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之音
2009-6
中央文献出版社
杨争
363
248000
前不久杨争给我送来她的新书手稿《天籁之音》，希望我能为她再写序。因为书里有一段我们的父辈共同参与并见证的历史一抗战时期新四军五师的成长史。很多人熟知抗战史，却未必了解抗战史当中的很多细微之处。比如1938年，武汉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是如何建立的，由于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孤悬敌后的新四军五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它在中原地区的历史作用，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中原突围，等等。
岳父李先念曾任新四军五师师长，当年他带领100余人（其中干部60人）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延安出发，经河南竹沟，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时。在这支队伍里，就有杨争的公公，杨焕民。从1939年到1949年，十年的时间，父辈们一直并肩作战在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和敌人的近后方。从十几条枪，几个游击支队，发展到5万余人的新四军五师，这其间的艰苦历程，我们有幸从文字记载中略知一二。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父辈们共同参与的历史，我们就对其中许多人和事，有了彼此心领神会的认知和感同身受的共识。
比如在新四军五师，有一个女人，无人不知。她就是陈少敏。最早在豫鄂独立支队时，岳父任司令员，她任政治委员。她在抗战时期的传奇经历，我们无需多叙，只是她在1967年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的一次不举手，便足以让我们后人高山仰止，敬慕有加了。在那次大会上，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一个关于“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党”的决议，唯一没有举手的就是这位外表看上去非常普通孱弱的女人。事后陈少敏对身边很亲近的人说：“康生骂我了，对我喝斥说，陈少敏，你干什么？为什么不举手？！”更为不可议的是在那次会议以后，陈少敏依然会当着造反派的面，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其结果是差点被人以为精神不正常。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不正常，而这位品格高尚的女人，却只是做了一件正常而理性的选择。
杨争，当过工人，也当过兵，有幸读过三年的军医学校，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过，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却都与人自身有关，只是一个面对生命，一个面对灵魂。
天命之年，方知自己一生最喜欢的状态，便是追问生命的价值是否与灵魂有关，缘于此便总让思索在文字中徜徉。但能给人看的东西很少，如《送你一个梦》、《轻声细诉》、《天籁之音》、《寻船》、《天堂有灯吗》等几本小书和《我们当过兵》、《蓝天佳丽》、《吕正操在1942》、《托起明天的太阳》、《杨成武强攻东团堡》等一些影视作品。语言的交流常为时空所限，文字交流却能让人酣畅淋漓。于是便把写作当作人生的愉悦和享受了
序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后 记
太幸福了。连我这个隔辈人，都觉得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虽然对一部分人有过相当痛苦的记忆，却也对另一部分人，有着难得心情舒畅的美好时光。同在960万平方公里，同在一个太阳下，同是一个年代的中国人，我们却无法“同此凉热”，这种无奈，相信每个人都自有一番不同的解读。 沈秉钧，这位曾在50年代就给公公当秘书的智者，对此自有一番另类的研判。 他说：1959年，我仍然在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办公室给首长当秘书。回顾50年前的这件事，我的体会一定更深一些。不能忘记，在那一年里，正是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对彭德怀事件的处理，让许多人都有保留意见，于是才有毛泽东“那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一说。 庐山会议后，一个元帅打倒，一些将军倒台、遭受批判。为了彰显解放军永远紧跟毛主席，所以借建国十周年，周恩来提议组成“将军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为十年国庆献上一份将军的厚礼。帷幕拉开，的确满堂生辉，势惊四座。 歌曲多是以紧跟毛泽东为主。其时，三年自然灾害已降临神州大地，军队内的反右倾斗争全面展开，举红旗，拔白旗的斗争步步深入，而空军尤甚！ 我翻看了公公许多笔记，我发现在他漫长的一生里，惟独对在军事学院上学的这件事，记述的最少。我对此的解释是：快乐的时光常常是稍纵即逝，它只要在我们心中好好收藏，却无需我们刻意地向他人告白。 不是吗？第一次在延安读书，公公就很为自己学习的天分和才智而得意。他甚至以为自己一生的那一点点不能克服的傲气，也是在延安读书以后，才从他那单薄瘦弱的体内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彰显于人。而新中国的成立，又使从小就愿意上学读书的公公有了再一次系统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你说他怎么能不由衷的喜悦和自豪呢？！ 锷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强兵在将。 我不懂军事和战略战术，但我却愿意从整个战役的成败当中去研究指挥者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修养。也许将帅的个性对于一次生死存亡的宏大战役而言，根本就是举足轻重。私下里我经常会把共产党的将军和国民党的将军作一番深刻的全方位的比较。我发现不管是其出身还是文化背景，他们之间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就好像地主的少爷和雇工的儿子打架，我们看到的多是有钱的孩子又笨又蠢，最后的结局大多以地主的孩子失败和穷人的孩子胜利而告终。当然这种比喻也不尽准确。但这一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非常值得深思的命题。 婆婆说公公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那段时间里，给她买了好多漂亮的衣物。一双高腰黑皮鞋，一件玫瑰红的呢子裙摆大衣。婆婆说，爸爸也不想想，我那时在南京动力学校上班，每天要骑自行车的，这种样式的皮鞋和大衣，我怎么骑自行车上班呢！而且打扮得这么漂亮和时髦，也不利于联系群众啊。 联系群众？对，这是共产党一直对干部们所提倡和引导的。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中国大陆的服装，总是要么一片蓝，要么一片灰的原因吧？ 后来呢？我很好奇的问。
当我跟随公公的足迹回顾历史时，正好是距中原突围六十周年的日子！六十年前的峥嵘岁月，毕竟是很远很远的事了。当年那些唱着《延水遥》的年轻战士，现在多已作古，昔人几何?尘封的岁月我们是否连他们的背景也难已望见？ 六十年后呢？ 又逢丙戌，又逢丙戌！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了。 不管是三军甲马不知数，抑或白骨似沙沙似雪，于我们后辈而言，都已是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了。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很怅然的事！
