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英雄叙事
2009-4
作家出版社
傅逸尘
242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tt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重建英雄叙事（2008年卷）（评论集）》主要包括《当代军旅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新世纪小说研究》等。这些内容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富而细腻的生活。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
傅逸尘，男，本名傅强。1983年生于辽宁鞍山，2002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役军人。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研究，现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艺学专业06级硕士研究生。 2003年以来，在《文艺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山花》、《芙蓉》、《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报刊发表文学理论批评文章五十余篇，计二十余万字，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
总序：序：重整山河待后生第一辑 当代军旅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裂变与生长“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宏伟交响军旅文学八十年：“三个阶段”与“四次浪潮”新世纪军旅文学：坚守与突围直面现实与呼唤英雄军旅小说要警惕快餐化第二辑 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军旅文学：精神立场的执著坚守者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颠覆“高雅”与“通俗”二元对立模式的军旅长篇小说战争题材文学：重新回到正面描写战争中来换一种调式，唱出大真之美在超越中建构军旅文学批评对峙：在倾斜的棋盘上《长征》：史诗精神的回归与重建英雄话语的重建与悲剧精神的烛照为军旅生活的“存在”作证第三辑 新世纪小说研究城乡二元对立背景下的人性探索苍白的写意与病态的知识分子私语诗意的现实主义与颓败的精神家园虚伪而矫情的“泛私语化写作”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还是作者的权利？“超越性”的历史叙事危险的欲望化叙事辑外篇并不遥远的绝响
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和技术创新 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着太多的联系与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两结合”理论强力影响、规约了建国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并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发挥着作用。进入新时期的军旅文学是以人道主义的张扬和现实主义的恢复为基本特征的。急切的表达和说教欲望使得“主题先行，思想大于形象”成为这一时期军旅文学的集体症候。陈旧的文学观念、传统的思维定式及审美心理积淀，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军旅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力量与艺术感染力。进入90年代，“作家们力图遵循着现实主义文学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的原则，以丰富、细腻的笔触表现生活中的各种形态，并不断地向着人物的心灵深处拓展；但是，过于强烈的‘主题意向’又使得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意识到的思想内容生硬地灌注到作品中，而没有能够融会到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总体而言，军旅文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状态。在军旅文学史尤其是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现实主义成为了一个被数度改写并隐含了多种似是而非的文学观念的模糊概念，但“写真实”的原则与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追求始终被军旅长篇小说写作奉为圭臬。现实主义在表现和再现历史的深广度上，揭示历史本质方面确实有着其他文学流派所不具备的优势，然而，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也要寻求更新换代。而此种自我完善并不是简单的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颠覆和消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就能够完成的。我以为现实主义与其他文学思潮和流派之间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作为艺术地关照并反映世界的方式，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学思潮并不具备天然的拒斥力，相反倒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亲和性。而当代军旅文学，尤其是军旅长篇小说，之所以长期处于对现实主义的困惑与焦虑之中，我想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道”与“技”的疏离。艺术观念、艺术思维的僵化落后，技术素养的偏低和语言能力的欠缺束缚着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使得他们无法展开灵动的翅膀向现实主义的浩瀚天空飞翔。然而，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我惊喜地发现，随着现实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双重祛魅，现实主义的“道”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技”正在发生自然的融合，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兼技并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突出地表现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自觉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努力。 “在西方文体学家看来，文体其实就是语言，文体的本质不过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言说的问题。就长篇小说的文体而言，问题可能远非这么简单，在语言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许多深层的艺术问题。作家的思维与艺术观念、时代的审美风尚等等都会对长篇小说的文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文体绝不是一个平面的‘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深邃、复杂、立体、多维的系统结构，它牵涉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结构、修辞、叙述、描写等几乎所有方面。”。作为一种重型文体，追求思想和意义的“深度”自然是军旅长篇小说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90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已经主动而自觉地完成了思想主体从集体性的、阶级性的“大我”向个体性的“自我”的转化。作家们在作品中尽管依然表达着对社会、人生、历史……等生活形态的“史诗”性追求，但却更加注重寻求独特的视角对思想进行个人化的表述，进而“实现了从历史的‘判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的转变。作家们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以孙女“我”的主观视角来追寻爷爷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轨迹和情感历程，通过对爷爷、奶奶各自生活和内心隐秘的探寻营造了一段波澜壮阔、奇崛吊诡的历史；而通过“我”对历史材料的发掘，对爷爷、奶奶各自情感和人格的想象性重构，又勾勒出了一幅几近完整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红色革命历史。这种对历史的个人性、限制性、想象性的重构彻底颠覆了以往军旅长篇小说对革命历史客观性、全景性、确定性的叙事，显露出现实语境下新一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视野中，革命历史的奇幻瑰丽和变化莫测。《英雄无语》的故事结构极具形式美感，三条线索穿插并行：现实时空中，独居女人“我”和申建、乔纳围绕着对一首客家歌谣的考证而产生的情感纠葛；“我”对于家族史，对于爷爷、奶奶的悲欢离合的兴趣和追踪，发掘和叙述；“我”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和阐释。现实时空中“我”的生活和感情经历与历史时空中爷爷奶奶的命运遭际形成了关照和同构关系，对爷爷、奶奶人生命运的想象性叙述因为融人了“我”的情绪和感情而显得鲜活而生动，爷爷、奶奶悲喜命运的逐步清晰也对“我”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构成了某种刺激和压抑。在历史和现实故事线索之间躁动不安的客家文化的阐释，则穿越了父辈们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阻隔，在祖辈和孙辈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和文化弥合的桥梁。《英雄无语》各自独立的故事线索看似破碎，“我”的限制性视角看似单薄，但“我”与爷爷奶奶及“每”对话性关系的形成，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时空容量，而历史与现实时空的平等叙事更使得小说的复调特性得以确立。作品没有设定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而是存在着多重交互作用的思想立场：作者并没有对爷爷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将“我”与其他人物一起置入真切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探索人性的丰富与驳杂，从而更加切近历史的本质和真实。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和技术创新 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着太多的联系与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两结合”理论强力影响、规约了建国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并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发挥着作用。进入新时期的军旅文学是以人道主义的张扬和现实主义的恢复为基本特征的。急切的表达和说教欲望使得“主题先行，思想大于形象”成为这一时期军旅文学的集体症候。陈旧的文学观念、传统的思维定式及审美心理积淀，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军旅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力量与艺术感染力。进入90年代，“作家们力图遵循着现实主义文学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的原则，以丰富、细腻的笔触表现生活中的各种形态，并不断地向着人物的心灵深处拓展；但是，过于强烈的‘主题意向’又使得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意识到的思想内容生硬地灌注到作品中，而没有能够融会到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总体而言，军旅文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状态。在军旅文学史尤其是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现实主义成为了一个被数度改写并隐含了多种似是而非的文学观念的模糊概念，但“写真实”的原则与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追求始终被军旅长篇小说写作奉为圭臬。现实主义在表现和再现历史的深广度上，揭示历史本质方面确实有着其他文学流派所不具备的优势，然而，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也要寻求更新换代。而此种自我完善并不是简单的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颠覆和消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就能够完成的。我以为现实主义与其他文学思潮和流派之间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作为艺术地关照并反映世界的方式，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学思潮并不具备天然的拒斥力，相反倒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亲和性。而当代军旅文学，尤其是军旅长篇小说，之所以长期处于对现实主义的困惑与焦虑之中，我想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道”与“技”的疏离。艺术观念、艺术思维的僵化落后，技术素养的偏低和语言能力的欠缺束缚着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使得他们无法展开灵动的翅膀向现实主义的浩瀚天空飞翔。然而，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我惊喜地发现，随着现实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双重祛魅，现实主义的“道”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技”正在发生自然的融合，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兼技并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突出地表现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自觉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努力。 “在西方文体学家看来，文体其实就是语言，文体的本质不过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言说的问题。就长篇小说的文体而言，问题可能远非这么简单，在语言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许多深层的艺术问题。作家的思维与艺术观念、时代的审美风尚等等都会对长篇小说的文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文体绝不是一个平面的‘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深邃、复杂、立体、多维的系统结构，它牵涉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结构、修辞、叙述、描写等几乎所有方面。”。作为一种重型文体，追求思想和意义的“深度”自然是军旅长篇小说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90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已经主动而自觉地完成了思想主体从集体性的、阶级性的“大我”向个体性的“自我”的转化。作家们在作品中尽管依然表达着对社会、人生、历史……等生活形态的“史诗”性追求，但却更加注重寻求独特的视角对思想进行个人化的表述，进而“实现了从历史的‘判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的转变。作家们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以孙女“我”的主观视角来追寻爷爷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轨迹和情感历程，通过对爷爷、奶奶各自生活和内心隐秘的探寻营造了一段波澜壮阔、奇崛吊诡的历史；而通过“我”对历史材料的发掘，对爷爷、奶奶各自情感和人格的想象性重构，又勾勒出了一幅几近完整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红色革命历史。这种对历史的个人性、限制性、想象性的重构彻底颠覆了以往军旅长篇小说对革命历史客观性、全景性、确定性的叙事，显露出现实语境下新一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视野中，革命历史的奇幻瑰丽和变化莫测。《英雄无语》的故事结构极具形式美感，三条线索穿插并行：现实时空中，独居女人“我”和申建、乔纳围绕着对一首客家歌谣的考证而产生的情感纠葛；“我”对于家族史，对于爷爷、奶奶的悲欢离合的兴趣和追踪，发掘和叙述；“我”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和阐释。现实时空中“我”的生活和感情经历与历史时空中爷爷奶奶的命运遭际形成了关照和同构关系，对爷爷、奶奶人生命运的想象性叙述因为融人了“我”的情绪和感情而显得鲜活而生动，爷爷、奶奶悲喜命运的逐步清晰也对“我”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构成了某种刺激和压抑。在历史和现实故事线索之间躁动不安的客家文化的阐释，则穿越了父辈们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阻隔，在祖辈和孙辈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和文化弥合的桥梁。《英雄无语》各自独立的故事线索看似破碎，“我”的限制性视角看似单薄，但“我”与爷爷奶奶及“每”对话性关系的形成，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时空容量，而历史与现实时空的平等叙事更使得小说的复调特性得以确立。作品没有设定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而是存在着多重交互作用的思想立场：作者并没有对爷爷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将“我”与其他人物一起置入真切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探索人性的丰富与驳杂，从而更加切近历史的本质和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