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
2003-6-1
群众出版社
海岩
344
无
这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警察的悲壮故事。小说以“我”的回忆，讲述她在七十年人唐山大地震后，被派往清水河劳改农场支援抗震救灾工作，在那里她结训了陆小祥，两小萌发了炽热的初恋。由于社会不幸的不正常，陆小袢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情感，他的一切作为，都成了他破坏抗震救灾、同情反革命的罪证，他被关押，最终顽强于他的至亲好友的枪弹下。本卷是海岩的中篇小说卷。作品写得残酷而美丽，思想深刻而耐人寻味。
海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及剧本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中篇小说集《死于青春》等、并出有《海岩文集》（一至五卷）及电视剧剧本近百集。，海岩十五岁应征入伍，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共青团干部，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现服务于锦江集团公司，为高级经济师，并兼任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中国国有资产青年总裁协会副会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兼职教授等职。
死于青春绑票堕落人间我不是个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乡谁之罪？（跋） 刘锡诚后记 海岩
那几天，犯人中流传的那个谣言越来越稀奇古怪，情绪不稳已开始表面化。我们和马盛利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五分场几个犯人居然把一个队长打了，气焰嚣张。总场召集的紧急会议从第二天晌午一直开到傍晚。我们在开会的防震棚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洪场长从里边出来，我们把马盛利的情况先向他汇报了一遍，他的反应居然比我们想像的激烈得多。 “这简直是犯罪！见此不救，国法难容!”他怒气冲冲，当即领我们去找孔局长。孔局长开了将近一天的会，形容疲倦，无精打采地听我们说完，开始并不太重视，后来听一场长言之凿凿地说起马盛利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不知是觉得事情严重还是听了新鲜，总算动了点兴趣。 “怎么叫‘间接故意杀人罪’?” “犯罪人明知如不采取行动将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结果，而拒不采取行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就构成了一种‘不作为’的犯罪，马盛利还不够吗!” 孔局长是军管干部，搞公安是半路出家，对法律几乎一窍不通，但听听也有道理，于是说：“唔，我看处理他一家伙也不是不可以。” 晚饭我们就在工作队的灶上吃了。吃过饭，我和小祥在河边洗碗，一边商量着是赶回八分场去还是在这儿住一夜，看见肖科长在不远处洗衣服，便过去把这事向他说了一遍。他说这事不能光这么口头说说，要想把马盛利处理了，就得写个正式的报告，交给孔局长批。因为知道了孔局长已经有了那么个态度，所以肖科长同意报告就用驻八分场工作组的名义写。 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写报告。那时工作队的大多数同志都下分场去了，棚子大部分空着，有的干脆把床板拆了当成放置救灾物资的仓库，堆满了铁锅铁勺塑料布之类的东西。整个驻地显得冷冷清清。我们在工作队那个女同志的棚子里，随便挑了个干净些的空床，我写，他抄，天黑前便完工了。我看着那几页抄得工工整整的报告，突然觉得被吸引了，哦，这是多么洒脱、流利、有才气的字啊，完全不像一个穷乡僻壤出身的青年所能写出来的字。 我说：“你的字真不错。” “这还不错?”他马上红了脸，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可我知道每逢别人夸他的时候，他内心总是很兴奋的，连眼神都会变得温柔起来。 我又说：“你姥姥说，将来要让你上北京工作去。” 他慢慢收起脸上的兴奋和腼腆，摇一下头，“听她瞎说呢。” “你不想去?” “我哪儿去得了。” “要是去得了呢，你去不去?” “不去。我对这儿熟了，这儿的好坏我都知道，可北京是什么样儿，上北京我大概连马路也不会过呢……”他笑起来，突然用一种朗诵式的声音念道：“啊，我爱你宽阔笔直的马路，爱你高耸人云的楼房，爱你富丽堂皇的剧院，爱你五光十色的商场，啊，繁华美丽的城市……”他停下来，仿佛融入了某种遥远的遐想，“唉，那儿倒是好，可惜不属于我。” 小祥，你是个爱幻想的人，喜欢追求一种无缺陷的美，你又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保持着中国人信天命而尽人事的古老本色。你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的生存空间，“花在树则生，离枝则死；鸟在林则乐，离群则悲”，皆同此理。可我又不全赞成你的克己精神，一个青年，如果完全没有想人非非的、甚至不妨有点狂妄的向往，是不是太古板了呢?青春必与无穷尽的向往同在，所以青春才是玫瑰色的。 但是和继平相比，我又觉得还是你对，你并非没有向往，只是你的向往更偏重于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和感奋，至于其他方面，连占人都说：“知足不辱”。 “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继平如是。你出身于名医之门，和新中国同时诞生，从小到大，除了在“文革”中受了几年既未“触及灵魂”也未“触及皮肉”的惊吓外，几乎没有吃过一天苦。你至今都不知道中国的农村究竟穷成什么样，这在饱经忧患的“同龄人”中是相当少见的。可你仍然总是一副受了委屈的脸色，好像天下数你最倒霉似的。 你每每提到你那几个在体工队或者京剧团里当按摩师的学生，出国到了日本后，如何凭了那点粗知潦草的本事，摇身而成了名噪异国的“推拿专家”，口气中的嫉妒多于不平。假使仅仅不平，倒还罢了，中国人自己的学问，要是非得受到外国人的赏识，国人才肯跟着认数的话，终究不是个叫人痛快的事情，但若为此生妒，也就实在不值得了。 有一次你兴奋地对我说，有个英国商人对中医发生了兴趣，想邀请你去英国合开诊所。为这事你几乎一夜未眠，当真地计划起诊室该主治什么病种、设些什么科目、如何做宣传广告之类的细节来了。“关键是利润分成问题，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不像日本鬼子那么爱占便宜。”你对英国人的好感在那一天中翻了好几番。计划完了，你又郑重其事地说，要带我一起出去。 去英国?啊，研究一下莎士比亚对美国早期文学的影响，倒是个不坏的题目。 见鬼去吧! “我才不信呢，你就真的不想出国?”你总是想当然地笑笑，你并没把虚伪看得多么丑恶。可我憎恨虚伪，因此我应该承认：我想出国。 就是那年，学院政治部找我谈了话，也填了表，也做了体格检查，去美国进修的一切手续似乎都办齐了，连那位刚刚调到我们研究所才三天的“罗营长”也一本正经地祝贺过我了。可最后上飞机的不是我，却是他。据说他父亲是个将军，虽已离休，但在战争年代和学院的党委书记有过患难之谊。他调到我们这儿以前是部队上的营级干部，再以前当过几年“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他“罗营长”，绝不是恭维，当然也不全是讽刺，或者仅仅是自嘲吧，“咱们这儿都快成连队了。”“他到美国可别露怯，别把福克纳当成哪一届美国总统……”背地里都拿他取笑，那些最乐意当我面说的，或许还是为了给我出气。 不知是为了安慰还是为了补偿，两年后学院党委在讨论我们所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有人提了我的名。据学院人事部一个打字员的透露，提我为副所长的报告已经报到院党委去了。不久，研究所的第一把手也非正式地向我“吹了风”，可最后结果呢?如果两年前出国那件事的一个螺旋式的循环：所里新班子一公布，高榜提名的，恰恰是那位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来不及喘口气的“罗营长”。 提拔的根据是相当理直气壮的：留美学生，中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提? 可究竟学到了什么?不甚了了，回来后召集全所做了次“学术报告”，言不及义，讲的都是在外国如何利用课余去餐馆洗盘子节省国家的学费；和美国人如何团结、如何斗争、又如何皆大欢喜的“花絮”之类。他的一副相声演员的腔调引得那些年轻的资料员和年老的科室干部们捧腹大笑。搞研究的人谁肯浪费这份工夫，一个个夹着书本溜了出去。 他就这样搬进了副所长的办公室，甚至没有经过任何“个人奋斗”。多少人为我不平，但当着同事们的面，我不露声色，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回了家，才大哭一场，不是委屈，是气，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这倒好，等七月份工资一改革，你起码比他少拿三十块。” “继平，你一张嘴，就把主题扯歪了。”我几乎冲你喊起来：“你知不知道铜臭是什么味!” 你撇撇嘴：“狐狸够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我后悔跟你扯这些事。 继平讪讪地走了。等我也渐渐平静下来，父亲才慢吞吞地开口问： “一个副所长的交椅，有那么大魅力?” “不。”我摇摇头，其实我并不愿意干，我只是心里窝气，这些人还讲不讲原则，讲不讲道理呢? “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也这么哭一场?” 一针见血，我默然。 “你有义愤，但这只是一方面，关键是，你首先觉得自己被侵犯了、被剥夺了，才会这么气不打一处来。你也想当官，也想出国，至少心里有这种潜在的欲望和需要。你要真能超脱，就不会这样委屈、这样气急败坏了。对不对呢?” 对的。 我毕竟是个俗人。 我是什么时候变成俗人的? “孩子，难怪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大看得起你们了。青年人本来应当满腔热血，勇于牺牲；视千金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应该赤诚、忘我，以天下为己任!不不，这绝不是什么抽象的老生常谈，这些东西本来就代表了人的青春。我并不是从概念上说的，而是从感情上说的。我有时候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想起身边死去的那些信奉利他主义的伙伴；想起我们那种自找苦吃的、牛虻式的、悲剧式的、浪漫主义加禁欲主义的热情，还会激动不已，并且感到充实和安慰。将来等你老了，也要回首当年，如果你的青春是壮丽的，那么你会觉得一辈子的灵魂都是干净的!” 我真的忍不住奔涌的泪水了，我想起了我的二十岁，想起了小祥，我也有过短暂的，却是真正的青春! 就在场部留宿的那天夜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我，也把我们这一群人，猛然推上了生与死的关口! 地震把全场的电话线路破坏殆尽，工作队来以后，只是在总场和机械厂之间现拉了一根线，接上两部直呼电话，以沟通南边四个分场和总场的应急联系。那天电话打来时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值班员叫起睡眼惺忪的孔局长，孔局长接过话筒，先是漫不经心地唔唔两声，嗓门陡然提高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大声点!” 他的喊叫把大家都吵醒了，有人似乎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探头探脑地钻出帐篷，面面相觑。孔局长放下电话，脸色紧张地冲大家说了句：“都起床!”便跑进自己的帐篷里穿衣服去了。大家飞快起了床，全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值班员，值班员这才慌慌张张地说道： “八分场，八分场的犯人暴动了!” 我当真吓了一跳，“什么，你是说八分场?” 他几乎来不及回答，几秒钟之内就有一大堆问题争先恐后地包围了他，“多少人暴动?”“怎么引起的?”没去过八分场的人老是弄不清八分场到底在什么方向，离总场有多远……当然，更多的人最关心的还是——现在局面如何。 “不知道，不知道，”值班员招架不住了，“是八分场派人跑到机械厂打来的电话，现在闹成什么样子，他也说不清楚。” 我知道八分场离机械场有十几里地，算算时间，心里不禁有点发凉。到现在为止，暴动显然已经发牛将近一个小时了。几百个年轻力壮的亡命徒一哄而起，谁都明白那将是多么町怕和难以收拾的局面，说不定暴徒已经控制了监区，甚至占领了整个儿分场。他们手里的劳动工具，锹、镐、扁担，都是足以杀人见血的凶器。自然还有更坏的可能——他们已经血洗了八分场冲出来了，正向各处露宿的老弱妇孺杀去……
后记 有人觉得写小说是件既高尚又实惠的事，为着读者和社会的需要而作，同时自己也得些稿费贴补家用，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 而我写小说的动机，却常常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抚慰、寄托、安定和净化而已，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本集所收进的这些人世近俗的寻常人事，就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单纯再现和摹写，而更多地表达了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回顾、解释和希望，充满了很强的主观情绪。我不知道这是否损伤了作品的真实。 如果徐五四和凌队长都不是好警察的话，天下就没有好警察了。我把他们的激烈冲突理解为新老两代公安人员的差别，这差别既是素质上的，又是性格上的。现实中的警察当然比他们更复杂更多面，但我有意按自己对生活的选择，强调了他们的某一面甚至某一点，不及其余。 二勇在现实中也可能是不存在的，他给予那位濒于绝望的老人的温暖，代表着只有在人的青春年华才会闪烁的热情和纯真。二勇的明朗可爱，与其说是现实对作者的触动，不如说是作者对现实的呼唤。 《死于青春》则显然萦回着一股淡淡的幽怨和失落感。如果说，在男主人公身上反映出来的冲突，是人的价值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那么女主人公的冲突则是人的存在价值与自我的矛盾，她在现实和往事之间的彷徨，在新旧价值观念上的茫然，恰恰也是以前我自己精神上的一个隐隐的痛点。我老是弄不清那个被我们憎恨，诅咒的疯狂年代，为什么还会留给我们那么多丢不掉的怀念。也许仅仅是因为那最真诚最勇敢最纯洁的青春之火，总是召唤我们回首当年；也许是因为那年代太黑暗，火光才更迷人。如果说，曾经进发过这火光的一代人与从懂事起就找不到理想或者理想太不浪漫的另一代人相比，现在有时会感到内心空茫的话，那么这内心的空茫是不是一种失落感? 这是不是告别青春后反而发疯似地怀念青春赞美青春的失落感? 这是不是当代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无所依归的失落感? 写小说对我，虽然确是自我安慰的一条途径，但我想不会有哪个作者写小说是专给自己看的，他总是希望自己心境中的那些生命和情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肯定。 古人说：“陶陶文思，贵在虚静。”而我偏偏是个俗人，每日公私杂务，纠缠不清，于是小说便写成这样，幼稚、粗糙、空洞，俱是缺乏冥思默想，不能有很好内心修养的缘故。 海岩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
文学作品不再是政治的简单的工具。文学作品的任务在于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和解剖人的灵魂。因此，文学回到文学的本意上来，不是路子窄了，而是更宽了。作家有权写他所熟悉的生活，也有权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这是外界无法干涉也干涉不了的。海岩赋予他笔下每个人物以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体现了他对社会生活的总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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