好吗，他们的情况是可以正常办到绿卡的，何必花这冤枉钱。经过N次的咨询后，2002年10月，两口子总算把该准备的文件全都准备齐了，聂玉兰满怀希望地走进了外事警察处的办公室。处长大人亲自接待了她，让她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聂玉兰留了个心眼儿没有马上签，因为不懂上面俄文写的是啥意思。她回去找了一个翻译一看便傻了眼，那文件竟然是一份限聂玉兰10天内离境的通知书！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找律师再一问，文件上所引用的一个法律条款是拒绝为聂玉兰办理绿卡并限期离境的原因——提供虚假材料，通知书上还说，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上诉。滕、聂两口子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为了延缓通知书的生效，遂请律师写诉状把阿穆尔州外事警察处告上了公堂。旷日持久的诉讼由此开始。所谓“虚假材料”指的是，聂玉兰曾有过一次在俄非法居留的记录，在国内还有一个孩子，俄方认为聂玉兰没有如实填写这些情况。聂玉兰则强调，所有表格都是在外事警察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的，包括她在国内还有一个孩子也通过翻译告诉了俄方，是俄方说不用填的。至于非法居留记录的问题，律师的解释是，聂玉兰以前确有过一次因签证超期而在俄非法居留了几天的记录，但她已经受到了缴纳罚款的处罚，后来她重新办理签证返回了俄罗斯，说明她的问题已经成为了过去；而根据俄国的法律，累计有两次非法居留记录的外国公民才会被列入禁止入境或限期离境人员名单，也就是中国人通常说的“黑名单”。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主要原因，真正的幕后原因，就是一个“钱”字。我接手这个案子时，案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老滕专门来伯力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利用出差之机在布市也见过滕、聂夫妇及他们的孩子，还专程去旁听过他们的庭审，拜会过法官、律师，甚至还去过阿穆尔州外事警察处“做客”。那位当年限期聂玉兰离境的处长已经退休了。我给新处长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每星期一、三、五是我们领事部的接待日，每个接待日都有几十甚至上百的俄罗斯人申请赴华签证，如果我对他们的态度冷漠，是不是在他们还没有去中国之前就对中国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同理，贵处的工作人员面对中国公民时与我的情形是相似的。我们领事部门口的橱窗里贴着申办各种签证所需的文件清单，难道贵处为前来办事的中国公民列一份清单是很大的困难吗？我在提醒俄方注意对中国公民的接待态度和方法的同时，还把中国公民关于外事警察处内部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取好处费的情况向处长先生作了反映。在会见主审法官时，我就强调一点，不管法院将来做出什么样的裁决，都要充分考虑到聂玉兰是一个尚在哺乳期的孩子的母亲，为此我向法庭面交了《中俄领事条约》中关于一方有义务保护另一方未成年人权益的条款。
《遭遇俄罗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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